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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復興:讀書的緣分

30年前,我買的第一本書是雨果的《九三年》,定價1元1角5分。是在北京王府井的新華書店排長隊買到的。那個百廢待興新時代的壯觀,讓書成為了劫後復出的主角。

30年來,確實如韓愈說「未嘗無一日去書不觀」,卻屬於狗熊掰棒子,讀一本丟一本。只能隨便挑幾本能夠立刻奔到眼前的書來說說。驀上心頭的和不期而遇的書,應該都有緣分。

《郭小川1957年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記錄了1957年,36歲的郭小川奉命調到中國作協當秘書長。他面臨的是為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寫結論和反右鬥爭。他被推到前台,遊走上下幾方勢力之間,左右騰挪,心力交瘁。不少文壇德高望重的風光人物,均在他的日記里走馬燈一般亮相,演出屬於那個時代的鬧劇。讓我多少有些吃驚的是,日記里記錄下不少他晚上看戲看電影或拿著稿費或利息下館子的事。這種多少的風花雪月,和那個年代有些不協調。他還寫下了那麼多的作品。在他的日記里有這樣的統計,這一年裡,他寫了幾萬字的文章和六千行的詩,可以說是那個年代裡的詩人中的絕無僅有。他的幾部至關重要日後遭到批判的作品《白雪的頌歌》、《深深的山谷》、《一個和八個》,都是在這一年寫出的。這些詩作所表現的內容和所流露的情緒,和1957年的現實格格不入。郭小川在那個動盪年代裡的心境和行為以及文本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反映了一個知識分子曲折而複雜乃至痛苦的心路歷程,值得玩味。

如今文化研究已經成為顯學的一種。我要說的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授約翰·費克斯1989年所著的《理解大眾文化》(王曉珏、宋偉傑譯中央編譯出版社)。他一反自上個世紀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批量生產的商業文化、流行文化、庸俗文化社會批判的理論,以平民為視角和立場,以符號學為研究方式,從購物商城、遊樂場、連鎖店、汽車、搖滾、酒吧、球場、電視肥皂劇,到麥當娜現象、貓王故居、節食減肥……無一不包,將當代工業社會所製造所表現出種種的大眾文化現象,給予了全新、通俗、有趣的詮釋。

他所面對的這一切,也是我們所熟悉並且逃離不開的大眾文化的包圍圈。對比法蘭克福學派,費克斯的觀點和論述,更能夠讓我接受。尤其是他從文化工業製造出的文本庫存和文化資源來分析,指出大眾文化永居弱勢的權力遊戲的作用,以大眾文本對抗霸權文本,以大眾快感獲得自身意義,畢竟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平等民主的氣息,和對大眾文化現象一些新的方式和角度的解讀。

事實上,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包括紙面媒體、電視和網路在內的大眾傳媒和文化市場的相互作用,實際已經在不自覺地以費克斯的觀點一起參與了對中國文化格局的改寫。新的文化消費心理和市場需求,也在不動聲色中介入了藝術原本不可一世的世襲領地,迫使經典的版圖向時尚和市場進行重新勘測和調整,甚至割地或開放港口。這種「大眾文化的互文性」,正在發生的意義,便也呈現在了正在發生的遊戲的娛樂之中,讓人看到大眾文化自身豐富性和複雜性。

當代小說方面,我特別要提到《朗讀者》(本哈德·施林克著錢定平譯譯林出版社)和《我父親的光榮》(馬塞爾·帕尼奧爾著周國強譯安徽文藝出版社)。

《朗讀者》觸動的是法西斯罪惡的過去,讓人思考如何面對戰後成長起來的德國第二代第三代人。故事講述了15歲的米夏和36歲的漢娜一次街頭偶遇和接下來無法控制的肉體接觸,女人對自身文盲和集中營看守歷史的雙重隱瞞,性愛之前男孩對女人的高聲朗讀,不僅變成了小說的標題,也變成了一種隱喻。然後,漢娜突然不辭而別,小說的第一章到此戛然而止。直到多年以後米夏成為法學大學生時才又看到了她:在法庭上,她出現了,站在歷史黑暗的另一邊,承擔著戰後人們對罪惡的指責。

同情節緊湊而貌似情愛流行的第一章寫法不同的這一章,對於我們中國的讀者是陌生的,卻是這部小說最精彩的部分。我們的小說不少已如一張油餅,被電視劇和時尚的雙面煎烤得過分光滑油亮,香酥可口了。但是,在這部小說中,到了這裡,作者不僅將漢娜、同時也將米夏置於審判席上,如同書中米夏自己說的「全都捆綁在一起出庭」。在徹底小資化了的文化背景中,《朗讀者》這部書對於我們有著無法迴避的相關性:在和歷史調過情以後,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嗎?幾代人之間的欲說又止、躲躲藏藏()後面是什麼?

法國人寫的小說在平易之中見功夫,靠的不是離奇情節的外功,而是氣定神閒的內功,這樣的內功是對生活、情感和藝術爐火純青的滲透和把握。屬於慢火燉魚,而不是我們這裡見慣的炫技派的爆炒或油膩膩的滑溜。

《我父親的光榮》作者是法蘭西文學院的院士,這部作品被推舉為1945年至1980年法國最優秀的30本小說之一。讀這樣的一部小說,可以讓我們明白法國人喜歡什麼樣的小說,從而能夠看出他們和我們的文學閱讀興趣與價值取向的異同。

我看過根據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法國人對於它的喜歡,也許讓我們覺得法國人的幼稚和簡單,我們會覺得充其量是部兒童小說。但是,它純淨明亮的小說顏色,同樣明朗美麗的普羅旺斯的山間氣息,是法國人的一種生活,也是藝術的嚮往。追求純淨與追逐繁華,是法國葡萄酒和我們的二鍋頭的區別,便在小說的寫作和閱讀中首先拉開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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