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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下,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2015年7月下旬,回湖南老家看望老人,前後正好一周,天氣炎熱,每日不過就是在家閒坐打發時光,間有人來聊天,儘量把來訪者當成一個訪談對象,往往一談就是數小時,偶爾也到鄰居家坐坐,所到之處,都自覺當作一次調查,每日略作筆記,回錫後,根據筆記,稍加整理如下,算是回鄉散記。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自然村落,在我的記憶里,曾經是人口繁盛,百業興旺,老有所養,幼有所樂,雖然物質生活還是很艱苦,但因為剛剛實行責任制,大家都滿懷希望,認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煥發,做起事來,勁頭十足,認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這次回家,在村子裡所感受到的,似乎並沒有這種充滿希望的朝氣,倒是處處顯出暮氣沉沉,雖然物質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幸福感並不強烈,尤其是展望未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多是不確定的陰霾。

在老人的幫助下,回憶了三十年前的人口,也就是1985年左右,剛分產到戶不久的時候,村子裡的人口,一共是132人,這些人中,老中青搭配合理,尤其是青年一代人,所占比例差不多是半壁江山,所以,那時感覺未來光明無限。(一個小的自然村,整個行政村將近一千人。)

而目前的人口,按照在村子裡有田地的來算,排除通過聯考等渠道出去而穩定在城市生活下來的人,是126人,但長期居住在村子裡的,只有54人,而這54人中,基本以老幼為主,如果只算成年人,那么在村子裡的成年人的平均年齡,超過60歲,也就就是說,基本都是老人,至少是年紀不合適在外打工的人。另外的72人,絕大部分都到了廣東、上海、天津等地打工,其餘的,有兩家在附近鎮上做生意,有一家已經是國家工作人員,徹底脫離了村子,但還是在村子裡有田地,享受國家的直接補貼,還有一家在河南穩定下來,從來沒有回過鄉,但似乎還是有回家的打算,因為村子裡集資拉自來水,這家還是參與了集資。(還有兩家是通過了聯考的獨木橋,遠遠的在城市裡安了家)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們談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輩,既使無可奈何,也是習慣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輩,不過是暫時寄托在這裡罷了,待到十五六歲,也就開始東南飛了。外出的人,有的寄希望於回家養老,所以一般都利用多年的積蓄,蓋了個房子在村子裡,還有一部分,尤其是80後的一代,已經連回家養老的念頭都沒有了,利用幾代人的積蓄,在縣城,甚至在自己的鎮上,買了套小小的住房,有的還只是可以住三十年的廉租房。鄉下,確實已經不是衣錦還鄉的去處了。

因為勞力限制,村莊裡的耕種方式,這些年來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一是水田當旱地種。插秧割稻,沒有幾個勞力是難以完成的,請人幫助犁水田,或者插秧,一天要120到150元的人工費,還不大容易請到合適的人,於是逐步都改為種玉米,全村的水田,插秧的面積不到十分之一。問及吃飯的問題,都說種一季水稻後,可以管吃兩年甚至三年,不足的時候,就到鎮上買點來吃。顯然,人口的減少,吃飯問題已經更容易解決了。

二是旱地的種植方式,已經全靠除草劑和農藥了,過去都是犁地,鋤草,現在都不用了,但這樣連續多年種植下去,田地退化,土質板結,種上的莊稼更容易發生自然死亡之類的疾病,產量大減。老人們都自我解嘲:這哪裡是種地啊。他們也深知這種方式不可持續,但沒有勞力,又有什么辦法呢?

三是種上茶葉或者油茶。採取簡單的方法種旱地,也已經力不從心,就採取一種更省力的方法,種上茶葉或油茶,表示這田地還有主人,不可變為大家的牛馬場。至於茶葉今後的市場需求,甚至是否能夠把茶葉采出來,都沒有來得及考慮,與其說是種植經濟作物,不如說是因為種不了,又不願意被他人占用,採取的一種暫時占田的辦法。

四是田地周圍的樹木開始吞噬農田。因為人口越來越少,加上現在飼養豬的方式就是吃飼料,不需要柴火,甚至燒飯也都用上了沼氣,而建築用材也基本停止,因為蓋房子的高潮已經過去。於是田地周圍的樹木肆意生長,農田往往成為一個個的林中小洞,結果是莊稼的光照不足,林中各種大小動物開始與人爭奪糧食,小則松鼠、鳥雀慢慢的侵占,大則有野豬成片的蹂躪。

目前還有老一輩的村民苦苦支撐,往後的發展,基本可以斷定,年輕人不會種地了,自然和人爭奪田地的較量,將會以自然的勝利而告終。當然,人退林進,也未必不是好事,但村莊的衰落,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實行責任制初期的一代人,當時基本都是三十幾、四十幾歲,到如今,都已經是七十開外的人了,這一代人,早期經歷了大集體時代,辛苦操勞還無所獲,半飢半飽的過日子,子女眾多,更是艱難度日,後期經歷了改革與分田到戶的責任制,感覺自己的勞動回報很直接,很有保障,就胼手砥足,起早貪黑,為自己的那個富裕夢想而竭盡全力,所以,這一代人是最辛苦、勤勞的一代人。

勞動慣了,也就成為一種習慣,成為一種生活,長期習慣的生活,是難以短時間內改變的。村子裡六七十多歲的老人,很少坐在家裡享福,只要有最後一點力氣,都是堅持勞作,認為白日閒過,就是一種罪過。子女輩將孫輩留在家裡,爺爺奶奶輩再次充當一次父母輩,一把屎一把尿的帶兩三歲的小孩,接著就是上幼稚園,來回七八里路的山路,不擇寒暑,每天跑兩次,待到大一點,到鎮上上學,奶奶們又合租一個小房子,算是陪讀,並且,把孩子一送進學校,馬上去找各種副業來做,只要能夠賺幾個錢,什么都願意做。村子裡的莊稼,也就是這些老人們種出來的,單獨一個七十歲的老太太,種上二十斤玉米種的玉米,也並不是什么稀罕事。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連三地,這一輩人開始凋零,大多都是勞動到最後,也就撒手西去,長期臥床的,少有,大概對於勤勞的人們來說,不能勞動了,也就自認為走到了頭,甚至對住醫院都持排斥的態度,認為是浪費了錢。更有少數老人,因為沒有子女照顧,或者照顧質量太差,乾脆自我做了了斷!誰說農民不理性呢?城市裡的人,還為了最後延續幾天生命,不惜高昂的醫療費,往往也只能維持一種質量很差的生命。但鄉村老人的這種理性,卻還是讓人在感情上難以接受,雖然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是不得已的選擇,但作為旁觀者,還是為他們惋惜。

一座座新墳的出現,直觀見證了一代人成為過去,他們在此勞碌了一輩子,最終發現後繼無人,自己辛勤開墾出來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樹木逐漸吞噬,他們心中的理想家園,不再是後輩們眷顧的處所,甚至有的墳頭,也難得有人來燒一柱香了。

與村子裡一位四十六歲的中年男人聊天,他告訴我:今年過完年就不想出去打工了,但在家忙過一陣後,發現還是難得找到錢,於是又勉強出去找事做,還是去深圳,但是發現工作不好找,年紀漸長,技術有限,於是只能找到又苦又累,工資還少的事情,前些天太熱了,就又匆匆回家了,說不想再出去了。

這是一個處於臨界狀態的人,正在回家還是繼續打工之間徘徊,兩邊都感覺是雞肋,都沒有多少好事情了。其實,這正是第一代打工者的最終結局,年輕時候的精力與聰明才智,已經奉獻給了城市,像一根甘蔗一樣,被城市咀嚼過一遍後,汁水留在了城市,這個渣滓,最終難以在城市停留,大部分都還得回到生養他得這片土地上來。他們目前的年齡,大約在四十到五十五歲之間,因為這一代人所處的時代,大學教育還是精英教育,按照現在的大學入學水準,他們中很多都是可以上大學的,所以,這些人中,並不乏一些具有聰明才智的人,但時代弄人,他們並未獲得多少成功,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

為此,大部分都還是做了些準備的。利用多年打工的一點積蓄,差不多都回鄉蓋了個房子,雖然一律都是用水泥磚直接搭成,沒有鋼筋,沒有柱子,但只要不發生地震之類的地質災害,這樣的房子大概還是可以住上幾十年的。田地雖不少,但對這一輩人已經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早早的就吩咐家裡的老人幫助種上了茶葉之類的經濟作物,意思是回家後也不打算插秧種玉米了。他們的上一輩,把田地視為珍寶,甚至不惜與鄰人大動干戈,到他們這一輩,只把田地當雞肋,他們的下一輩,更是沒把眼睛往這裡瞅了。

想像一下,老一輩已經凋謝,這一輩回歸鄉村,對種田缺乏激情,下一輩不會做回歸打算,將是一副什么樣的鄉村景象?或許還是像現在一樣,又帶著他們的孫輩,繼續艱苦討生活?沒有了那份忍受艱苦的耐力,他們的子女輩能夠贍養他們?從當前的趨勢來看,是做不到的,因為教育的缺失,不願意回歸的這一代人,其實也很難在城市立足,從在鎮上買廉租房的這些年輕人身上,看不到他們贍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父母的能力。

我們總是宗教式的把希望寄托在後輩身上,對於已經開始陸續外出打工的年青一代,是否能夠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實這取決於他們的教育狀況與自己的精神狀態,當然還有大環境的機遇。從村子裡的一些小青年來看(九十年代及其後出生),雖然情形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前途似乎並不光明。

首先是所受教育欠佳。大部分青年,都是父母在外打工,由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帶大,隔代教育,雖然物質上得到了基本的保證,但學業多荒疏,爺爺輩與學校基本沒有聯繫,更談不上家庭與學校的有機配合了,於是多數國中不能畢業,少數國中畢業者,只能進職業技術學校,而作為山村的孩子,一進縣城,儼然一個大世界,就只知道玩耍,唯有與外在打工的父母聯繫,索取生活費,手腳也開始大了起來,當越來越不能滿足其鋪張的生活時,就輟學了事,或者到處混,或者到外面的城市打工。

其次是吃苦耐勞精神不再。若果說第一代打工者還有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一面,可在第二代打工者身上,已經難以發現這些良好的品質,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傻,畢竟,他們並未經歷他們父輩曾經經歷過的苦日子。但他們的教育與閱歷,決定了並不能輕鬆賺錢,開支與收入相抵,並不能有所積累。又對鄉下的生活,橫豎不習慣,鐵定了心不再回到鄉下種地,事實上也已經全然沒了種地的經驗,於是以談朋友、結婚為名,裹脅父母甚至爺爺輩,傾其積蓄,在鎮上甚至縣城買得一套小房子,以為這樣就成了城裡人。將鄉村僅有的一點資源,悉數灌溉了城市建設,自己沒有經濟來源,住上樓以後,將何以為生?

徘徊於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穩定群體。如果說第一代打工者最終將回歸鄉村,那么第二代打工者將是既融入不了城市,又回不了鄉村的一代,雖然這一代也會分化,積極的會漸漸融入城市,消極的會退回鄉村,但主流還是徘徊於城鄉之間,他們是一個不穩定的群體。從村子裡的青年就可以看出,有的成了混混,有的輾轉開店而終無所成。而這些混混和失敗者的代價,都需要鄉村來承擔,直接地說,外面無以為生,還是找自己的父母甚至爺爺輩哭窮求助,間接地說,這些在鎮上遊手好閒,或者開店跑車的人,還是從鄉下父老的口袋中賺錢,甚至無所不用其極,採取欺詐哄騙的方式,榨取鄉下老實人的那點勞動果實。親眼見過有小青年冒充即將上大學的學生,兜售蜂蜜,一瓶不過40元的蜂蜜,硬是賣到150元,各種偽劣產品的下鄉,也是這些人子弟回報鄉里的結果。

總的趨勢是,人口回流將越來越少,費孝通主張的落葉歸根的良性循環的鄉村,始終不可得。少數優秀分子通過聯考等渠道一去不復返,年輕一代雖難以進城,還是勉強賴在城市,不願返鄉。鄉村的發展,後繼無人,沒有人的鄉村,只有衰敗,只有重新回歸自然。

在傳統鄉村社會,人口幾乎沒有流動性,人們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形成了費孝通先生所講的鄉土社會,雖然物質不夠豐富,但社會有序,人與人之間,家庭與家庭之間,雖然也起干戈,但絕大多數時候,都處於運轉良好的狀態,畢竟,在一個熟人的社會裡,壞人並沒有多少便宜可得,名聲不佳,也往往不受人待見。在此平衡中,良風美俗成為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使鄉村的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也使人們的生活富有意義,對未來心中有數。但當前的農村,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的良風美俗,若不是還有一些古樸的老人支撐,可能就已經蕩滌乾淨了。

孝道堪憂。一天與一位寡居的老太太聊天,談及子女們的孝順,她不禁潸然淚下,一口氣講了很多:我一年到頭,辛辛苦苦種了又收,得到幾千斤玉米,又買飼料和了玉米一起餵豬,一年還掙個萬多塊錢,我把錢都存在女兒那裡,她用我的錢都還了債,但說今後會都給我的。大兒子回來後,從不給我什么,雖然名義上是他負責贍養我,一回來倒是逼問我的錢哪裡去了,動不動就要找我借錢,也給他借了些,可還是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認為我偏了心,把錢都給了他弟弟妹妹。媳婦總是吵,回家就到處找。是啊,他們應該有錢,自己在外面承包工程,光工程機械就花了多少萬,可是回家就只找我借錢,再就是背臘肉出去吃。

在農村,老一輩和他們的下一輩之間,確實有著空間上的隔離,要盡孝道,基本談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歲了。能夠相忘於江湖,對於老人來說,也並不是什么難事,可惜的是,子女輩還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點點財產,總認為自己從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問自己為老人做了什么。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願意老人一起居住,認為不乾淨,在屋旁另築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棲身之所,老人偶爾大到正房裡走走,還引得媳婦的大罵,甚至拳腳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腳印在家裡。參加村子的喪禮,見子女在棺材前後,並無戚容,只是當作一個尋常事來辦罷了。

兩性關係混亂。過去的鄉土社會,男女有別,夫妻之間雖然沒有多少浪漫的愛情可言,但相近如賓,互相有底線,倒是很平常的。但現在的村子裡,從談話中可以知道,中青年們,男女之間的關係已經很混亂。中年男女,因為人口流動關係,夫妻天各一方的,已經很普遍,但留守的一部分人,雖然有鄉村人言之畏,還是不願意難為自己,兩兩湊對的不在少數,更有甚者,部分稍有姿色的中年婦女,還把那有限的殘山剩水當作資源,使得一些男人們圍繞著團團轉。而在外打工的一部分人,少了鄉土社會中的人言之畏,更是隨便。而小青年們,自小因為父母外出,教育失調,在兩性關係上,亦難健全,於是有十六七歲就私奔,過幾天在外混不下去又回來的,有十六七歲就開始墮胎,甚至三番五次而無休止的,而男人則又是不同的男人。急劇變遷中,平靜的鄉村應對失措,不免陣腳有些亂,這苦果,也得他們自己慢慢去咀嚼。

婚姻不牢。一方面是上面講得兩性關係的問題,嚴重影響了婚姻質量,或許,也是互為因果。一方面,主要受到當前金錢為上潮流的影響,眼睛中金錢多了,感情就少了,加上置身於城市五光十色、變幻莫測的環境中,更模糊了男女們的視線。村子裡好幾個小孩,都是還不足一歲時,媽媽出走,出走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忍受貧困的生活,因為他們的媽媽,都是他們的爸爸在外打工時,一時認識的外地女孩,而現在,他們的爸爸又已經給他們換了幾屆媽媽。

現代化給人們帶來了很多的便利,改進了人們的福利,尤其是在城市,在東南沿海,現代科學技術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之深,無論怎樣形容都是不過分的。在內地山村,人們的知識文化水平沒有跟上科學技術進步的節奏,在適應現代化的過程中,難免進退失據,在村子裡,我們看到現代化對他們的很多負面影響,小小一個村子,就嘗遍了現代化的很多苦果。(鑒於現代化的正面後果是顯而易見,在此不表,並非認為現代化只有其負面後果。)

垃圾處理難。隨著大量的塑膠產品、玻璃產品等的出現,以往那種自然循環的生活垃圾方式,已經難以奏效了,在循環過程中,出現了很多無法消解的多餘之物。如大量洗潔劑、洗衣粉等,水直接排入自然環境,各種農藥瓶、酒瓶、飲料瓶,連同其它一些無法自然分解的東西,都扔到自然環境中去,在家家戶戶的周圍不遠處,都有相對集中丟棄這些東西的地方,但在山區,地勢有高低,這個丟棄地,可能就是其他人家的水源地,影響之大,顯而易見。其它垃圾也開始集中出現,如隨著養殖業的擴大,甚至個別的規模化,產生大量的動物排泄物,未經處理,直接排向自然,嚴重影響周邊地區的水源,村子裡的一個養殖戶,就已經污染了地勢偏低的旁邊一個村落的水源,為此官司連連,上下不寧。

交通事故頻發。因為是山區的村子,地勢坡度大,而馬路又是村民自己設計,自己動手修建的簡易馬路,路面差,彎度急,加上在農村跑的,大都是些三輪機車,經過隨意的改裝,也就開始既當貨車,又當客車,駕駛者又無資格限定,誰高興都可以買一個上路跑。在這么一個小小的村子裡,五年之內,發生交通事故無數,其中就有三起嚴重事故,一起是一村民乘車去鎮上,半路翻車,當場身亡,一起是一村民開車去賣茶葉,翻車,當場車費人亡,一起是一家三口開車上路,車子衝下懸崖,當場死了剛結婚的兒子,媳婦重傷,腹中快臨產的嬰兒流產,自己重傷,雖然醫治過來,但徹底喪失勞動能力。過去的肩挑背扛,固然是難以適應需要了,但機械給人帶來方便的時候,附加這樣高的風險,並且讓農民自己承擔,對村子的傷害是很大的。

打工者的精神健康。小小的村子裡,有三名外出打工的婦女出現嚴重的精神疾病(因為未見其本人,不明白具體是哪類精神疾病,但從村民描述的情形看,大多與情感有關,如一個時刻懷疑有別的婦女勾引她丈夫,動輒對別的婦女大罵,甚至舞刀弄棒,構成很大的安全隱患,還有兩個是無端的發怒,與周圍的人發生衝突),而未出去之前,都是極為健康的。因為精神出現問題,長期需要到醫院治療,還需要有人伺候,打工不僅沒賺到錢,還因此而致貧。而這三位只是其中最嚴重的罷了,只有不能正常生活了,農民才認為是個問題,為了儘量多掙錢,是不會考慮人際的誤會不誤會、心情愉快不愉快的。從一個寧靜而與世無爭的環境中,突然置身於一個變幻莫測、不講人情、五光十色的世界中,自然有些人是不適應的,他們的喜怒哀樂,又有誰會去關心呢?聯想到我們在城市調查中所看到的,農民工一天工作十二小時,住宿條件惡劣,社會交往基本沒有,甚至夫妻異地,親子遠隔,如此日積月累,年復一年,怎能保證人的精神健全呢?而他們從中得到的,居然是精神疾病和貧困,甚至連村子裡的人,都僅僅將她們視為瘋子,不大值得同情的。城裡人在享受輕車廣廈時,可能也不會想到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為了城市建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卻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事實上,她們也只能是“歸來淚滿巾”了。

商業化、貨幣化滲透每個角落。過去的換工互助,現在成為直接支付工資的僱傭,按天收費,一點不含糊;過去走親訪友,帶點禮品,或者自己親手所做,或者到商店精心挑選,現在一律直接給鈔票,並且已經成為人情的一種,不僅過去輕鬆的親朋聚會之樂少了,反成一種負擔,各自要在心裡記住欠誰多少,或者誰欠我多少;在土葬習俗未改的情況下,過去周圍的人一齊到場,熱熱鬧鬧、輕輕鬆鬆的就組成了抬柩隊伍,現在總擔心是否能夠把個笨重的棺材抬上山,甚至職業化的抬柩人員已經出現,給錢辦事,買賣而已。當一切都貨幣化,也就失去了往昔的人情與社區認同。

傳統手藝的消失。農村過去在應付物質匱乏的過程中,積累了很多的技藝,這些技藝既是對物質的極大節約,又塑造了大量生活中的藝術品。但在工業產品充斥的時代,這些都不存在了,或者至少是瀕臨消失。過去精巧的竹篾器具,古樸實用的石磨、不用任何鐵釘膠水的桌椅,別致的蓑衣、斗笠,等等,都漸漸被一些縣城周圍的所謂農莊蒐集去了,為的是給食客們看一看,意思是已經進入博物館了。取而代之的,一律都是粗糙的、無法自然化解的鐵質、塑膠製品,甚至很多家庭的餐桌,直接以一塊大的地面磚作為桌面,取其光滑易擦。過去紅白喜事,都有村中的大廚,帶領一幫人整治出一桌桌美味的飯菜,雖然都是本地常用食材,卻色香味俱全,規規整整4×4的十六碗擺放方式,現在卻都消失了,美其名曰學城裡,圓桌,淺碟加酒精爐,菜品則更不足道,甚至有煮整雞蛋徑直當作一道菜的。曾經被托尼稱之為中國寶貴財富的民間手工藝,從此似乎走到了盡頭,以粗俗代替精緻,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倒退呢?我們一再批判西方文化霸權,叫囂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卻忘了最基層的傳統文化正在自我毀滅。

按照當前的行政體系,村民委員會是村民的自治組織,不算一級行政單位,但事實上又存在一個行政村的概念,往往幾個自然村被合併到一個行政村里,有什么對上和對下的事務,還是以行政村委單位進行組織。那么在當前,我們的村莊到底有哪些自治?又有哪些自上而下的行政?兩者如何銜接?國家的政策,最終如何落實到村民中去,行政的這最後毛細血管是否暢通?

象徵性的自治與行政:從村子裡了解到的情況是,村委的自治作用,僅僅體現在村民之間有糾紛產生時,可能會到村委的人來評個理,但因為村委的人與不同村民之間的關係遠近不一致,村委在裁決時,或多或少,存在偏袒現象,即使公平裁決,當事各方往往也認為存在偏袒,對村委的信任,一半只存在於關係更近的一方,往往不大容易達成糾紛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所以事實上所起的調節作用還是有限,其結果,村委一般也不大情願出面調解糾紛。而行政,大概就只存在低保名單的確定之類的事情了,可以說基本無行政可言,與多年前需要催繳農業稅、上繳提留款的時候大不一樣了。這樣,從積極的意義上理解,村民是完全自由的,不受干涉(比如村子裡有嫁出去的女孩,在娘家超生,而無人問津),從消極的意義上講,村民就是完全自生自滅,貧富、強弱、智愚、多寡,都一任自然法則擺布。

分裂的村委:在村委幾個成員之間,居然也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尤其是書記與村主任之間,各成一派,凡是對方擁護的,我就反對,勢同水火,全然無視村民本身的迫切訴求。書記以其母系、父系親屬都是本村居民,親屬範圍較廣,所占勢力也就不小,而村主任也是靠了親屬範圍較廣的優勢,得以獲得這一位置。所以雖然行政不多,但凡是涉及些許小利,都分裂為兩個陣營,互相過不去。典型的比如,在修一條通往一個自然村的簡易馬路時,因為工程是由村主任牽頭,書記一系就出現了釘子戶,路不能通過,最終以大打出手,強行通過而告終。在鄉村,家族與村務之間,難免會出現這種不愉快的衝突,但如何超越家族局限,以一村為務,確實是一個大的問題。

漠視民生:正如上面所言,象徵性的行政,導致村民的自生自滅。僅就道路而言,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由國家組織修路,有一條路從村中穿過,但各自然村,一直沒有擺脫肩挑背扛。直到本世紀初,各村的老一輩村民,哀嘆再也背不動、挑不動了,自發組織修個簡易公路,男女老幼齊上陣,以一個冬季之功,勉強修通簡易路,但在山區雨水沖刷下,總是路難行,大卡車進不去,小三輪機車總是跳跳蹦蹦的跋涉。而這一自發工程,沒有得到行政村的任何協助。在全國鄉村道路硬化的大背景下,是可以由村出面,通過打水泥路而領取相應的資金的,可還是沒有人牽頭。當然,村委的成員,都住在過去修的馬路邊上,並無迫切的需要。

最下者與民爭利:如果僅僅是讓村民自生自滅,也許還算一種無為而治,但現實是,村委利用自己手中僅有的權力,還有與民爭利的趨勢。比如該村的一名村委,自己想到另外一個自然村旁邊的河裡開闢砂場,就動員該自然村集資打水泥路,即在原來的簡易路的基礎上鋪上一層水泥。動員大家出工、出力、出資,對富裕一點的幾戶人家,採取拉贊助、借貸等各種方式,讓其把僅有的一點積蓄傾囊給他支配,最終的結果,是他個人通往河邊的簡易公路修通了,水泥路只從主公路出發的地方,象徵性打了幾百米,村民最初以為是村委為民辦事,最後明白目的在砂場,該村委利用修通的路,讓去河邊拉沙的卡車,按車收錢,很快自己的大樓房就建起來了。

村級行政路在何方?作者國中時代的同學,年富力強,文化程度在村里就是很高的了,高中畢業,曾經有一段時間可能也被哪個方面看中,入了黨,在村委幹了兩年,但最終還是廣東打工去了,問其原委,說只能打雜幫忙,乾不上事情,而他的家族背景,就非常寒微了,父母雙方都沒有什么親屬,這就是沒有民眾基礎吧?而小村裡的另外一個四十歲的村民,為人正派,樂於幫助鄰里,口碑不錯,自己勤儉持家,日子過得耶紅火,聽說最近正在入黨,村子裡有各種說法,說他可能會接班,意思就是可能成為行政村的書記之類,而這人的“民眾基礎”,也只能是一般,以前面的高中生經歷來看,其實也未必能夠如願。在各自為家,相互之間無合作,更無以己之力帶動周圍村民,無人思考村子整體發展的情況下,村子就是一盤散沙,散沙中難以產生真正的意見領袖。無論是行國家之政,還是組織一村之自治,均成問題。

早在七十年前,費孝通先生就提出了鄉土重建的問題,認為在當時,鄉土正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沖刷,一切資源都被開礦似的挖起運走了,鄉村衰敗,不可持續。其實,鄉村真正的衰敗,城市化的巨大威力,到今天才顯露無遺,今日的鄉村,才真正衰敗而需要重建,但仔細思考,我們的鄉土是否還可以重建呢?

城鄉共生應該是基本方向。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至少國內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市場,再一味追求浪漫的田園風格,是難以做到的。發展中,城鄉關係到底是相輔相成,還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在費孝通早年就一再討論過,他的結論是中國的城市化過程,是犧牲鄉村而繁榮城市,並且這樣最終導致鄉村的衰敗、潰爛,以致城市的繁榮終將走不遠。通過我們自己在鄉下的見聞,通過一些專門研究農村問題的專家言論,我們知道,鄉村的衰敗確實是一個趨勢,並且越來越嚴重,而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鄉村的各種資源(尤其是人才)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而向農村反饋的,雖然有,但遠遠不及流出的多,長此以往,就導致了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的格局。雖然我們可以通過發展工業,利用外匯購買國外的農產品,並且這個趨勢已經越來越明顯,但作為一個人口大國,農產品的自給,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所以鄉村的發展,似乎不能任其衰敗下去,現在的村民,糧食不夠,還可以到市場上買點來補充,但一任發展下去,將來還能以能接受的價格買到嗎?或者再退一步,即使最終都城市化了,不考慮鄉村的榮枯,也需要鄉村的人口都能夠在城市很好的適應下來,穩定下來,不致於像拉各斯那樣,農民湧向城市,形成一個巨大的貧民窟,社會問題更加突出,而我們當前的趨勢,確實有大量的人口尷尬的處於城鄉之間。所以,城鄉發展的相輔相成,城鄉的共生,應該還是發展的基本方向。

城鄉共生要求資源的循環是平衡的。資源一方面是物質方面的,一方面是人口(或人才)方面的。遊牧時代,人們逐水草而居,這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但這多少還是有一些主動性的,而我們現在,年輕一代出去打工,成了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因為只有到城市才能賺到點錢,從這個意義上看,還是人口追逐物質資源的,人口越是外流,尤其是優秀的人才的外流,越是導致城鄉之間失去平衡,而物質資源是隨人口而流動的,於是出現了物質追隨人口而去的趨勢,不是有很多的農民,千辛萬苦培養一個大學生,結果孩子大學畢業了,留在了城市,還需要父母省吃儉用,湊錢幫助買房子嗎?或者退而求其次,如上所述,在鎮上或縣城也要買個劣質的廉租房嗎?這就是人與物一併流向了城市,正應了費孝通那句話,“鄉間把子弟送了出來受教育,結果連人都收不回”。不僅大學生不會再回來,就是目前在鄉村教書的教師,鄉村醫生,也想盡辦法到縣城,甚至更大的城市。在這樣的洪水沖刷下,鄉村的田野能不越來越貧瘠嗎?

重視地方是留住鄉村人才的關鍵。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似乎都是市場的作用,確實,不能否認市場再配置資源上的巨大作用,也不能否認其合理性。但我們應該看到,我們從正式體制到一般社會心理,都只強調中樞的作用,從區域發展來說,城市分為各個不同的層次,從一線到三線四線,最後無足輕重的就是鄉村了,反過來,人口也就向高層次城市流動,在小城市都不夠氣壯,更遑論鄉村了。直白的說,就是鄉村沒有機會,沒有地位,沒有希望,而這不僅僅是市場決定的。雖然用人為干預的方式來挽救鄉村,未必是很好的辦法,但改變我們對地方的不重視,恢復到城鄉並重的路子上去,最低限度,不犧牲鄉村以繁榮城市,將是必要的。這就要求鄉村醫生、教師乃至一切鄉村人口,都有機會在本地獲得一個受人尊重的、體面的生活。而機會來自製度的安排,一方面,要讓人才願意下基層,一方面,要有一種機制,讓在大城市裡工作的優秀人才,有機會為家鄉做貢獻,有些地方的鄉賢委員會的組織,是值得借鑑的。只有人們將眼光盯在地方,從地方就可以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必一定到中心(鎮上、縣城、省城、北上廣等)才能得到認可,人才的分布才會趨於相對均衡。

以真正的民意代表來代表地方。在資源不是單向向城市流動的前提下,以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表來代表地方,使地方事業能夠有所推進,其實,在當前的農村,最需要各種合作,很多事業都需要具備知識和經驗的人士來推動,比如教育、醫療、養老等等,若照當前這樣下去,將越來越糟糕。當然,自上而下的重視,物質資源的反哺,也是必要的,今日媒體報導的山西近萬名機關幹部到村任第一書記事實,也充分說明基層缺乏組織力,運轉不靈了。但自上而下的關照,畢竟還是一種外來力量,只有充分發揮本地的積極性,才能真正走出衰敗的困局。一般而言,自上而下的力量,難以準確獲悉老百姓的真正需求,而老百姓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卻不知道如何實現這些需求。當老百姓認識到是為自己而奮鬥時,往往都是很積極的,凝聚力是很強的,作為自上而下的力量,在於挖掘、配合這種自下而上的力量,一句話,充分尊重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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