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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麗絲·萊辛:苦難是人生的良緣

出生在伊朗東北部一個貧困家庭。父親做苦力,母親給人家幫傭,勉強維持著一家人的生存,所以剛剛出生,她就掉進了苦難里。

迫於生計,她六歲時隨父母移居到非洲的辛巴威,她在那裡入學,和黑皮膚的孩子成為同學和玩伴。她本應該無憂無慮地享受童年時光,但災難卻不期而至。12歲那年,她國小還沒有畢業,卻突然得了眼疾,她眼裡的世界一下子都模糊起來,就連書本上最大的字也看不清楚了。那天,母親帶著她離開校園時,她幾次回頭,也看不清曾經熟悉的老師和同學,她絕望地痛哭流涕。黑暗的世界裡,她每天在地獄般的孤寂與痛苦中苦苦掙扎。為了安慰她的情緒,母親每天晚上回來,都要給她講一些外面的見聞。白天,父母都出去做工了,沒有人來陪她,為了打發時光,她就把聽到的那些見聞編成許多感人的故事。沒想到,父母聽了她的故事後,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

16歲時,她的視力漸漸恢復了正常。看著家裡的窘境,她主動向父母要求出去做工,賺錢養家。她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電話接線員,每天從早到晚地工作,能賺到買一塊黑麵包的錢。一塊黑麵包,她也很滿足了,因為這就解決了全家的晚餐問題。但是好景不長,不久,她就因為接錯了一個重要電話而被解僱了。於是,她又開始四處尋找工作,最後,她給一個有錢人家的小孩做保姆,這是個不聽話的孩子,沒辦法,為了哄他高興,她就編各種各樣的故事講給他聽,直到有一天,孩子的父親偶然聽到了她的故事,這位博覽群書的男主人對她說:“你講的故事很精彩,出自哪本書呢?”她害羞地說是自己編出來的。男主人吃驚地對她說:“一定要把你的故事都記錄下來,有一天,你也許會成為作家呢。”這番話,對於16歲的她來說,不過是一句笑話罷了,因為她每天要面對的,還是貧窮的現實生活。

20歲時,她結婚生子了。她憧憬著,自己的人生之路,從此會鋪滿燦爛的陽光。但她沒想到,婚姻卻成了她生命中的一個劫。婚後第三年,那個她認為可以依靠的男人,突然銷聲匿跡了,他拿走了家裡所有的財物,扔下了三個幼子和支離破碎的家。想著茫茫的人生之路,她恐懼,心痛,她不知道自己的未來在哪裡。為了排遣苦悶,她又開始提起筆來寫被自己稱為故事的小說。寫小說,成了可以讓她逃避現實、排遣痛苦的方式。

31歲時,她發現自己實在無法養活三個年幼的兒子了。望著骨瘦如柴的孩子,她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離開貧困的辛巴威,到外面的世界尋找生機。她帶著孩子離開辛巴威,經南非開普敦搭乘客輪前往英國。萬里飄搖的輪船上,她兩手空空,囊空如洗。此時,她的全部家當只是背包中的一部反映非洲生活的小說草稿。

剛剛下船,問題就來了。沒有食物,沒有住處,孩子們嗷嗷待哺,她那顆母親的心如同刀割。她拿著自己唯一的籌碼——那部長篇小說的草稿到一些出版社去碰運氣,結果,她處處碰壁,受盡白眼和奚落。沒有人會相信,一個非洲來的流浪女人會寫出可以一讀的小說來。但她沒有別的路可走,她不敢放棄,因為這是自己和孩子們的唯一機會。在半個月的時間裡,她幾乎敲遍了倫敦所有出版社的大門,直到有一家出版社同意以《野草在歌唱》為題出版她的小說。

包括她自己,任何人也沒有想到,這部非洲題材的小說出版後竟吸引了無數讀者,整個倫敦出版界在一夜之間都認識了這位帶著三個孩子的年輕母親。

一部小說的成功,讓她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生活的方向——繼續寫故事,寫小說。童年以來的苦難與坎坷經歷,都成了她創作故事的素材。貧苦的出身,使她對弱者有著天然的親近與同情;對人性的深切關注,又使她以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勤奮寫作。結果,她在寫作的道路上一發而不可收,結出了累累碩果。

從1952年開始,她用17年的時間,創作發表了《暴力的孩子們》《金色筆記》等多部長篇小說。她的作品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但與此同時,一些詆毀和攻擊也如風暴般襲來,有些人說她的小說是狹隘思維與偏激思想的混合物,有些人乾脆說那是垃圾。她寵辱不驚,唾面自乾,埋著頭繼續寫自己的小說。她相信,只要堅持著筆耕不輟,總有一天,人們會理解自己的那些故事,並喜歡這些故事。

時光荏苒,在文字中耕耘的她由少婦變成了老婦,又由老婦熬成了耄耋的白髮老婆婆。有一天,當她去超市購買生活用品回來時,看到自家門口擠滿了帶著攝像機的人。她好奇地問那些人:“你們是要在這裡拍外景劇嗎?”這些人就告訴她:“你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這位白髮老婆婆聽了後,卻面無表情,而人們則呼喊著她的名字:多麗絲·萊辛。

瑞典文學院的頒獎公告中這樣寫道:“她用懷疑、熱情、構想的力量來審視一個分裂的文明,以及她那史詩性的女性經歷。”

這一天,距離萊辛88歲生日還有11天,她是目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最高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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