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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學學神之路:我什麼都沒有,只有拚命努力的自己

本文作者韓思雨,衡水中學2016級畢業生,2016年河北聯考文科第7名,現就讀於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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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爾幹曾說過:“教育使一個人系統地社會化。”這句話非常正確。

教育,確實是我改變人生軌跡的第一步,也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我是在村里上的國小,只有幾間教室,操場就是一塊塵土漫天的空地。教室里桌椅是殘缺不全的,連粉筆也要節省著用。老師資源非常匱乏,大部分是村里上過中專的年輕教師。即便如此,一些教學水平高的老師還是會被上級抽調到縣、鄉等更高一級的機構教學。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身邊許多人外出打工,孩子也隨著他們向城鎮流動,農村學校的生源也銳減。從上一年級到上三年級,班裡的同學數量不斷減少,最後到四年級,就只剩下四個學生。周圍的私立學校管理嚴格,教學資源豐富,生活條件好,可是高額的費用把我阻擋在門外,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在經濟地位導向的今天恐怕無法實現。我不得不和另一個同學的轉入了縣裡的一所公立國小。很多時候我的學費是父母從親朋好友那裡借來的,我也一直接受國家給貧困學生的補助。

父親一直是我學習道路上的激勵者。他語重心長地告誡我:“第一,沒有其他的捷徑,教育是通往更好資源和更高平台的階梯;第二,精神上的怯弱比物質上的匱乏更可怕,人活著不能沒有上進心和志氣。第三,凡事追求第一,這是成功的最大保證。”我感謝父親。他沒有給家庭帶來優越的物質條件,但給了我積極向上、朝氣蓬勃的精神世界。

我的性別和社會地位曾是我接受教育的一大障礙。除了父母,身邊的人都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上學,應該早早相夫教子。母親上到高中就輟學了,深受其害的母親堅持讓我上學。一位同學的父親,某局局長,來我家做客時和不屑地告訴我:“以你的家庭條件,其實你不用這么辛苦,高處不勝寒啊。”

處於社會的弱勢地位,既然有著向上流動的機會——聯考制度,我沒有理由不好好學習。

轉學伊始,我的學習成績不是太好,然而家庭的責任和父親的叮囑讓我一刻也無法懈怠——也許這樣說非常不學神,但我還是要說,至少在那時候,責任和渴望的激勵遠大於學習的興趣或樂趣。有很多學弟學妹問過我,是怎么建立了對學習持久的興趣,其實我想說,一開始真的是責任——對自己負責,對家庭負責,對未來負責,然後慢慢變成了習慣。我們堅持一件事,如果能出於熱愛固然好,但是世界上沒有那么多恰好熱愛、恰好喜歡的東西;如果不能熱愛,那就請用責任堅持下去。

我當時總會在做完所有的作業之後才和小夥伴一起玩,每天堅持寫日記反思和約束自己。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不是很明白除數和被除數,有一位姓賈的老師,經驗豐富、教學嚴厲。她把我叫到到講台上用手擋住一部分數字,問我哪一個是除數,哪一個是被除數。我看著她銳利的眼神,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告訴她答案,竟然都對了。從此我的自信心增長了好多,逐漸趕上同學的步伐,不負父親的期望一直保持第一。

這所學校是一所寄宿學校,我這么小離開家自然不適應。但是,在學校期間,母親因為工作的緣故很少看望我,我會在別人家長來的時候充滿羨慕,自己在一旁偷偷抹眼淚。每當課前唱歌唱到“燭光里的媽媽”時,我的眼淚就嘩嘩往下流。想家是常有的事情,但毫無辦法的我開始自我心理調適,逐漸堅強起來。我是半個月回一次家,三十多公里的路程,都是爸爸騎著腳踏車來接我。我坐在后座上,看著吃力地蹬著腳踏車的父親,看著眼前慢慢掠過的風景,心裡在想我一定要好好學習,讓教育改變我現在社會底層的命運。

國小和國中我都是在我的縣裡念的,接觸的同學也是一個同質化的相似的社會群體。

首先是農民和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與周瀟筆下的農民工子弟“小子”十分相似。我們也希望能夠通過教育來改變自己的命運,但卻有著社會、制度以及自身的障礙,但是大多數人成績平平,有低有高,渴望優秀的成績又不希望付出努力,家庭的教育也沒有向他們極力滲透教育的重要性,我的很多同學在國中或者高中畢業後就去打工,最終走向了“階級再生產”的強大洪流。

另一類是更高層的社會階層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是政府公職人員、教師、上層企業家等。他們有著更好的教育機會,眼界和能力自是不一般。我的一個女同學從國小習奧數,數學成績在學校可謂傲視群雄。他們在學校一般都很努力學習,這和維持地位、聲望和權力的親職教育分不開。他們的家長很多時候拿我和自己的孩子比較,激勵著自己的孩子超過,這和前一種家長對自己孩子的教育漠不關心形成鮮明對比。家庭積攢的社會經濟和文化資本讓他們有著天然的優勢。而我,則是前者社會經濟地位和後者文化資本的結合。

我看到周圍的親友都在為生計奔波——是真正的為生計,為餬口,為一個月幾百上千塊錢辛苦奔忙——後來讀高中的時候,有個同學寫作文,說看到自己的父母為生計奔波,每月只能賺兩萬塊,我真是哭笑不得。

我不想“被動地面對教育制度,平靜地服從他們被社會化為唯唯諾諾的工人”。初三時,我的總成績在縣裡穩居第一,被衡水中學提前錄取,開啟了一段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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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中學是典型的科層制結構。不同年級之間會被分為不同的部門,每個年級有年級主任。老師也會按照學科和班級劃分為不同的小組一起進行教學,不同小組之間要進行教學評比。

老師分工明確,按教學成績來評定等級和職位。學生就是要每天按照老師的要求學習,在管理上相當於在學校等級的最下層。就像《1984》中的“老大哥”對民眾的監視一樣,我們的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監控之下。上課的時候會有專門的巡視老師,見到有同學“不專心學習”會記錄下來並計入量化。因此這裡有著各種“奇葩”的違紀行為,比如有同學上課轉頭看錶被記為“說話未遂”,女生揪頭髮被彈手……而且違紀是被具體到人的,一般會具體定位,比如“南後二左一”。一開始我們會覺得極其嚴苛,後來也習以為常,外在的壓力逐漸化為內在的自覺規範。

學習也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剛一進入衡水中學,我並不是太適應“生產鏈”式的教學方式。老師上課之前會發一張學案讓我們提前預習,上課的時候講學案,在各個學科的自習課上做作業。我每天的時間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的,從早上五點半起床到晚上十點睡覺,都有寫不完的作業、學案、自助。我出去接趟水的功夫,桌子上就鋪滿了一層卷子。當時的生活循規蹈矩,但是還是會有緊張和焦慮的。記得有一次,我寫完英語作業把卡塗錯了,英語老師非常生氣地找到我,讓我塗滿了整整十張卡。

每一次的作業、周測、月考、期考,我每時每刻都面臨著變動的成績,面臨自己身份的重新洗牌。在這裡,我們的“先賦角色”毫無用處,每個人關心的只是成績——我們靠自身努力獲得的“社會角色”。高一新入學,來自教育水平不高的小縣城的我並沒有優勢,第一次考試就考了五百多名(當時新生大約三千人)。

之後文理分班,受周圍老師和家長們“男生適合學理科,女生適合學文科”的觀點影響,同時相對而言我的文科確實好於理科,我進入文科班學習,成績也逐漸上升並穩定下來。因為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考試又頻繁得像是吃飯,每次考試都是一次“鏇轉門”,每個人不可避免地經歷著高峰和低谷,考得好的下一次不一定考好,考得不好的下一次不一定不好,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

對成績耿耿於懷的我們競爭極其激烈,每天十二點三十五還有沒有走的人繼續學習,吃飯兩三分鐘絕對解決問題,一下課會有一大群學生主動問老師問題,當然還有午休的時候冒著被記違紀的風險在看書……

每堂班會課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場“精神”的洗禮,班主任會用大量鼓舞人心的事例來教育我們潛心學習。班主任班會上介紹了一位考入北京大學的學姐的勵志故事,還讓我們把她的回憶錄貼在桌子上,每天晚自習的時候全班一起讀:“我是五三零班考入北京大學的×××,我真正的拼搏就是在高三。那個時候我知道自己已經沒有退路了,只能背水一戰……”教室里懸掛著“鯤鵬展翅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十二載潛心鑄劍,今朝及鋒而試”“勤學苦練,萬念歸一,血拚到底,我必成功”的大幅標語也在無形地暗示我們既然無法改變聯考體制,那么就只能借力成功。

同齡人的影響也是我能夠成功進入清華大學是一個重要因素。在我的身邊全部都是為了一個專一的目標甘願忍受艱辛的人。班級之間有著極為激烈的競爭——學習、衛生、跑操、紀律的評比。班級的榮譽將我們牢牢凝聚在一起,讓我們有著極高的群體認同感。同學之間互幫互助,分享學習經驗,交流學習心得。另一方面,我們之間的競爭也絲毫未減。同學之間進行著“趕工運動”,相互比著學。有一次是假期,但是全班同學全部自發在校自習,已經很晚了,班級里的同學沒有一個離開的,老師站在門口說到:“現在已經九點五十六了,你們怎么還不走?”這時沒有一個人抬頭。沉默了一會兒,一位同學站起來,說:“老師,十點才鎖門。”在這種學習的氛圍中,懈怠的消極思想也會被努力奮鬥的正能量所同化。同時,同時學校也會請來大量優秀的畢業生來做演講,和我們交流學習的方法和成功的經驗。這種社會和文化的資源讓我們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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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衡中幾乎是一個杜絕了雞血和逆襲的學校——將學習通過極佳的教學水平和標準而嚴苛的流程規定下來,只要拚命努力跟著做,一步一步內化提高,成績終究不會差。而我的學習經歷,其實也是這樣一個過程。

很多學弟學妹在找我諮詢高中生活的時候,都明顯地表現出對“逆襲”的渴望,我感到不能理解。逆襲本身就意味著之前一個不用功的過程,能逆襲成功固然好,可是為什麼非要這樣浪費時間?

馬克思曾說過:“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如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裡必須杜絕一切憂慮,如任何怯懦都無濟於事。”如果說在人生的前19年裡,我驕傲過什麼,那就是我從未怯懦,從未退縮,從未浪費時間,從未被任何困難打倒。

我的確有著比別人更低微的社會地位和更匱乏的社會資源,然而依然可以在這個相對公平的社會利用教育制度,改變自己的命運,從一個社會底層,努力奮鬥到與別人平起平坐。

因為我知道,在這個世界上,歸根到底,我什麼都沒有,只有拚命努力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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