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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古詩十九首·生年不滿百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
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注釋

1、「秉」,執也。「秉燭游」,猶言作長夜之游。
2、來茲,因為草生一年一次,所以訓「茲」為「年」,這是引申義。「來茲」,就是「來年」。
3、費:費用,指錢財。
4、嗤:輕蔑的笑。
5、「王子喬」,古代傳說中著名的仙人之一。「期」,待也,指成仙之事不是一般人所能期待。

譯文

一個人活在世上通常不滿百歲,心中卻老是記掛著千萬年後的憂愁,這是何苦呢?
既然老是埋怨白天是如此短暫,黑夜是如此漫長,那麼何不拿著燭火,日夜不停地歡樂遊玩呢?
人生應當及時行樂才對啊!何必總要等到來年呢?
整天汲汲無歡的人,只想為子孫積攢財富的人,就顯得格外愚蠢了,不肖子孫也只會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呢!
像王子喬那樣成仙的人,恐怕難以再等到吧!

賞析

人生價值的懷疑,似乎常是因了生活的苦悶。在苦悶中看人生,許多傳統的觀念,都會在懷疑的目光中轟然倒塌。這首詩集以鬆快的曠達之語,給世間的兩類追求者,兜頭澆了一桶冷水。

首先是對吝嗇聚財的「惜費」者的嘲諷,它幾乎占了全詩的主要篇幅。這類人正如《詩經·唐風》「山有樞」一詩所譏刺的:「子有衣裳,弗曳弗婁(穿裹著);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只管苦苦地聚斂財貨,就不知道及時享受。他們所憂慮的,無非是子孫後代的生計。這在詩人看來,簡直愚蠢可笑:「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縱然人能活上百年,也只能為子孫懷憂百歲,這是連小孩都明白的常識;何況還未必活得了百年,偏偏想憂及「千歲」,真是愚不可及。開篇落筆,以「百年」、「千年」的荒謬對接,揭示那些活得吝嗇的「惜費」者的可笑情態,真是妙不可言。接著兩句更奇:「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游」者,放情遊樂也。把生命的白晝,盡數沉浸在放情遊樂之中,已夠聳人聽聞的了,詩人卻還「苦」於白晝太「短」,竟異想天開,勸人把夜晚的臥息時間,也都用來行樂,真虧他想得出來。夜晚黑燈瞎火,就怕敗了遊興。詩人卻早備良策:那就乾脆手持燭火而游!——把放情行樂之思,表述得如此赤裸而大言不慚,這不僅在漢代詩壇上,就是在整個古代詩歌史上,恐怕都算得上驚世駭俗之音了。至於那些孜孜追索於藏金窯銀的守財奴,聽了更要瞠目咋舌。這些是被後世詩論家嘆為「奇情奇想,筆勢崢嶸」的開篇四句(方東樹《昭昧詹言》)。它們一反一正,把終生憂慮與放情遊樂的人生態度,鮮明地對立起來。

詩人似乎早就料到,鼓吹這樣的放蕩之思,必會遭到世俗的非議。也並非不想享受,只是他們常抱著「苦盡甘來」的哲學,把人生有限的享樂,推延到遙遠的未來。詩人則斷然否定這種哲學:想要行樂就得「及時」,不能總等待來年。詩中沒有說為何不能等待來年。其弦外之音,卻讓《古詩十九首》的另一首點著了:「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誰也不知道「來茲」不會有個三長兩短,突然成了「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的「陳死人」(《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那時再思享樂,已經晚了。這就是在詩人世間「及時」行樂的曠達之語後面,所包含著的許多人生的痛苦體驗。從這一點看,「惜費」者的終日汲汲無歡,只想著為子孫攢點財物,便顯得格外愚蠢了。因為他們生時的「惜費」,無非養育了一批遊手好閒的子孫。當這些不肖子孫揮霍無度之際,不可能會感激祖上的積德。也許他們倒會在背底里,嗤笑祖先的不會享福。「愚者愛惜費,但為後世嗤」二句,正如方廷珪所說:「直以一杯冷水,澆財奴之背」(《文選集成》)。其嘲諷辭氣之尖刻,確有對愚者的「喚醒醉夢」之力。

全詩抒寫至此,筆鋒始終還都針對著「惜費」者。只是到了結尾,才突然「倒卷反掉」,指向了人世的另一類追求:仰慕成仙者。對於神仙的企羨,從秦始皇到漢武帝,都幹過許多蠢事。就是漢代的平民,也津津樂道於王子喬被神秘道士接上嵩山、終於乘鶴成仙的傳說。在漢樂府中,因此留下了「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下游來,王子喬」的熱切呼喚。但這種得遇神仙的期待,到了苦悶的漢末,也終於被發現只是一場空夢(見《古詩十九首·驅車上東門》:「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所以,對於那些還在做著這類「成仙」夢的人,詩人便無須多費筆墨,只是借著嘲諷「惜費」者的余勢,順手一擊,便就收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這結語在全詩似乎逸出了主旨,一下子岔到了「仙人」身上,但詩人之本意,其實還在「喚醒」那些「惜費」者,即朱筠《古詩十九首說》指出的:「仙不可學,愈知愚費之不可惜矣」。()只輕輕一擊,即使慕仙者為之頸涼,又照應了前文「為樂當及時」之意:收結也依然是曠達而巧妙的。

這樣一首以放浪之語抒寫「及時行樂」的奇思奇情之作,似乎確可將許多人們的人生迷夢「喚醒」;有些研究者因此將這類詩作,視為漢代「人性覺醒」的標誌。但仔細想來,「常懷千歲憂」的「惜費」者固然愚蠢;但要說人生的價值就在於及時滿足一已的縱情享樂,恐怕也未必是一種清醒的人生態度。實際上,這種態度,大抵是對於漢末社會動盪不安、人命危淺的苦悶生活的無力抗議。從毫無出路的下層人來說,又不過是從許多迷夢(諸如「功業」、「名利」之類)中醒來後,所做的又一個迷夢而已——他們不可能真能過上「被服紈與素」、「何不秉燭游」的享樂生活。所以,與其說這類詩表現了「人性之覺醒」,不如說是以曠達狂放之思,表現了人生毫無出路的痛苦。只要看一看文人稍有出路的建安時代,這種及時行樂的吟嘆,很快又為憫傷民生疾苦、及時建功立業的慷慨之音所取代,就可以明白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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