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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一個路遙就夠了

1966年,路遙考上了西安石油化工學校。但這一年文革開始,高校停止招生,他不得不留在延川中學參加文革。

他從一個農村青年,搖身一變,成了學校造反派“紅四野”的頭頭。他給自己刻了個斗大的印章,帶著一撥兒頭腦發熱、精力過剩的小青年,在城裡呼嘯而過,搶了延川縣武裝部的武器,砸了縣銀行的大門。

這些激進、冒進行為多少釋放了他長期以來被壓抑的自卑、屈辱情緒。但這也成了日後反噬他的“原罪”。

路遙,1949年生於陝北清澗縣王家堡村,家人給他取名“王衛國”。到他八歲那年,家裡又添了弟妹三人,一貧如洗。

1957年深秋的一天,父親說帶他去延川縣郭家村的伯父家走親戚。母親一早特地給他穿了新布鞋。走了整整兩天,腳磨出了血泡,終於到了伯父家。歇腳之後,父親說第二天一早要去縣上趕集,下午就回。八歲的孩子已經很會裝糊塗。第二天他早早起來,躲在一棵老樹後,看著晨霧中的父親夾著包袱,像小偷一樣遛出村,過了河,上了公路……他的眼淚刷刷往下流,幾乎在一夜之間,他把自己從一個八歲的孩子拉扯成了一個大人。

他個性獨立,有主見,不顧伯父母的反對,在同學有限的資助下上了國中。食堂的一伙食分甲、乙、丙三個等級,幹部子弟們吃甲菜,他常常連丙菜都吃不起。在一個敏感的十多歲孩子的眼裡,他目力所及的世界是懸殊分化的。

他常常餓得發瘋,絕望,飛奔至野外找野雀蛋和能吃的野生果子和植物。

這種刻骨銘心的飢餓感和匱乏感,像一個巨大的黑洞,需要餘生用超乎想像的能量去滿足和填補。

《路遙傳》的作者厚夫說,“這種飢餓感是尾隨路遙一輩子的老狼。”

1968年,延川縣革委會成立,19歲的王衛國擔任延川縣革委會副主任的要職。但很快,隨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一紙號令,他的人生再次被改寫。

年底的12月12日,他帶著一本紅寶書、一把老钁頭,一塊新牡羊肚毛巾和簡單的生活用品回到了家——郭家村劉家屹嶗大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村里書記同情這個心氣高的孩子,1969年冬,將他選送到“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延川縣百貨公司開展路線教育。

在此期間,他與北京知青林虹陷入熱戀。林虹來自清華附中,漂亮,出眾,是文藝骨幹。他們在下雪天一起延著河床散步,唱《三套車》和《拖拉機手之歌》。因為林虹,王衛國開始喜歡穿紅色衣服,曾取筆名“纓依紅”,後改為“路遙”。

1970年春,全國開始自上而下整肅造反派,路遙涉嫌在武鬥中打死對立造反派“紅總司”頭頭白正基。不久,他收到了林虹的絕交信和退回的提花被面。

愛情露出崢嶸、斑駁的底色。

在一天夜裡,他走到郭家村的一個水潭,但最後“不僅沒有跳下去,反而在內心喚起了一種對生活更加深沉的愛戀。最後輕輕地折轉身,索性摸到一個老光棍的瓜地里,偷著吃了好幾個甜瓜。”那一刻仿佛神跡顯現,痛苦像灰霾一樣散去,食物暫時療愈了內心。

在林虹之前,有延川本地的姑娘曾向他表白。他支吾道,我其實是農民、地里的活十有八九不會幹。姑娘率性地說:地里的活都由我去乾,你在家裡待著。把他驚得啞口無言,慌不擇路離開。

路遙後來和朋友、作家海波談到婚姻,海波問他:為何不找個本地姑娘,知根底,有挑揀?他有點生氣:“哪一個本地女子有能力供我上大學?不上大學怎么出去?就這樣一輩子在農村漚著嗎?”

路遙將自己的婚戀觀投射進小說《人生》里。高加林雖然心底深愛著劉巧珍,但為擺脫命運,仍選擇了幹部家庭出身的黃亞萍。

失戀之後,路遙跑到好友曹谷溪那裡痛哭了一場。

曹谷溪大路遙八歲,延川縣小有名氣的詩人,文革時因支持“紅總司”,被路遙派人抓進監獄。後兩人握手言和。

1970年夏,曹谷溪以路線教育積極分子的名額,調路遙到通訊組培訓。在通訊組,路遙遇見了日後的妻子林達。林達性格單純,文筆好。其父親是歸國華僑,曾擔任廖承志秘書。與路遙戀愛後,林達特地去見了與她從小一個大院長大的林虹,據說林虹大哭一場。

1973年夏天,各公社開始向高校推薦工農兵大學生。路遙再次因為“白振基”案,先後被北師大和陝西師大中文系拒絕。在延川縣文教局和縣委的努力下,重新核查此案,證明白振基在4月18日早上已死亡,與路遙無關。

1973年秋,路遙得以推遲一周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他個頭不高,看著敦實厚道。入學那天,他穿一身半新不舊的灰色長制服,挎黃帆布背包,“匈奴須”被仔細刮掉,臉青亮青亮的,嘴角透著微笑。他憑出色的組織能力,全票當選班長。

林達每月38塊的工資,大部分支援了路遙,剩下的維持自己簡樸的日常生活。在後來路遙病危時,許多人雖然對林達心有指摘,但從未有人懷疑她這一生為路遙做過的犧牲。

1977年路遙畢業,留在《陝西文藝》(後來的《延河》雜誌)當編輯。林達在延川縣委宣傳部任幹事。

一年後,1978年1月25日,兩人結婚。婚房設在縣委宣傳部辦公室,一張雙人床,兩床新被子,窯洞門口貼個“喜”字。路遙穿了件藍衣服,戴頂藍帽子,兩人扭扭捏捏,隔得老遠。1979年,女兒路遠降生。

這時候的陝西作家群,人人都憋著股子勁兒,要拿出好作品來。

1978年,賈平凹的《滿月兒》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1979年陳忠實的《信任》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立身篇》獲1980年飛天文學獎。

那時的路遙很苦惱,“想要突圍”。他於1978年寫的否定文革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兩年間被所有刊物退稿。

在最後投《當代》時,路遙對朋友說,“如果再被退稿,就一燒了之”。但沒多久,他就收到《當代》打來的、邀他去北京改稿的電話。

小說《驚心》在《當代》1980年第三期頭條刊發。之後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1979-1980年度《當代》文學榮譽獎。

《延河》詩人聞頻回憶,一個禮拜天,路遙從前院急促進來,手裡拿著一封電報,一進門便喊:我獲獎了!說著撲過來,緊緊擁抱了他。

1981年夏,路遙住在陝北甘泉縣招待所寫作最重要的小說之一——《人生》,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晝夜不分,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潰爛,深更半夜在招待所內轉圈,以致招待所的人懷疑他神經錯亂。

路遙喜歡把自己投入這種如同煉獄一般的情境,他認為“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把身體和心都放得低低的,把生命填得滿谷滿倉,富饒豐盈,這是他的基本人生觀。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令人頭疼的事。路遙父親砍了公路邊的樹,被清澗縣公安局抓到拘留所。其實也是公家人欺負他家在“門外”不站人。路遙輾轉託好幾層關係向清澗縣委書記說情,路遙父親才得以釋放。

權力,在城鄉現實里所顯示出的無往而不利的實用屬性,以及底層農民對它的垂涎膜拜,深深地植根在路遙的精神里,多少影響了他後來的一些行為。

僅二十多天后,《人生》完稿。路遙特地到陝北著名的道教聖地白雲山道觀中抽了一簽,顯示“鶴鳴九霄”,大吉。

《人生》在《收穫》雜誌1982年第3期頭條刊發。中國青年出版社於1982年11月推出單行本。火爆程度超出想像。

出版社首次印刷13萬,很快脫銷。第二版12.5萬,一年後加印7200冊,總數將近26萬冊。

讀者來信雪片般飛來,七八個電視台要改電視劇,傳達室的的電話都要被打爆了,路遙常常剛接完電話回到家中,一隻腳還沒落定,又要轉身接下一個電話。年輕人把他奉為“人生導師”,一些失意青年,規定他必須趕幾月幾日前寫信開導他們,否則就要死給他看。

1983年,小說獲中國作協的“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

因創作成績突出,1983年,路遙成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駐會專業作家。

1985年3月,36歲的路遙,與賈平凹、陳忠實、楊韋昕一起,當選為中國作協陝西分會副主席。

但是,路遙的生活窘迫也超出人的想像。他窮得叮噹響,湊不齊去北京領獎的路費。

路遙好煙,而且抽好煙,每天兩包。一百多塊錢的工資有時還不夠他的煙錢。再加上還要接濟農村的窮親戚,贍養農村的兩雙父母,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海波曾問他,為什么不降低煙的檔次?路遙不同意,認為抽好煙不是生理上的需要,是心理上的需要。不是為了打腫臉充胖子,而是為了營造一種相對莊嚴的心情。

《路遙傳》的作者厚夫認為,抽好煙,“有扞衛其強大自尊心的一面,這毫無疑問”。

最後,領獎日期臨近,弟弟王天樂在外借了500元,火速趕到西安火車站,送給焦急等待的路遙。

1983年春夏之交,路遙已經功成名就時,他決心再次把自己投進“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寫一部浩瀚的長篇小說。

經過兩年的前期資料儲備,1985年秋,路遙帶兩大箱書籍和資料,十幾條香菸,兩罐雀巢咖啡,到銅川礦務局的煤礦醫院開始寫稿。在弟弟的張羅下,礦醫院為他安排了一間用小會議室改成的工作室,一張桌子,一張床,一個小櫃,還有一些塑膠沙發。

礦上生活艱苦,沒有蔬菜,雞蛋,豆腐都難買到。路遙中午起床吃饅頭、米湯和鹹菜。晚上有時吃點麵條。

12月上旬,完成第一部的初稿。路遙懷抱著二十多萬字的手稿,趕在元旦之前回家看望女兒路遠。他與妻子林達的夫妻關係已是強弩之末。兩人無論家庭背景,還是生活習慣、思維方式都差得太遠。

許是小時候遭受的飢餓之苦仍在心頭作祟,他在物質上對女兒絕不剋扣,女兒要啥,他就買啥。

他曾借錢女兒買了一架很貴的鋼琴,但最後也沒用上,只得擱在家裡的角落。女兒春遊要吃三明治,他跑遍了西安,最後在凱悅酒店花60元買了兩塊。這意味著一個大學畢業生兩個月的工資。“它該不會是金子做的吧?”看見的同事問。

1986年初,路遙把第一部初稿給了《當代》分管西北五省稿件的青年編輯周昌義。周昌義後來回憶,他在西安期間,常有人問:看路遙的稿子吧?神色古怪。

“好似許多人都不看好路遙的這部稿子,似乎都不相信路遙在《人生》之後,還能寫出更好的東西”。

但事實上,周昌義也不覺得這是一部好小說。沒有懸念,沒有意外,還沒來得及感動,就讀不下去了。

之後,作家出版社也退了稿。

1980年代中期,是現代主義橫行,現實主義自卑的時代,要不寫點魔幻現實主義,意識流,象徵主義,黑色幽默,仿佛就沒有資格談論文學。

路遙悲憤對王天樂說,難道托爾斯泰、曹雪芹、柳青等一夜之間就變成這些小子的學生了嗎?

最後,《平凡的世界》第一部於1986年11月由不那么主流的《花城》第6期全文刊發,12月,由文聯公司出版。

1987年夏,等到路遙寫完第二部,因為內部意見分歧很大,《花城》也不願發了。轉由更為邊緣的《黃河》雜誌刊發。

這時,他的身體已經完全垮了,像“彈簧整個地被扯斷”,只能用腿、膝蓋的微小力量,跪在地板上把散亂的稿頁和材料收拾起來。每吸一口氣都特別艱難,要動員全身全部殘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坐下,就睡著了,打雄偉的呼嚕。

在一次突然大吐血之後,王天樂陪他急往醫院檢查,結果是,必須立刻停止工作,才能延續生命。

但路遙並不這么想。他去了趟榆林,找一位曾給王震、陳永貴看過病的老中醫張鵬舉。

經過張鵬舉的調理,病情稍微好些之後,1987年10月下旬,路遙又開始了第三部的創作。

朋友白描說,路遙要強的心性不容許自己給人病懨懨虛弱的印象,因此他不願向外人宣示自己的病情,甚至自己也不敢承認。

厚夫則說:“他怕像曹雪芹、柳青一樣留下半部書,留下人生的遺憾。”他同時認為,路遙的身上有一種“殉道”的悲劇精神。

弟弟王天樂在路遙人生最艱難的時刻一直陪在他身邊,路遙去世後,他寫了一篇文章,名為“苦難是他永恆的伴侶”。

苦難、殉道、“牛馬般的勞動”,這是路遙為自己設定的人生。在貧瘠土地上出生的孩子的內心,需要一種崇高的、悲劇性、毀滅性的力量,照亮和燃燒自己。

路遙也改變了弟弟王天樂的命運。他寫作成名之後,將勤奮、有思想的弟弟招到銅川礦務局當採煤工人,又把他調到《延安日報》當記者。

“田曉霞死了”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的創作地點在榆林賓館,條件比之前強很多,能吃到豐盛的飯菜,還能洗熱水澡。

他幾乎完全忘記了自己。

有一天,正在洛川縣採訪的王天樂突然接到《延安日報》社轉來的電話,讓他速去榆林。洛川離榆林三百公里左右,需要一天時間才能趕到。等王天樂心急火燎趕到,路遙哭著對他說,田曉霞去世了。王天樂愣了半天才反應過來,田是作品中的人物,孫少平的女朋友。他又急又氣,劈頭蓋臉數落了路遙一頓。

又一次王在黃河壺口採訪,路遙的電話又追來。原來是他的咖啡和煙用完了。文聯出版公司再也不能給他預支稿費了,手頭一分錢沒有,又不能找人代買。王天樂只好托朋友找到榆林的一位領導。領導很熱情,先拿來十條“恭賀新禧”,五瓶咖啡,並叮囑每月送一次,經費由榆林財政出。

1988年1月27日,路遙完成《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

兩個月後,1988年3月27日中午12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首播《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編輯葉詠梅是在一年前坐電車時偶遇路遙,才拿到了這本書。葉詠梅不知他的病情,根據播出需要,要求他在6月1日之前,交第三部的成稿。

路遙決定到他的風水寶地,《人生》的寫作地——甘泉,完成他第三部最後的定稿工作。

5月25日,離最後期限還有五天,他的神經高度緊張,一寫字手就抖得像篩糠,腿不停抽筋,常常從夢裡驚醒,心臟劇烈搏動,跟隨時會昏過去一樣。

寫完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筆從視窗扔了出去。走到衛生間的鏡子前,看著蒼老消瘦的自己,淚流滿面。

6月1日,路遙在王天樂陪伴下到北京,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送第三部的小說稿。那裡已經堆積了近兩千封觀眾來信。

雖然《平凡的世界》不斷地受到評論界的質疑,但它受到了大眾前所未有的歡迎。

1991年初,作家白燁提前得知茅盾文學獎的評獎結果,他馬上去給路遙打電報:“大作獲獎,已成定局”。

當天下午,路遙在家裡坐臥不安,總覺得有什么事,便到作協院子裡溜達,走到門房,看見門口的信插里有一封電報,覺得可能跟自己有關,拿到手上一看,正是白燁發來的喜報。

他興奮得要跳起來,第一時間找到王天樂,告訴他獲獎了,排名第一。兩人半天說不出話來。

此時,除了女兒,他幾乎一無所有了。

早在路遙寫完第二部,身體面臨崩盤之時,妻子林達就已提出離婚。王天樂也勸他結束有名無實的婚姻,但路遙以女兒為由沒有同意。

199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揭曉矛盾文學獎的結果。中央電視台新聞中心委託陝西電視台新聞部,採制一條反映路遙深入生活的三分鐘新聞片,供《新聞聯播》播出。

身無分文的路遙再次借到了去北京領獎的路費,但到北京得請客,還要買一百套《平凡的世界》送人。王天樂湊齊了五千元趕到火車站,憤憤地說:今後不要再獲什么獎了,如果拿了諾貝爾獎,我可給你找不來外匯。路遙咬牙:“日他媽的文學!”

拿獎之後回到西安,賈平凹來向他慶祝。他說,你猜我在台上想啥?賈說:想啥哩?他說:我把他們都踩在腳下了!

賈平凹說,“他是一個強人。強人的身上有他比一般人的優秀處,也有被一般人不可理解處。他大氣,也霸道,他痛快豪爽,也使勁用狠,他讓你尊敬也讓你畏懼。”

1992年元月,中國作協陝西分會面臨換屆,路遙是擬定的主席人選。

他跟朋友們敞闊地聊天,到興頭上,信誓旦旦:作協要成立一個公司,五個委員會,每年搞一次大獎賽,報名費就能掙不少。

朋友們問及下一部作品,他看了朋友一眼,一字一句地說:你小看我,這次,我不僅要在國內獲獎,還要拿國際大獎。

也有不可對人言的難堪處。他與妻子林達已達成離婚協定,林達放棄一切回北京聯繫工作調動。

7月,女兒路遠國小畢業,被林達接到北京外婆家過暑假。路遙開始裝修作協新批給他的一套新居,自己搬到對門的朋友家住。這一段時間,人們常看見他坐在作協門口的破藤椅上昏睡。

8月6日,他帶了幾件衣服、簡單的洗漱用品和作協會員證坐火車到他熟悉的延安,肝疼劇烈,病倒在延安賓館。

8月12日,路遙住進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傳染科18床,檢查結果為,肝硬化腹水,伴有黃疸。延安宣傳部認為必須要向作協通告病情,但路遙堅持保密。陝西省委在7月份已正式擬任他為作協陝西分會主席,但結果還沒有最後公布。

但訊息傳開,省委很快派人來,安排他住進省城的西京醫院肝病治療中心。厚夫曾去醫院探望,見他又瘦又小,滿臉焦黑,在病床上蜷曲著,像一堆燃過了旺火的焦炭。妻子林達已在北京的中國新聞社上班。

雖然有醫院的全力搶救,1992年11月17日早晨8點20分,路遙去世,享年43歲。林達於18日晚飛回西安,處理丈夫的後事。

賈平凹說:“他是一個優秀的作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個氣勢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乾渴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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