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繪畫一事上，我想，沒有比我更笨拙的了。和紙墨打了一輩子交道，也常常在紙上塗抹，直到晚年，所畫的小兔、老鼠等等小動物，還是不成樣子，更不用說人體了。這是我屢屢思考，不能得到解答的一個謎。
我從小就喜歡畫。在農村，多麼貧苦的人家，在屋裡也總有一點點美術。人天生就是喜歡美的。你走遍多少人家，便可以欣賞到多少形式不同的、零零碎碎、甚至殘缺不全的畫。
那或者是窗戶上的一片紅紙花，或者是牆壁上的幾張連續的故事畫，或者是貼在柜上的香菸盒紙片，或者是人已經老了，在青年結婚時，親朋們所送的麒麟送子「中堂」。
這裡沒有畫廊，沒有陳列館，沒有畫展。要得到這種大規模的，能飽眼福的欣賞機會，就只有年集。年集就是新年之前的集市，趕年集和趕廟會，是童年時代最令人興奮的事。
在年集上，買完了鞭炮，就可以去看畫了。那些小販，把他們的畫張掛在人家的閒院裡，或是停放大車的門洞裡。看畫的人多，買畫的人少，他並不見怪，小孩們他也不攆，很有點開展覽會的風度。他同時賣神像，例如「天地」、「老爺」、「灶馬」之類。神畫銷路最大，因為這是每家每戶都要懸掛供奉的。
我在童年時，所見的畫，還都是木板水印，有單張的，有聯四的。稍大時，則有了石印畫，多是戲劇，把梅蘭芳印上去，還有娃娃京戲，精采多了。等我離開家鄉，到了城市，見到的多是所謂月份牌畫，印刷技術就更先進了，都是時裝大美人兒。
在年集上，一位年歲大的同學，曾經告訴我：「你如果去捅一下賣畫人的屁股，他就會給你拿出一種叫做「手卷」的秘畫，也叫「山西灶馬」，好看極了。
我聽來，他這些說法，有些不經，也就沒有去嘗試。
我沒有機會欣賞更多的、更高級的美術作品，我所接觸的，只能說是民間的、低級的。但是，千家萬戶的年畫，給了我很多知識，使我知道了很多故事，特別是戲曲方面的故事。
後來，我學習文學，從書上，從雜誌上，看到一些美術作品。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難的時候，我的書箱裡，我的案頭，我的住室牆壁上，也總有一些畫片。它們大多是我從雜誌上裁下的。
對於我欽佩的人物，比如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比如魯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們的很多照片或是畫像。
進城以後，本來有機會去欣賞一些名畫，甚至可以收集一些名人的畫了。但是，因為我外行，有些吝嗇，又怕和那些古董商人打交道，所以沒有做到。有時花很少的錢，在早市買一兩張並非名人的畫，回家掛兩天，厭煩了，就賣給收破爛的，於是這些畫就又回到了早市去。
一九六一年，黃胄同志送給我一張畫，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掛在房間裡，上面是一個維吾爾少女牽著一匹毛驢，下面還有一頭大些的驢，和一頭驢駒。一九六二年，我又轉請吳作人同志給我畫了三頭駱駝，一頭是近景，兩頭是遠景，題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來。
一九六六年，運動一開始，黃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為他的作品，家喻戶曉，他的「罪名」，也就婦孺皆知。家裡人把畫摘下來了。一天，我出去參加學習，機關的造反人員來抄家，一見黃胄的毛驢不在牆上了，就大怒，到處搜尋。搜到一張畫，展開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畫有了！」其實，那不是毛驢，而是駱駝，真是驢唇不對馬嘴。就這樣把吳作人同志畫的三頭駱駝牽走了，三匹小毛驢仍留在家中。
運動漸漸平息了。我想念過去的一些友人。我寫信給好多年不通音訊的彥涵同志，問候他的起居，並請他寄給我一張畫。老朋友富於感情，他很快就寄給我那幅有名的木刻《老羊倌》，並題字用章。
我求人為這幅木刻做了一個鏡框，懸掛在我的住房的正牆當中。
不久，「四人幫」在北京舉辦了別有用心的「黑畫展覽」，這是他們繼小靳莊之後發動的全國性展覽。
機關的一些領導人，要去參觀，也通知我去看看，說有車，當天可以回來。
我有十二年沒有到北京去了，很長時間也看不到美術作品，就答應了。
在路上停車休息時，同去的我的組長，輕聲對我說：「聽說彥涵的畫展出的不少哩！」我沒有答話。他這是知道我房間裡掛有彥涵的木刻，對我提出的善意警告。
到了北京美術館門前，真是和當年的小靳莊一樣，車水馬龍，人山人海。「四人幫」別無能為，但善於巧立名目，用「示眾」的方式盅惑人心。人們像一窩蜂一樣往裡面擁擠。這種場合，這種氣氛，我都不能適應。我進去了五分種，只是看了看彥涵同志那些作品，就聲稱頭痛，鑽到車裡去休息了。
夜晚，我們從北京趕回來，車外一片黑暗。我默默地想：
彥涵同志以其天賦之才，在政治上受壓抑多年，這次是應國家需要，出來畫些畫。他這樣努力、認真、精心地工作，是為了對人民有所貢獻，有所表現。「四人幫」如此對待藝術家的良心，就是直接侮辱了人民之心。回到家來，我面對著那幅木刻，更覺得它可珍貴了。上面刻的是陝北一帶的牧羊老人。他手裡抱著一隻羊羔，身邊站立著一隻老山羊。牧羊人的呼吸，與塞外高原的風雲相通。
這幅木刻，一直()懸掛著，並沒有摘下。這也是接受了多年的經驗教訓：過去，我們太怯弱了，太馴服了，這樣就助長了那些政治騙子的野心，他們以為人民都是阿斗，可以玩弄於他們的股掌之上。幾乎把藝術整個毀滅，也幾乎把我們全部葬送。
我是好做夢的，好夢很少，經常是噩夢。有一天夜晚，我夢見我把自己畫的一幅畫，交給中學時代的美術老師，老師稱讚了我，並說要留作成績，準備展覽。
那是一幅很簡單的水墨畫：秋風敗柳，寒蟬附枝。
我很高興，嘆道：我的美術，一直不及格，現在，我也有希望當個畫家了。隨後又有些害怕，就醒來了。
其實，按照弗羅依德學說，這不過是一連串零碎意識、印象的偶然的組合，就像萬花筒里出現的景象一樣。
197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