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鴉片戰爭，國人再不懂歷史者也能說上幾分，但若要細細推敲、點點分析，卻發現太多所謂細節所謂真相其實並不明了。一百多年來，關於鴉片戰爭的研究不勝其數，觀點卻是大同小異。我們難免會疑惑，這場被視為中國近代史開端的戰爭，它的形成、爆發直至失敗真的只是我們所了解的「貿易爭端」、「奸臣賣國」、「忠臣難封」這麼簡單嗎？
這諸多疑惑，在閱讀茅海建先生的《天朝的崩潰》一書後大都得到了解答。本書又名《鴉片戰爭再研究》，是茅海建先生系統研究鴉片戰爭十餘年所得的成果。與之前所讀文獻不同，茅先生除詳盡考訂了與戰爭相關的海量史實外，更致力於站在當時的情景下，力圖以當時的道德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規範去解讀歷史，使得許多在今人看來荒謬的行為得以顯示其在當時環境中的合理性。他用鴉片戰爭中決策的皇帝與諸位官員構建書的脈絡，在官員們的決策做法中窺探大清國的政治軍事環境，評價清王朝在此歷史轉折點的所作所為，揭示了歷史進程中的偶然與必然。如作者自己所言：「我選擇鴉片戰爭這一中國近代化理應發生的起點，專門分析中國人，尤其是決策者們，究竟犯了什麼錯誤以及如何犯錯誤的，試圖回答一些問題。」可謂推陳出新，別樹一幟。
「歷史學家可以說謊，但歷史不會說謊。」本書使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作者對待歷史極為認真的態度，這從書中豐富詳盡的引用和注釋便可見一斑，更難得的是其堅持事實、力圖還原歷史真相的努力。
在之前的認知中，琦善、伊里布等人就是「漢奸」、「賣國賊」，林則徐則是能救國於危亡卻被構陷而壯志難酬的民族英雄。但在此書中，作者通過嚴格分析，將有關琦善「賣國」的證據一條條駁倒，告訴我們是琦善而非林則徐促成了道光帝「查剿鴉片」的決定，琦善「賣國說」的根由在於他不主張用武力對抗的方式制止英國的軍事侵略，而是去企圖用妥協的方式達到中英和解。於是，「妥協」便被視為「投降」，「投降」又被提升為「賣國」，帽子便這樣一頂一頂加在了琦善頭上。他同樣告訴我們，林則徐固然有著值得稱頌的業績與精神，卻絕不是大廈將傾時可支的那根「獨木」，與同時期其他官員相比，他肯致力於新知的努力，了解了英國殖民的歷史，做著當時官僚士子們不屑於做的事情，實為難能可貴。但他的見識水平、思維方式及價值觀念使他未能準確了解對手的實力、戰術，亦未能對戰爭做出正確的判斷。他是一個尋求進步的人，但再偉大的人也有其局限性，作為個人，總是無法徹底脫離他所處的時代。而當時人們對林則徐的盛讚和期許，更多是因為那是當時他們所能抓住的難得的希望；一百多年後的我們對林公的敬仰與懷念，多的是對那段苦難歷史的僥倖與不甘。
歷史學家與我們普通大眾一樣，生來俱有無可排遣的民族情結，但不應當演化為歷史研究中對本民族的袒護。一個民族對自己歷史的自我批判，正是它避免重蹈歷史覆轍的堅實保證。因此我們需要明白，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究竟犯了哪些錯誤。歷史學最基本的價值，就在於提供錯誤，即失敗的教訓。所謂「以史為鑑」，正是面對錯誤、分析錯誤，從而避免錯誤。從這個意義上講，一個民族從失敗中學到的東西，遠遠超過他們勝利時的收穫。勝利使人興奮，失敗使人沉思。一個沉思著的民族往往要比興奮中的民族更有力量。歷史學本應當提供這種力量。中華民族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之一，但我們不能忽視幾千年歷史沉澱所積累的民族缺陷，正視缺陷是消除缺陷的必要條件。這便是歷史應當給予我們的價值。
回到書的內容。在閱讀過程中，我不合時宜的想起了另一本似乎毫無關聯的書——《三體》，腦海中總會浮現「歌者文明」對太陽系文明實行的「降維打擊」。鴉片戰爭中的英國與中國似乎就可以貼切的對應這兩個文明。就像《三體》中面對「黑暗森林」法則自以為已做好準備沾沾自喜的太陽系文明一樣，當時的清王朝也仍然沉浸在「天朝」的美夢裡，以為泱泱中華根本不必將區區「島夷」放在眼裡。於是，英國的「堅船利炮」和先進的軍事理念就如一塊二相箔，使得清王朝幾乎毫無招架之力。這不是兩個國家的交戰，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對舊時代無情的全面碾壓。在歷史的車輪下，忠臣良將、義理仁心都不過是蚍蜉撼樹而已，更何況這箇舊時代已是千瘡百孔、根枯葉爛。
在長期領先於世界背景下，「天朝上國」成為了我們的定位，清王朝的強盛也使周邊地區的各國君主，出於種種動機，紛紛臣屬於中國，向清王朝納貢，受清王朝冊封。至於藩屬國以外的國家，包括西方各國，清王朝一般皆視之為「化外蠻夷之邦」，在他們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於「蠻夷」的一種恩惠，是「懷柔遠人」的一種策略。因此，清王朝在對外關係上，自以為是居於他國之上的「天朝」，不承認與之平等的國家的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天朝」的對外體制，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正如茅先生所說，「天朝」是一個夢，一個難以驚醒的夢。而當這個夢被強行打破時，我們才恍然發現自己的落後與無能為力。
茅海建先生從武器裝備、兵力與編制、士兵和軍官三個方面將中英軍事力量進行了對比，使我們看到了二者之間巨大的差異和清軍當時的種種亂象。當權力與金錢一樣上市流通之後，即刻產生威力無比的社會腐蝕劑，當軍隊將財神像奉為戰旗時，腐敗已不可逆轉，執法者犯法的罪惡足以致命。鴉片戰爭時期的清軍，本是一個難得見到光明的黑暗世界。但當下流行的各種鴉片戰爭的論著中，一方面承認清軍已經腐敗，一方面卻又只是利用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犧牲的將士講述「廣大愛國官兵英勇奮戰」云云。這種以偏概全的論調，難免讓人覺得有「阿Q精神」的味道。
除去軍事上的種種問題，鴉片戰爭暴露出的君臣關係問題更令人深思。天朝的落敗，打破了當時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們固有的「天朝不可戰勝，島夷不自量力」的思想，他們雖然疑惑，卻並不能從世界大趨勢和中國社會本身去看問題，因而不可能看出問題的癥結正在他們津津樂道的天朝文物制度上。他們認為剿滅才是天朝對待這些蠻夷之邦唯一正確的方法，而以此類推，敗仗的責任自然不能推給皇上，就只能由不主戰的大臣承擔，而給他們帶上「奸臣」的帽子，並且逐漸由「奸臣」變為「賣國賊」。對於在文化專制主義和儒家學說千年的影響之中形成的「君臣是非善惡忠奸」的理念，著作家和史料研究者們的行為不僅不是對當時社會忠奸理論的反思和改變，反而是為了使其更加穩固。於是我們看到：皇帝獨斷專制卻又漫不經心，大臣戰戰兢兢卻又謊話連篇。「知識給人力量，愚昧也給人力量，甚至是更大的力量。」在戰爭開始相當長時間之後，清朝自道光皇帝至各位大臣對英軍的實力仍然模糊不清，以至於多次戰爭後清軍的防禦和戰法都無創新。這又如何能不敗呢？值此生死存亡之際，本應看到舉國上下萬眾一心抵抗侵略，實際上卻是上下欺瞞得過且過，實在令人扼腕。
其實早在明朝的時候，中國就有完成軍事現代化的組織，也就是全面進入熱武器時代。但沒有成功，因為社會組織和生產方式不支持。而皇帝和大臣互相不信任就更是自古以來的問題了。這倒可以解釋另一個我本不理解的問題：在當時的文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對「漢奸」的指責？結合後來的「三元里抗英」中勸解三元里民眾的余保純成為了眾人心中的「漢奸」一事，我想，在鴉片戰爭時期，「漢奸」可算是一個最不確定的稱謂，一切不便解釋、難以解釋的是由、責任、後果，便可以被轉移到「漢奸」身上。
在本書的最後，茅先生將清王朝與當時同樣遭受列強侵略的日本做了對比，我們看到「黑船事件」之後的日本，是如何以與清王朝截然不同的態度開始奮鬥與發展，終在「明治維新」後突飛猛進，甚至在鴉片戰爭結束52年後由當初的被侵略者成為侵略者，給中華民族帶來新的苦難。我思考著與作者相同的問題：在鴉片戰爭中犧牲的將士們，他們的血如何才算沒有白流？以鮮血換來的成功是榮耀的，而以鮮血換來的失敗更應當被重視。唯有牢記「血的教訓」，認真思過，直至奮發圖強重振輝煌，方可稱作不辜負。一百餘年前是如此，一百餘年後更是如此。所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也當如此吧。
鴉片戰爭，這是一段傷痛而屈辱的歷史，但也正因為經歷過這落後、蒙昧、痛苦的歷史，我們才更能體會到，五十年後這個民族的覺醒，是多麼的不易，又是多麼的偉大。世界仍是百年前那個世界，幸而中國已不是百年前那箇中國。茅海建先生在全書最末問道：「中國人應以什麼樣的姿態進入21世紀？中國人怎樣才能贏得這一稱號——中國人的世紀？」我想，百年屈辱過後，重新在世界舞台上顯現自己無可阻擋的實力的中國，定不會令我們每一個國人失望，不會令百年前在一片黑暗中仍能以血為燭的先輩們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