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燈當然是一下子就全亮了的。但是陳杲總覺得是從他的頭頂拋出去兩道光流。街道兩端，光河看不到頭。槐樹留下了樸質而又豐滿的影子。等候公共汽車的人們也在人行道上放下了自己的濃的和淡的各人不止一個的影子。
大汽車和小汽車。無軌電車和腳踏車。鳴笛聲和說笑聲。大城市的夜晚才最有大城市的活力和特點。開始有了稀稀落落的、然而是引人注目的霓虹燈和理髮館門前的旋轉花浪。有燙了的頭髮和留了的長髮。高跟鞋和半高跟鞋，無袖套頭的裙衫。花露水和雪花膏的氣味。
城市和女人剛剛開始略略打扮一下自己，已經有人坐不住了。這很有趣。陳杲已經有２０多年不到這個大城市來了。２０多年，他呆在一個邊遠的省份的一個邊遠的小鎮，那裡的路燈有三分之一是不亮的，燈泡健全的那三分之二又有三分之一的夜晚得不到供電。不知是由於遺忘還是由於燃料調配失調。但問題不大，因為那裡的人大致上也是按照農村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古制而生活的，下午六點一過，所有的機關、工廠、商店、食堂就都下了班了。人們晚上都呆在自己的家裡抱孩子，抽菸，洗衣服，說一些說了就忘的話。
汽車來了，藍色的，車身是那種掛連式的，很長大。售票員向著擴音器說話。人們擠擠擁擁地下了車。陳杲和另一些人擠擠擁擁地上了車。很擠，沒有座位，但是令人愉快。售票員是個臉兒紅撲撲的、口齒伶俐而且嗓音響亮的小姑娘。在陳杲的邊遠小鎮，這樣的姑娘不被選到文工團去報幕才怪。她熟練地一撳電門，遮著罩子的供看票用的小燈亮了，撕掉幾張票以後，叭，又滅了。許多的街燈、樹影、建築物和行人掠過去了，又要到站了，清脆的嗓子報著站名，叭，罩燈又亮了，人們又在擠擠搡搡。
上來兩個工人裝束的青年，兩個人情緒激動地在談論著：「……關鍵在於民主，民主，民主……」來大城市一周，陳杲到處聽到人們在談論民主，在大城市談論民主就和在那個邊遠的小鎮談論羊腿把子一樣普遍。這大概是因為大城市的肉食供應比較充足吧，人們不必為羊腿操心。這真讓人羨慕。陳杲微笑了。
但是民主與羊腿是不矛盾的。沒有民主，到了嘴邊的羊腿也會被人奪走。而不能幫助邊遠的小鎮的人們得到更多、更肥美的羊腿的民主則只是奢侈的空談。陳杲到這個城市來是參加座談會的，座談會的題目被規定為短篇小說和戲劇的創作。粉碎「四人幫」後，陳杲接連發表了五六篇小說，有些人誇他寫得更成熟了，路子更寬了，更多的人說他還沒有恢復到２０餘年前的水平。過分注意羊腿的人小說技巧就會退化的，但是懂得了羊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卻是一大進步和一大收穫。這次應邀來開會，火車在一個小站上停留了１小時零１２分鐘，因為那裡有一個沒有戶口而有羊腿、賣高價的人被軋死了；那人為了早一點把羊腿賣出去，竟然不顧死活地在停下來的列車下面鑽行，結果，制動閘失靈，列車滑動了那麼一點點，可憐人就完了。這一直使陳杲覺得沉重。
正像從前在這樣的座談會上他總是年齡最小的一個一樣，現在這一類會上他卻是比較年長的了，而且顯得土氣，皮膚黑、粗糙。比他年輕、肩膀寬、個子高、眼睛大的同志在發言中表達了許多新鮮、大膽、尖銳、活潑的思想。令人頓開茅塞，令人心曠神怡，令人猛醒，令人激奮。結果文藝問題倒是討論不起來，儘管主持會議的人拚命想引導大家圍繞中心，大家談得最多的還是關於「四人幫」賴於立足的土壤，關於反封建，關於民主與法制、道德與風氣，關於公園裡有愈來愈多的青年人聚眾跳交誼舞、用電子吉他伴奏，以及公園管理人員如何千方百計地與這種災禍作鬥爭；從每隔三分鐘放送一次禁止跳這種舞的通告、罰款辦法到提前兩個小時淨園。陳杲也在會上發了言，比起其他人，他的發言是低調門的，「要一點一滴，從我們腳下做起，從我們自己做起。」他說。這個會上的發言如果能有一半，不，五分之一，不，十分之一變為現實，那就簡直是不得了！這一點使陳杲興奮，卻又惶惑。
車到了終點站，但乘客仍然滿滿的。大家都很輕鬆自如，對於售票員的收票驗票的呼籲滿不在意，售票員的聲音裡帶有點怒氣了。像一切外地人一樣，陳杲早早就高舉起手中的全程車票，但售票員卻連看他都不看一眼，他規規矩矩地主動把票子送到售票員手裡，售票員連線都沒接。
他掏出「通訊錄」小本本，打開藍灰色的塑膠皮，查出地址，開始打問。他問一個人卻有好幾個人向他指點，只有在這一點上他覺得這個大城市的人還保留著「好禮」的傳統。他道了謝，離開了燈光耀眼的公共汽車終點站，三拐兩彎，走進一片迷宮似的新住宅區。
說是迷宮不是因為它複雜，而是因為它簡單，六層高的居民樓，每一幢和每一幢都沒有區別。密密痲痲的堆滿了亂七八糟的東西的陽台，密密痲痲的閃耀著日光燈的青輝和普通燈泡的黃光的窗子。連每一幢樓的視窗里傳出來的聲音也是差不多的。電視正在播送國際足球比賽，中國隊踢進去一個球，球場上的觀眾和電視螢光屏前面的觀眾歡呼在一起，人們狂熱地喊叫著，掌聲和歡呼聲像漲起來的海潮，人們熟悉的老體育廣播員張之也在拚命喊叫，其實，這個時候的解說是多餘的。另外，有的視窗里傳出錘子敲打門板的聲音，剁菜的聲音和孩子之間吵鬧和大人的威脅的聲音。
這麼多聲音，燈光，雜物都堆積在像一個一個的火柴匣一樣呆立著的樓房裡；對於這種密集的生活，陳杲覺得有點陌生、不大習慣、甚至有點可笑。和樓房一樣高的一棵棵的樹影又給這種生活鋪上薄薄的一層神秘。在邊遠的小鎮，晚間聽到的最多的是狗叫，他熟悉這些狗叫熟悉到這種程度，以致在一片汪汪聲中他能分辨哪個聲音是出自哪種毛色的哪一隻狗和它的主人是誰。再有就是載重卡車夜間行車的聲音，車燈刺激著人的眼睛，車一過，什麼都看不見了。臨街的房屋都隨著汽車的顛簸而震顫。
行走在這迷宮一樣的居民樓里，陳杲似乎有一點後悔。真不應該離開那一條明亮的大街，不應該離開那個擁擁搡搡的熱鬧而愉快的公共汽車，大家一起在大路上前進，這是多麼好啊，然而現在呢，他一個人來到這裡。要不就呆在招待所，根本不要出來，那就更好，他可以和那些比他年齡小的朋友們整晚整晚地爭辯，每個人都爭著發表自己的醫治林彪和「四人幫」留下的後遺症的處方。他們談論貝爾格勒、東京、香港和新加坡。晚飯以後他們還可以買一盤炸蝦片和一盤煮花生米，叫上一升啤酒，既消暑又助談興。然而現在呢，他莫名其妙地坐了好長時間的車，要按一個莫名其妙的地址去找一個莫名其妙的人辦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其實事一點也不莫名其妙，很正常，很應該，只是他辦起來不合適罷了，讓他辦這件事還不如讓他上台跳芭蕾舞，飾演《天鵝湖》中的王子。他走起路來都有一點跛，當然不注意倒也看不出，這是「橫掃一切」留下的小小的紀念。
這種倒胃口的感覺使他想起２０多年前離開這個大城市來。那也是一種離了群的悲哀。
因為他發表了幾篇當時認為太過分而現在又認為太不夠的小說，這使他長期在９５％和５％之間盪鞦韆，這真是一個危險的遊戲。
按照人們所說的，對面不太遠的那一幢樓就是了，偏偏趕上這兒在施工，好像在這裡還要安裝什麼管道，不，不止是管道，還有磚瓦木石呢，可能還要蓋兩間平房，可能是食堂，當然也可能是公共廁所，總之，一道很寬的溝，他大概跳不過去，被橫掃以前本來是可以跳過去的，所以他必須找一個橋樑，找一塊木板，於是他順著溝走來走去，焦躁起來，竟沒有找到什麼木板，白白地多走了冤枉路，繞還是跳？不，還不能服老，於是他後退了幾步，一、二、三，不好，一隻腿好像陷在沙子裡，但已經跳了起來，不是騰空而起，而是落到溝里。幸好，溝底還沒有什麼硬的或者尖利的東西。但他也過了將近十分鐘才從疼痛和恐懼中清醒過來，他笑了，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土，一跛一拐地爬了出來，誰知道剛爬出來又一腳踩到一個雨水窪里，他慌忙從水窪里抽出了腳，鞋和襪子已經都濕了，腳感到很牙磣和吃了帶土的米飯時嘴的感覺一樣。他一抬頭，看到樓邊的一根歪歪斜斜的桿子上的一個孤零零的、光色顯得橙紅的小小的電燈泡。這個電燈泡存在在這裡，就像在一面大黑板上畫了一個小小的問號，或者說是驚嘆號也行。
他走近了問號或驚嘆號，樓窗里又傳出來歡呼混合著打口哨的聲音，大概是外國隊又踢進了一個球。他湊近樓口，仔細察看了一下樓口上面的字跡，斷定這就是他要找的那個地方。但他不放心，站在樓口等候一個過往的人，好再打聽一下，同時怪不好意思。
他臨走以前，那個邊遠的地方的一位他很熟悉也很尊重的領導同志找了他去，交給他一封信，讓他去到大城市去找一個什麼公司的領導人。「我們是老戰友」，當地的陳杲所熟悉的領導同志說，「我信上已經寫了，咱們機關的唯一的一輛上海牌小臥車壞了，管理人員和駕駛員已經跑了好幾個地方，看來本省是修不好的了，缺幾個關鍵性的部件。我這個老戰友是主管汽車修配行業的，早就向我打過保票，說是『修車的事包在我身上』，你去找找他，聯繫好了拍一個電報來……」
就是這麼一件普普通通的事。找一個私人，一個老友，一個有職有權的領導，為另一個有職有權、在當地可以稱得上是德高望重的領導所屬單位修理一輛屬於國家所有的小汽車。
沒有理由拒絕這位老同志的委託，而懂得羊腿的重要性的陳杲也就不對帶信找人的必要性發生懷疑。順便為當地辦點事當然是他應盡的義務，但是，接受這個任務以後總覺得好像是穿上了一雙不合腳的鞋，或是穿上一條褲子結果發現兩條褲腿的顏色不一樣。
邊遠的小鎮的同志似乎「洞察」了他的心理，所以他剛到大城市不久就接連收到了來自小鎮的電報，催他快點去討個結果。反正我也不是為了個人。反正我從來也沒坐過那輛上海牌，今後也不會坐。他鼓勵著自己，經過了街燈如川的大路，離開了明亮如舞台的終點站和熱情的乘客，繞來繞去，掉到溝里又爬出來，一身土，一腳泥，來到了。
終於從兩個孩子口裡證明了樓號和門號的無誤，然後他快步走到了四樓，找對了門，先平靜了一下，調勻呼吸，然後儘可能輕柔地、文明地然而又是足夠響亮地敲響了門。
沒有動靜，然而門內似乎有點聲音傳出來，他把耳朵貼在門板上，好像有音樂，於是他摒棄了方才剎那間「喲，沒在家」的既喪氣而又慶幸的僥倖心理，堅決地再把門敲了一次。
三次敲門之後，咚咚咚傳來了腳步聲，吱吜，旋轉暗鎖，光當，門打開了，是一個頭髮蓬亂的小伙子，上身光光的，大腿光光的，渾身上下只有一條白布褲衩和一雙海綿拖鞋，他的肌肉和皮膚閃著光。「找誰？」他問，口氣里有一些不耐煩。
「我找×××同志」，陳杲按照信封上的名字說道。「他不在，」小伙子轉身就要關門，陳杲向前邁了一步，用這個大城市的最標準的口語發音和最禮貌的詞句作了自我介紹，然後問道：「您是不是×××同志家裡的人，（估計是×××的兒子，其實對這樣一個晚輩完全不必用『您』）您能不能聽我說一說我的事情並轉達給×××同志？」
黑暗裡看不到小伙子的表情，但憑直覺可以感到他皺了一下眉，遲疑了一下，「來吧」，他轉身就走，並不招呼客人，那樣子好像通知病人去拔牙的口腔醫院的護士。
陳杲跟著他走去。小伙子的腳步聲——咚、咚、咚。陳杲腳步聲——嚓、嚓、嚓。黑咕洞洞的過道。左一個門，右一個門，過了好幾個門。一個門裡原來還有那麼多門。有一個門被拉開了，柔和的光線，柔媚的歌聲，柔熱的酒氣傳了出來。
鋼絲床，杏黃色的綢面被子，沒有疊起來，堆在那裡，好像倒置的一個大燒麥。落地式檯燈，金屬支柱發出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亮光。床頭櫃的櫃門半開，露出了門邊上的彈珠。邊遠的小鎮有好多好友託付陳杲給他們代買彈珠，但是沒有買著。那裡，做大立櫃的高潮方興未艾。再移動一下眼光，藤椅和躺椅，圓桌，桌布就是樣板戲《紅燈記》第四場鳩山的客廳里舖過的那一張。四個喇叭的袖珍錄音機，進口貨。香港歌星的歌聲，聲音軟，吐字硬，舌頭大，嗓子細。聽起來總叫人禁不住一笑。如果把這條錄音帶拿到邊遠的小鎮放一放，也許比入侵一個騎兵團還要怕人。只有床頭柜上的一個裝著半杯水的玻璃杯使陳杲覺得熟悉，親切，看到這個玻璃杯，就像在異鄉的陌生人中發現了老相識。甚至是相交不深或者曾有芥蒂的人，在那種場合都會變成好朋友。
陳杲發現門前的一個破方凳，便搬過來，自己坐下了。他身上髒。他開始敘述自己的來意，說兩句又等一等，希望小伙子把錄音機的聲音關小一些，等了幾次發現沒有關小的意思，便逕自說下去。奇怪，一向不算不善於談話的陳杲好像被人偷去了嘴巴，他說得結結巴巴，前言不搭後語，有些詞用得不倫不類，比如本來是要說「想請×××同志幫助給聯繫一下」，竟說成了「請您多照顧」，好像是他來向這個小伙子申請補助費。本來是要說：「我先來聯繫一下」，竟說成了「我來聯絡聯絡」。而且連說話的聲音也變了，好像不是他自己的聲音，而是一把鈍鋸在鋸榆木。
說完，他把信掏了出來，小伙子斜仰著坐在躺椅上一動也不動，年齡大概有小伙子的兩倍的陳杲只好走過去把邊遠地區領導同志的親筆信送了過去。順便，他看清了小伙子那張充滿了厭倦和愚蠢的自負的臉。一臉的粉刺和青春疙瘩。
小伙子打開信，略略一看，非常輕蔑地笑了一下，左腳卻隨著軟硬軟硬的歌聲打起拍子來。錄音機和香港「歌星」的歌聲，對於陳杲來說也還是新事物，他並不討厭或者反對這種唱法，但他也不認為這種唱法有多大意思，他的臉上出現了一個輕蔑的笑容，不自覺的。
「這個×××（說的是邊遠地區的那位領導），是我爸爸的戰友嗎（按，到現在為止他沒有作自我介紹，從理論上還無法證明他的爸爸是誰）？我怎麼沒聽我爸爸說過？」
這句話給了陳杲一種受辱的感覺。「你年輕嘛，你爸爸可能沒對你說過……」陳杲也不再客氣了，回敬了一句。「我爸爸倒是說過，一找他修車，就都成了他的戰友了！」
陳杲的臉發燒，心突突地跳起來，額頭上沁出了汗珠，「難道你爸爸不認識×××（邊遠地區的首長）嗎？他是１９３６年就到延安去的，去年在《紅旗》上還發表過一篇文章……他的哥哥是××軍區的司令啊！」
陳杲急急忙忙地竟然說起了這樣一些報字號的話，特別是當他提到那位知名的大人物、××軍區的司令時，刷地一下子，他兩眼一陣暈眩而且汗流浹背了。
小伙子的反應是一個２０倍於方才的輕蔑的笑容，而且笑出了聲。
陳杲無地自容，他低下了頭。
「我跟您這麼說吧，」小伙子站了起來，一副作總結的架勢，「現在辦什麼事，主要靠兩條，一條你得有東西，你們能拿點什麼東西來呢？」
「我們，我們有什麼呢？」陳杲問著自己：「我們有……羊腿……」他自言自語地說。
「羊腿不行，」小伙子又笑了，由於輕蔑過度，變成了憐憫了，「再一條，乾脆說實話，就靠招搖撞騙……何必非找我爸爸呢，如果你們有東西，又有會辦事的人，該用誰的名義就用去好了。」然後，他又補了一句，「我爸爸到北戴河出差去了……」他沒有說「療養」。
陳杲昏昏然，臨走到門口的時候他忽然停下了腳，不由得側起了耳朵，錄音機里放送的是真正的音樂，匈牙利作曲家韋哈爾的《舞會圓舞曲》。一片樹葉在旋轉，飛旋在三面是雪山的一個高山湖泊的碧藍碧藍的水面上，他們的那個邊遠的小鎮，就在高山湖泊的那邊。一隻野天鵝，棲息在湖面上了。
黑洞洞的樓道。陳杲像喝醉了一樣地連跑帶跳地沖了下來。咚咚咚咚，不知道是他的腳步聲還是他的心聲更像一面鼓；一出樓門，抬頭，天啊，那個小小的問號或者驚嘆號一樣的暗淡的燈泡忽然變紅了，好像是魔鬼的眼睛。
多麼可怕的眼睛，它能使()鳥變成鼠，馬變成蟲。陳杲連跑帶躥，毫不費力地從土溝前一躍而過，球賽結束了，電視廣播員用溫柔而親切的聲音預報第二天的天氣。他飛快地來到了公共汽車的終點——起點站。等車的人仍然是那麼多。有一群青年女工是去工廠上夜班的，她們正在七嘴八舌地議論車間的評獎。有一對青年男女，甚至在等車的時候也互相拉著手，扳著腰肢。今日的四銘先生看了準保又要休克了。陳杲上了車，站在門邊。這個售票員已經不年輕了，她的身體是那樣單薄，隔著襯衫好像可以看到她的突出的、硬硬的肩胛骨。２０年的坎坷，２０年的改造，陳杲學會了許多寶貴的東西，也丟失了一點本來絕對不應該丟失的東西。然而他仍然愛燈光，愛上夜班的工人，愛民主，評獎、羊腿……鈴聲響了，「哧」
地一聲又一聲，三個門分別關上了，樹影和燈影開始後退了，「有沒有票的沒有？」售票員問了一句，不等陳杲掏出零錢，「叭」地一聲把票燈關熄了。她以為，乘車的都是有月票的夜班工人呢。
１９７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