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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白采

盛暑中寫《白采的詩》一文,剛滿一頁,便因病擱下。這時候薰宇來了一封信,說白采死了,死在香港到上海的船中。他只有一個人;他的遺物暫存在立達學園裡。有文稿,舊體詩詞稿,筆記稿,有朋友和女人的通信,還有四包女人的頭髮!我將薰宇的信念了好幾遍,茫然若失了一會;覺得白采雖於生死無所容心,但這樣的死在將到吳淞口了的船中,也未免太慘酷了些——這是我們後死者所難堪的。

白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人。他的歷史,他的性格,現在雖從遺物中略知梗概,但在他生前,是絕少人知道的;他也絕口不向人說,你問他他只支吾而已。他賦性既這樣遺世絕俗,自然是落落寡合了;但我們卻能夠看出他是一個好朋友,他是一個有真心的人。「不打不成相識,」我是這樣的知道了白采的。這是為學生李芳詩集的事。李芳將他的詩集交我刪改,並囑我作序。那時我在溫州,他在上海。我因事忙,一擱就是半年;而李芳已因不知名的急病死在上海。我很懊悔我的需緩,趕緊抽了空給他工作。正在這時,平伯轉來白采的信,短短的兩行,催我設法將李芳的詩出版;又附了登在《覺悟》上的小說《作詩的兒子》,讓我看看——裡面頗有譏諷我的話。我當時覺得不應得這種譏諷,便寫了一封近兩千字的長信,詳述事件首尾,向他辯解。信去了便等回信;但是杳無訊息。等到我已不希望了,他才來了一張明信片;在我看來,只是幾句半冷半熱的話而已。我只能以「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我心!」自解,聽之而已。但平伯因轉信的關係,卻和他常通函札。

平伯來信,屢屢說起他,說是一個有趣的人。有一回平伯到白馬湖看我。我和他同往寧波的時候,他在火車中將白采的詩稿《羸疾者的愛》給我看。我在車身不住的動搖中,讀了一遍。覺得大有意思。我於是承認平伯的話,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我又和平伯說,他這篇詩似乎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後來平伯來信,說已將此語函告白采,他頗以為然。我當時還和平伯說,關於這篇詩,我想寫一篇評論;平伯大約也告訴了他。有一回他突然來信說起此事;他盼望早些見著我的文字,讓他知道在我眼中的他的詩究竟是怎樣的。我回信答應他,就要做的。以後我們常常通信,他常常提及此事。但現在是三年以後了,我才算將此文完篇;他卻已經死了,看不見了!他暑假前最後給我的信還說起他的盼望。天啊!我怎樣對得起這樣一個朋友,我怎樣挽回我的過錯呢?平伯和我都不曾見過白采,大家覺得是一件缺憾。

有一回我到上海,和平伯到西門林蔭路新正興里五號去訪他:這是按著他給我們的通信地址去的。但不幸得很,他已經搬到附近什麼地方去了;我們只好嗒然而歸。新正興里五號是朋友延陵君住過的:有一次談起白采,他說他姓童,在美術專門學校念書;他的夫人和()延陵夫人是朋友,延陵夫婦曾借住他們所賃的一間亭子間。那是我看延陵時去過的,床和桌椅都是白漆的;是一間雖小而極潔淨的房子,幾乎使我忘記了是在上海的西門地方。現在他存著的攝影里,據我看,有好幾張是在那間房裡照的。又從他的遺札里,推想他那時還未離婚;他離開新正興里五號,或是正為離婚的緣故,也未可知。這卻使我們事後追想,多少感著些悲劇味了。但平伯終於未見著白采,我竟得和他見了一面。

那是在立達學園我預備上火車去上海前的五分鐘。這一天,學園的朋友說白采要搬來了;我從早上等了好久,還沒有音信。正預備上車站,白采從門口進來了。他說著江西話,似乎很老成了,是飽經世變的樣子。我因上海還有約會,只匆匆一談,便握手作別。他後來有信給平伯說我「短小精悍」,卻是一句有趣的話。這是我們最初的一面,但誰知也就是最後的一面呢!去年年底,我在北京時,他要去集美作教;他聽說我有南歸之意,因不能等我一面,便寄了一張小影給我。這是他立在露台上遠望的背影,他說是聊寄仁盼之意。我得此小影,反覆把玩而不忍釋,覺得他真是一個好朋友。

這回來到立達學園,偶然翻閱《白采的小說》,《作詩的兒子》一篇中譏諷我的話,已經刪改;而薰宇告我,我最初給他的那封長信,他還留在箱子裡。這使我慚愧從前的猜想,我真是小器的人哪!但是他現在死了,我又能怎樣呢?我只相信,如愛墨生的話,他在許多朋友的心裡是不死的!上海,江灣,立達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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