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自認為，因為雜覽和雜寫，「由禪到八股」，「稱為雜學勉強」；多年所好，有書法和硯，都是半瓶醋，「但半瓶而有兩種，有人稱為雜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本報資料圖片）我還記得當初讀到張中行的《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時那種興奮心情。此前多年不曾這樣，此後也是如此———說老實話，包括讀他後來各種著作在內。我過去把張中行的書分作三類，一類是講人或事的，以上述兩種為代表；一類是論道的，以《順生論》為代表；還有一類是介紹知識的，以《禪外說禪》為代表。如果讓我排一個隊，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這一二三的次序。至於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為「選來選去」者則不在此列。
張中行的文章屬於「五四」之後中國散文的一路；講得確切一點，張中行等人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復興了中國散文的某種傳統。《負暄瑣話》和《負暄續話》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裝幀欠佳，印數無多。大概無論出版者還是讀者，一時都難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話，它們「是那樣的舊又是這樣的新」。較之此前看慣了的東西，的確很是新鮮。其實這一傳統早已存在，不過在大家眼裡黯淡已久，幾乎不知道了。
張中行所承繼的散文傳統，前人稱為「言志」，與「載道」相對；兩個詞兒分別取自「詩言志」和「文以載道」，「詩」與「文」本有區別，「志」與「道」更待釐清，不免有些夾纏，所以後來乾脆說：「言他人之志即是載道，載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換成「率性」和「聽命」，或許更恰切些。前人提起這個話題，是講「中國新文學的源流」；而「言志」這一「流」久矣夫斷斷續續，隱沒不彰了。張中行是老北大出身，親承前輩大師謦縕，以後多年卻不事寫作；但傳統在他身上活著，一俟執筆，立即顯現出來。而且這路文章本來講究沉穩平和，老年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閱歷與感受值得一寫，於是乎名滿天下。然而自始至終，他只是「率性」，不曾「聽命」；或者說，他只「載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這點上，與許多同輩甚至晚輩的人判然有別。
上面提到，張中行等復興了一個散文傳統，但是他與別人又頗不一樣。我想舉出一位，即比張中行登場稍早，著有《幹校六記》、《回憶我的父親》和《回憶我的姑母》的楊絳。之所以如此，因為楊絳的文章同樣「率性」而不「聽命」；就復興這一傳統而言，當年沒有比他們兩位影響更大的了。不論彼此高下，畢竟大相逕庭。如果說楊絳屬於這一傳統中偏「洋」的一脈，張中行所承繼的就是偏「土」的一脈；更確切地講，其間有個「貴族化」與「平民化」的區別。區別不在見識，在於所處立場，以及行文風格。以後兩方面而論，張中行更像一個普通老百姓，雖然他可能比我們高明。
不妨回過頭去考察一番。先說「洋」與「土」。曾有人批評林語堂的幽默帶牛油味，無疑是「洋」了；還應該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純粹。楊絳與他們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於葉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沒想到有誰可以如此形容。再說「貴族化」與「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實秋，廢名，臺靜農，錢鍾書，張愛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說來在這一傳統之中，「洋」與「貴族化」倒是正宗，雖然諸家於「土」與「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點邊兒。這樣來看張中行，就知道他的貢獻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與「平民化」發揮到了極致。
我這說法，有人或難以()苟同。形容張中行比較穩妥的話，相對於「洋」，似乎應該說「中」；相對於「貴族化」，似乎應該說「士大夫氣」；此外也許還要添上一個「老」字。但我還是覺得，假如說「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應運而生的「中」；假如說「士大夫氣」，他是不離鄉壤間的士大夫。至於說張中行不「洋」，不「貴族化」，有人也會持異議。因為第一，他是受過西方哲學薰陶的，單就思想來說，其所獲益於西方文明者，其實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謂「土」與這無關，我指的是他以什麼氣分兒來接受這一切，表述這一切。再者，張中行對許多事情的見解與大眾並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寬容的。但我所謂「平民化」也與這無關，我是說他總保持著底層姿態，真能體會「食無求飽」、「傷哉貧也」。我曾舉出《論語·雍也》的一節：「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以為張中行的氣象，與此約略相仿。他執著於現代文明的精神，卻無意於現代文明的物質。
張中行的文章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兩方面：其一是他筆下舊日北京大學的生活，尤其是講到的各位師尊；其一是他所描寫的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說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輕而已，絕不猥瑣低俗；不過他也不把他們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