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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我所見到的司徒喬先生

我初次見司徒喬先生,是在半個世紀以前。記得約在一九二三年,我剛到北京的第二年,帶著我的那份鄉下人模樣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學的一些學生開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說是最早欣賞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見的還有張采真、焦菊隱、顧千里、劉潛初、韋叢蕪、劉廷蔚等等。

當時的燕京大學校址在盔甲廠。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見到了司徒喬。他穿件藍卡機布舊風衣,隨隨便便的,衣襟上留著些油畫色彩染上的斑斑點點,樣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處。這種素樸與當時燕京的環境可不大協調,因為洋大學生是多半穿著洋服的。若習文學,有的還經常把一隻手插在大衣襟縫中作成拜倫詩人神氣。還有更可笑處,就是只預備寫詩,已印好了加有邊款「××詩稿」信箋的這種詩人。我被邀請到他的宿舍去看畫。房中牆上,桌上,這裡,那裡,到處是畫,是他的素描速寫。我沒受過西洋畫訓練,不敢妄加評論。靜物寫生,我沒有興趣,卻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寫。那些實實在在、平凡、普通、底層百姓的形象,與我記憶中活躍著的家鄉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親切,感到特別大的興趣,因為他「所畫」的正是我「想寫」的舊社會中所謂極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見面,司徒喬給我的印象就極好。我喜歡他為人素樸,我還喜歡他牆上桌上的那些畫。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發,燕京中熟人不少參加革命去了武漢、廣州。我卻仍在北京過那種不易生活的「職業作家」的生活。他們來信邀我去武漢,我當時工作剛剛打下基礎,以為去上海或許更合適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因國共破裂,武漢局勢動盪極大,不少熟人沒有在這種白色大恐怖中犧牲的,多陸續來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張采真等,還有司徒喬。這位年青的畫家,仍然是那個素樸的樣子,他為我們帶回了不少作品。對他的人和畫,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喬君吃的虧》一文中曾寫道:「此時的中國,各樣的藝術,莫不是充滿了權勢,虛偽,投機取巧的種種成分,哪裡容得下所謂誠實?……在一種無望無助中,他把每一個日子都耗費到為長於應世的「高明人」所不為的實際努力下了。沒有顏料則用油去剝洗錫管中剩餘紅綠,沒有畫布則想法子用所有可當的衣物去換取,仍然作成了許多很好的作品,這傻處是我想介紹給大家知道的。我們若相信一個好的時代會快來,要這時代邁開腳步走近我們,在藝術上就似乎還需要許多這樣傻子,才配合得上時代需要!

一種了解,一種認識,從了解與認識中產生出一點兒真實同情,從了解與認識中得到一點兒愉快,這在他,是已算很滿意了!」

因為那時的上海「藝術家」,多流行長頭髮、黑西服、大紅領結,以效仿法國派頭為時髦樂事。藝術家還必須得善交際,會活動,才吃得開。司徒喬的素樸與這種流行風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卻推崇他的實踐態度,以為難得可貴。在我看來,文學與繪畫是同樣需要這種素樸誠實,不裝模作樣,不自外於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應有進展的。我對司徒喬已不僅是喜歡,而是十分欽佩了。

一九三三年我從青島大學到北京工作,又有機會見到了司徒喬先生。當時他住在什剎海冰窖胡同,已經結婚。經過社會的大動盪,重又相見,彼此感覺格外親熱。談話間自然要欣賞他的新作。生活雖從無安定,他的畫卻已愈見成熟。不久他就主動提出要為我畫張像,留()個紀念,約好在北海「仿膳」一個角落作畫。到時他果然帶了畫具赴約,一連三個半天,他極認真地為我畫了張二尺來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畫。朋友們都說畫得好,不僅畫得極象,且十分傳神。他自己也相當滿意,且說,此生為泰戈爾畫過像,為周氏兄弟畫過像,都感到滿意,此像為第四回滿意之作。他的熱情令我感動,這幅肖像成為一件紀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邊。

蘆溝橋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組成西南聯大,在昆明集中。司徒喬先生為我畫的肖像隨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戰勝利後,我隨北大遷回北京,仍舊帶著這幅十分珍貴的畫像。聽說司徒喬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臥佛寺附近買了所小小的畫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訪他,見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這段時期的許多作品。給我印象最深處,是他還始終保持著原來的素樸、勤懇的工作態度。他不聲不響的,十分嚴肅的把自己當成人民中的一員去接近民眾,去描繪現實生活中被壓迫的底層人物,代他們向那箇舊社會提出無言的控訴。他依舊保留著他的誠實和素樸。這誠實,這素樸,卻是多年來一直為我所欽佩和讚賞的。而在同時「藝術家」中,卻近於希有少見的品質。

司徒喬先生經歷了無數挫折,到了可以好好為他熱愛的祖國人民作畫的新社會,卻過早地被病魔奪去了生命。他為我畫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遠不會失去的,將是許多崇敬喜愛他的人對他的記憶!他的工作態度既曾經影響到我的工作,也還必將為更多的人所學習。他在世時從沒有過什麼得意處,也沒有赫赫顯要的名聲,但他雖死猶生。他給我的最初印象至今還不曾淡漠,永遠不會淡漠的!

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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