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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一點回憶一點感想

前幾天,忽然有個青年來找我,中等身材,面目樸野,不待開口,我就估想他是來自我的家鄉。接談之下,果然是苗族自治州瀘溪縣人。來作什麼?不讓家中知道,考音樂學院樂曇才十九進二十,走出東車站時,情形可能恰恰和三十四五年前的我一樣,抬頭第一眼望望前門,“北京好大!”

北京真大。我初來時,北京還不到七十萬人,現大已增過四百萬人。北京的發展象徵中國的發展。真的發展應從解放算起。八年來政府不僅在市郊修了幾萬幢大房子,還正在把全個紫禁城內故宮幾千所舊房子,作有計畫翻修,油漆彩繪,要做到煥然一新。北京每一所機關、學校、工廠、研究所,新房子裡每一種會議,每一張藍圖完成,每一台車床出廠,都意味著新中國在飛躍進展中。正如幾年前北京市長提起過的,“新中國面貌的改變,不宜用十天半月計算,應當是一分一秒計算。”同時也讓世界上人都知道,真正重視民族文化遺產,保衛民族文化遺產,只有工人階級的共產黨領導國家時,才能認真作到。北京是六億人民祖國的心臟,脈搏跳動得正常,顯示祖國整體的健康。目下全國人民,是在一個共同信仰目的下,進行生產勞作的:“建設祖國,穩步走向社會主義。”面前一切困難,都必然能夠克服,任何障礙,都必需加以掃除。也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作得到這樣步調整齊嚴肅,有條不紊。

我離開家鄉鳳凰縣已經四十年,前後曾兩次回到那個小縣城裡去:前一次是一九三四年的年初,這一次在去年冬天。最初離開湘西時,保留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有兩件事:一是軍閥殘殺人民,芷江縣屬東鄉,一個村鎮上,就被土著軍隊用清鄉名義,前後屠殺過約五千老百姓。其次是各縣曾普遍栽種鴉片煙,外運時多三五百擔一次。本地吸菸毒化情況,更加驚人,我住過的一個部隊機關里,就有四十八盞煙燈日夜燃著。好可怕的存在!現在向小孩子說來,他們也難想像,是小說童話還是真有其事!一九三四年我初次回去時,看到的地方變化,是煙土外運已改成嗎啡輸出,就在桃源縣上邊一點某地設廠,大量生產這種毒化中國的東西。這種生財有道的經營,本地軍閥不能獨占,因此股東中還有提倡八德的省主席何健,遠在南京的孔祥熙,和上海坐碼頭的流氓頭子。這個毒化組織,正是舊中國統治階級的象徵。做好事毫無能力,做壞事都共同有分。

我初到北京時,正是舊軍閥割據時期。軍閥彼此利益矛盾,隨時都可在國內某一地區火併,作成萬千人民的死亡、財富的毀滅。督辦大帥此伏彼起,失敗後就帶起二三十個姨太太和保鏢馬弁,向租界一跑,萬事大吉。住在北京城裡的統治上層,生活腐敗程度也不易構想。曹錕、吳佩孚出門時,車過處必預灑黃土。當時還有八百“議員”,報紙上常諷為“豬仔”,自己倒樂意叫“羅漢”。都各有武力靠山,各有派系。由於個人或集團利害易起衝突,在議會中動武時,就用墨盒等物當成法寶,相互拋來打去。或扭打成傷,就先去醫院再上法院。政府許多機關,都積年不發薪水,各自靠典押公產應付。高等學校並且多年不睬理,聽之自生自滅。但是北京城內外各大飯莊和八大胡同中的妓院,卻生意興隆,經常有無數官僚、議員、闊老,在那裡交際應酬,揮金如土。帝國主義者駐京使節和領事,都氣焰逼人,擁有極大特權,樂意中國長處半殖民地狀態中,好鞏固他們的既得特別權益,並且向軍閥推銷軍火,挑撥內戰。租界上罪惡更多。社會上因之又還有一種隨處可遇見的人物,或是什麼洋行公司的經理、買辦、科長、秘書,又或在教會作事,或在教會辦的學校作事,租界使館裡當洋差……身分教育雖各不相同,基本心理情況,卻或多或少有點懼外媚外,恰像是舊社會一個特別階層,即帝國主義者處心積慮訓練培養出的“夥計”!他們的職業,大都和帝國主義者發生一定聯繫,對外人極諂,對於本國老百姓卻瞧不上眼。很多人名分上受過高等教育,其實只增長了些奴性,淺薄到以能夠說話如洋人而自豪,儼然比普通人身分就高一層。有些教會大學的女生,竟以能拜寄洋乾媽為得意,即以大學生而言,當時寄住各公寓的窮苦學生,有每月應繳三五元一伙食宿雜費用還不易措置的。另處一些官僚、軍閥、地主、買辦子弟大學生,卻打扮得油頭粉臉,和文明戲中的拆白黨小生一樣,終日遊蕩戲院妓院,讀書成績極劣,打麻將、泡土娼,卻事事高明在行,日子過得逍遙自在如城市神仙。我同鄉中就有這種大學生,讀書數年,回去只會唱《定軍山》。社會上自然也有的是好人,好教授、專家或好學生,在那么一個社會中,卻不能發揮專長,起好作用。總之,不論“大帥”或“大少”,對人民無情都完全相同,實在說來,當時統治上層,外強中乾,已在腐爛解體狀態中。又似乎一切都安排錯了,等待人從頭作起。凡受過五四運動影響,以及對蘇俄十月革命成功有些認識的人,都肯定這箇舊社會得重造,凡事要重新安排,人民才有好日子過,國家也才像個國家。一切的確是在重新安排中。

時間過了四十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億萬人民革命火熱鬥爭中,社會完全改變過來了。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地主、買辦……大帥或大少,一堆骯髒垃圾,都在革命大火中燒毀了。我看到北京面目的改變,也看到中國的新生。飲水思源,讓我們明白保護人民革命的成果,十分重要。中國決不能退回到過去那種黑暗、野蠻、腐敗、骯髒舊式樣中去。

去年冬天,因全國政協視察工作,我又有機會回到離開二十三年的家鄉去看看。社會變化真大!首先即讓我體會得出,凡是有一定職業的人,在他日常平凡工作中,無不感覺到工作莊嚴的意義,是在促進國家的工業建設,好共同完成社會主義革命。越到鄉下越加容易發現這種情形。他們的工作艱苦又麻煩,信心卻十分堅強。我留下的時間極短,得到的印象卻深刻十分。自治州首府吉首,有一條美麗小河,連線新舊兩區,巴渡船的一天到晚守在船中,把萬千下鄉入市的人來回渡過,自己卻不聲不響。我曾在河岸高處看了許久,只覺得景象動人。近來才知道弄渡船的原來是個雙目失明的人。苗族自治州目下管轄十縣,經常都可發現一個白髮滿頭老年人,腰腿壯健,衣服沾滿泥土,帶領一群年青小伙子,長年在荒山野地里跋涉,把個小鐵錘這裡敲敲,那裡敲敲,像是自己青春生命已完全恢復過來了,還預備把十縣荒山曠野石頭中的蘊藏,也一敲醒轉來,好共同為社會主義服務!僅僅以鳳凰縣而言,南城外新發現的一個磷礦,露天開採,一年挖兩萬噸,挖個五十年也不會完!含量過百分之八十的好磷肥,除供給自治州各縣農業合作社,將來還可大量支援洞庭湖邊中國穀倉的需要。這個荒山已經沉睡了千百萬年,近來卻被丘振老工程師手中小錘子喚醒!不論是雙目失明的渡船夫,還是七十八歲的老工程師,活得那么紮實,工作得那么起勁,是為什麼?究竟是有一種什麼力量在鼓舞他們,興奮他們?可不是和億萬人民一樣,已經明白自己是在當家作主,各有責任待盡,相信照著毛主席提出的方向,路一定走得對,事情一定辦得好!人人都明白,“前一代的流血犧牲,是為這一代青年學習和工作,開闢了無限廣闊平坦的道路,這一代的勤勞辛苦,又正是為下一代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明天”。全中國的人民——老年、中年、壯年、青年和兒童,都活在這么一個嶄新的社會中,都在努力把自己勞動,投到國家建設需要上,而對之寄託無限希望,試想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新社會!把它和舊的種種對照對照,就知道我們想要讚美它,也只會感覺得文學不夠用,認識不夠深刻。哪能容許人有意來誹謗它,破壞它。

就在這么社會面貌基本變化情況下,住在北京城裡和幾個大都市中,卻居然還有些白日做夢的妄人,想使用點“政術”,把人民成就抹殺,把領導人民的共產黨的威信搞垮。利用黨整風的機會,到處趁勢放火。

當鳴放十分熱鬧時,曾有個青年學生,拿了個介紹信來找我,信上署有小翠花、張恨水和我三個人名字。說上海一家報紙要訊息,以為我多年不露面,對鳴放有什麼意見,儘管說,必代為寫出上報鳴不平。人既來得突然,話又說得離奇,並且一個介紹信上,把這么三個毫不相干的人名放在一起,處處證明這位年青“好心人”根本不知道我是誰,現在又正在乾什麼。我告他,“你們恐怕弄錯了人”,就說“不錯不錯”。又告他,“我和信上另外兩位都不相熟”,就說“那是隨便填上的”。一個介紹信怎么能隨便填?後來告他我年來正在作絲綢研究工作,只擔心工作進行得慢,怕配不上社會要求。如要寫文章,也有刊物登載,自己會寫,不用別人代勞,請不用記載什麼吧。這一來,連身邊那個照相匣子也不好打開,磨了一陣,才走去了。當時還只覺得這個()青年過分熱心,不問對象,有些好笑,以為我幾年來不寫文章,就是受了委屈,一定有許多意見憋在心裡待放。料想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過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為簡直無從下手,唯有新中國才有機會來這么作,為新的中國絲綢博物館打個基礎。目下作的事情,也遠比過去我寫點那種不三不四小說,對國家人民有實用。現在想想,來的人也許出於一點熱情,找尋火種得不到,失望而去時,說不定還要批評我一句,“落後不中用”。

我幾年來在博物館搞研究工作,得到黨和人民的支持和鼓勵,因為工作正是新中國人民共同事業一部分,而決不是和社會主義相違反的。新中國在建設中,需要的是扎紮實實、誠誠懇懇、為人民共同利益做事的專家知識分子,不要玩空頭弄權術的政客。

我為一切年青人前途慶賀,因為不論是遠來北京求學的青年,或是行將離開學校的家庭,準備到邊遠地區或工廠鄉下從事各種生產建設的青年,你們活到今天這個嶄新社會裡,實在是萬分幸運。我們那一代所有的痛苦,你們都不會遭遇。你們如今跟著偉大的黨,來學習駕雙鋼鐵,征服自然,努力的成果,不僅僅是完成建設祖國的壯麗輝煌的歷史任務,同時還是保衛世界和平一種巨大力量,更重要是也將鼓舞著世界上一切被壓迫、爭解放各民族友好團結力量日益壯大。打量作新中國接班人的青年朋友,你們常說學習不知從何學起,照我想,七十八歲丘振老工程師的工作態度和熱情,正是我們共同的榜樣!

一九五七年七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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