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藍靛廠住的時候，附近有軍營，很早很早就會有軍號響起。冬季天黑，恍惚會覺得每一次響號都是在半夜，我也隨著那號聲起來，被父母推醒，凍得瑟瑟發抖。
朦朧中的軍號聲，空氣中的煤味，就是我在14年前關於北京冬天最初的印象。之所以要這麼早起床，是因為那時的體育課有一千米跑，中考也會有這一項。父親便陪我每天早起跑步，我常常睡眼惺忪地跑在藍靛廠荒涼的路上，一路上總是被父親拍腦袋叫我快點。
那時候穿的是雙星跑鞋，英文名叫Double Star。我第一次聽說Double Star的時候以為是Nike之類的名牌，但翻譯過來才知道就是雙星。那時候男生都穿雙星吧，班上只有那麼幾個總能穿名牌鞋的，上課的時候會把腳撐得很遠，褲腿也會擼得比旁人要高。他們那幾個的坐姿我到現在都記得，當初不明白他們為什麼總那麼崴著坐，現在想想大約就是那樣的原因。在那些街燈投不到的路上，我和父親往往是只聽到彼此的喘息和腳步。很多年以後，我在那麼多的黃昏陪著父親散步，都會記得當年的與父之路，想起那些年我的長跑總是滿分。
父親那時候是把全部的希望都壓注在我身上了。他從縣國稅局辭職下海到北京做生意，帶著妻子和兒子，家裡全部的現金給我交完贊助費就剩下一千了。很多人問我們當初為何那麼意氣，拋棄縣城的優渥，北漂來受苦。父母會說，怕孩子將來考上好學校卻供不起，怕考到好學校我們也不認得門。再說到根上，父母會說，因為讀書少，沒多想。
所以，當我第一次在北京上學數學考試才考了79分，父親在夜裡得知後摔門而出，立在院子外面，抽菸望著遠方，氣得夾煙的手都在顫抖，那是我見過的父親關於我的最失望的背影。父母是在我國小畢業時帶我來北京玩，玩了就沒回去。在天安門廣場，父親問一個撿瓶子的人一個月可以掙多少，那人說兩千。所以父親說，可以留下來，留下來撿破爛都能活。因為父親的工資當時才八百。現在大家都往公務員里擠，雖然說那時是下海浪潮的尾聲，可父親當時以優異的業績炒了公家的魷魚，還是震動鄉縣，以至於我們那個縣盛傳著謠言說我父親是到北京來販毒的，否則沒有任何邏輯可以解釋。販毒什麼的，聊供笑談吧，當初我們是連暖氣都燒不起，每天要砸冰出門的，晚上呵出的水蒸氣會把門死死封住，這個恐怕很少有人體驗過吧。第二年更是窮得過年只剩兩百塊錢，連老家都回不去。
但那個時候，終究沒餓死不是。我母親說北京人傻，吃鴨子就吃皮，留下個那麼多肉的大鴨架子就兩塊錢一個，所以母親就買鴨架子給我吃。我不記得自己吃了多少，母親說那時候蹲在門口就能吃下一整隻，她看著特別開心，但也總後悔說那時候沒給我補好，害我個頭沒有長得像舅舅那麼高。
母親還會買將死的泥鰍給我吃。她說泥鰍早上被販到菜場，顛簸得都會翻白肚子，看起來像死的，所以才賣一塊錢一斤。母親就把它們買回來，用涼水一衝不一會兒就都活了。
其實就是死魚又有什麼關係，幾十年前菜場買魚，能有幾條是活的？去年看《女人四十》，上面的母親買魚也是在等魚死，好像還趁賣家不注意使勁拍了那魚。要是這段子擱在相聲里聽會讓人大笑，我聽到也會哈哈大笑，但轉念就想到母親當初買將死的泥鰍。母親買回泥鰍會把它們收拾好，曬到屋頂上。每次見著都可以買，曬乾了就存在瓶子裡慢慢吃。
有一回母親穿拖鞋上屋頂，下來時滑到，大腳趾戳到鐵簸箕上，流了好多血。一連有一個月，我每幾天攙扶著母親到醫院去換敷藥，走過的那條四季青路，也是我同父親跑步的那條路。
那條路現在完全繁華了起來，一點當年的影子都找不到。當年那條路的樣子我也不記得，因為，要麼是在黎明之初有看過，要麼是挽著母親時經過。挽著母親的時候，我的心都像她腳一樣疼，哪裡會注意到周圍，於是一切關於那條路那個醫院的印象都集中在母親周圍的幾尺之內，其餘的都早已模糊。
當年住過的小屋，我卻記得清清楚楚，記得電飯鍋里的鍋巴香，記得書桌被熱鍋燙過的油漆味，還有後窗飄來的廁所味道。
家裡就兩張床，一張桌，一個電燈，一口鍋，最高級的電器是我學英語不得不用的步步高複讀機，那也是我們全家的娛樂工具，一家人吃了飯總能圍著它唱歌錄音。父親有時候出差，兩三月都不能回家，想他的時候我就抱著他的歌聲聽。有回半夜在外面的廁所里放，母親穿好大衣跑了出去，以為是丈夫回來了，卻發現我從廁所里出來抱著複讀機，她罵我神經病。還有次我踩翻了晾在電飯鍋里的開水，燙了一腳的泡，哇哇地哭，母親抱著我一個勁兒地哭，心肝寶貝地喊。那麼大的北京，好像就這麼一對母子，母親哭喊著，「真對不起，對不起，好好的幹嗎到北京受這份罪呢？要是在老家，哪裡會這樣燙著腳了。」那倒是真的，我們用電飯鍋煮開水，不就是為了省下一個熱得快的錢麼？
但憂患就是如此，會讓親愛的人抱得更緊。父親在日後與我的散步中曾對我說，那時他與母親的感情比新婚還要恩愛。有太多的夜晚，他們都會愁到失眠，但是可以相依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