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趁耶誕新年幾天假期，檢視不久之前初步編出來的一本新文集，準備寄給台北出版社付梓。文集七十篇文章十來萬字，一大半是我每個月給《明月》寫的編者文章；這次重讀，除了覺得六年歲月過得真快，也想到新的一年裡海峽兩岸和香港的形勢，更考慮到我個人的編輯工作和寫讀生活的前路。
我的新書名為《這一代的事》：那是去年我發表在月刊十月號上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我很喜歡那篇文章，也很喜歡那個題目。記得那天深夜寫完"書房窗外的冷雨"一節，我仿佛回到父親生前的書齋，心頭儘是傷逝之情；寫到"捲起那半幅竹簾"，學生時代的台南舊事一一重現，高興了好久好久；寫到"送給列寧的禮物"，書房裡頓時飄起英國初秋午後的寒意，我依稀回到倫大那家學院的酒館，三兩師友又在酒邊高談政治了；收筆前寫香港一段，我不禁想到我和我的家人的前程，滿心愧作不能言傳；脫稿的時候，腦中兩岸政局的陰影揮之不去，我竟格外懷念台北那位忠誠的少將。這些都是我這一代人的事：政治的圍牆隔絕了歷史的燈影，而知識的扁舟又載不動太多的倫理包袱。在這樣的扌于格之下，價值判斷似乎都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了。
我半輩子在幾個傳播機構出版單位做事，筆底描畫過多少中外政界的微雨和風暴，對於箇中是非黑白實在有點茫然了。可是，一個從事編輯工作和過著寫讀生涯的人一旦沒有理想、喪失信心，根本不可能提起勇氣坐到書桌前迎接新的一天。兩百多年前，揚州八怪()之一的金農看透城狐社鼠的社會，大可"攜燈畫竹到天明"，借用種竹體現積極的意識，通過畫竹寄託高潔的情操，最後保全了傳統讀書人的完美形象。兩百多年後的今天，整個世界的節奏已經不太容許一個人隱居山林獨善其身了：社會分工的趨勢越走越遠，腦力勞動者所面臨的生存挑戰也越來越大，金農思想只能作為人生失意時的精神慰藉，無補於現實事務的運作過程。雖然如此，我的編輯室里還是長年掛著江兆申先生給我寫的《種竹》詩，隨時讓我有個綠影照窗的精神別業。現代人仍然有權緬懷這一點點情味。
一九八六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