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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林奶奶

林奶奶小我三歲。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她忽然到我家打門,問我用不用人。我說:「不請人了,家務事自己都能幹。」她嘆氣說:「您自己都能,可我們吃什麼飯呀?」她介紹自己是「給家家兒洗衣服的」。我就請她每星期來洗一次衣服。當時大家對保姆有戒心。有人只因為保姆的一張大字報就給揪出來掃街。林奶奶大大咧咧地不理紅衛兵的茬兒。她不肯胡說東家的壞話,大嚷:「那哪兒成?我不能瞎說呀!」許多人家不敢找保姆,就請林奶奶去做零工。

我問林奶奶:「幹嗎幫那麼多人家?集中兩三家,活兒不輕省些嗎?」她說做零工「活著些」。這就是說:自由些,或主動些;幹活兒瞧她高興,不合意可以不乾。比如說吧,某太太特難伺候,氣得林奶奶當場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兩個嘴巴子。這倒像舊式婦女不能打妯娌孩子的屁股,就打自己孩子的屁股。據說,那位太太曾在林奶奶幹活兒的時候把鍾撥慢「十好幾分鐘」(林奶奶是論時記工資的),和這種太太打什麼交道呢!林奶奶幹了這一行,受委屈是家常便飯,她一般是吃在肚裡就罷了,並不隨便告訴人。她有原則:不搬嘴弄舌。

她倒是不怕沒有主顧,因為她幹活兒認真,衣服洗得乾淨;如果經手買什麼東西,分文也不肯占人家的便宜。也許她稱得上「清介」「耿直」等美名,不過這種詞兒一般不用在渺小的人物身上。人家只說她「人靠得住,脾氣可倔」。

她天天哈著腰坐在小矮凳上洗衣,一年來,一年去,背漸漸地彎得直不起來,不到六十已經駝背,身上雖瘦,肚皮卻大,其實那是徒有其表。只要掀開她的大襟,就知道衣下鼓鼓囊囊一大嘟嚕是倒垂的褲腰。一重重的衣服都有小襟,小襟上都釘著口袋,一個、兩個或三個:上一個,下一個,反面再一個,大小不等,顏色各異。衣袋深處裝著她的家當:布票,糧票,油票,一角二角或一元二元或五元十元的錢。她分別放開,當然都有計較。我若給她些什麼,得在她的袋口別上一兩隻大別針,或三隻小的,才保住東西不往外掉。

我曾問起她家的情況。她的丈夫早死了,她是青年守寡的。她伺候了婆婆好多年,聽口氣,對婆婆很有情意。她有一子一女,都已成家。她把兒子栽培到高中畢業。女兒呢,據說是「他嫂子的,四歲沒了媽,吃我的奶」。死了的嫂子大概是她的妯娌。她另外還有嫂子,她曾托那嫂子給我做過一雙棉鞋。

林奶奶得意揚揚抱了那雙棉鞋來送我,一再強調鞋子是按著我的腳寸特製的。我恍惚記起她哄我讓她量過腳寸,可是那雙棉鞋顯然是男鞋的尺碼。我謝了她,領下禮物,就讓給默存穿。想不到非但他穿不下,連阿圓都穿不下。我自己一試,恰恰一腳穿上,正是按著我的腳寸特製的呢!那位嫂子準也按著林奶奶的囑咐,把棉花絮得厚厚的,比平常的棉鞋厚三五倍不止。簇新的白布包得厚厚的,用痲線納得密密痲痲,比牛皮底還硬。我雙腳穿上新鞋,就像猩猩穿上木屐,行動不得;穩重地站著,兩腳和大象的腳一樣肥碩。

林奶奶老家在郊區,她在城裡做零工,活兒重些,工錢卻多。她多年省吃儉用,攢下錢在城裡置了一所房子,花了一二千塊錢呢。恰逢文化大革命,林奶奶趕緊把房「獻」了。她深悔置房子「千不該、萬不該」,卻倒眉倒眼地笑著用中間三個指頭點著胸口說:「我成了地主資本家!我!我!」我說:「放心,房子早晚會還給你,至少折了價還。」我問她:「你想『吃瓦片兒』(依靠出租房屋生活)嗎?」她不搭理,只說「您不懂」,她自有她的道理。

我從幹校回來,房管處已經把她置的那所房子拆掉,另賠了一間房給她——新蓋的,很小,我去看過,裡面還有個自來水龍頭,只是沒有下水道。林奶奶指著窗外的院子和旁邊兩間房說:「他住那邊。」「他」指拆房子又蓋房子的人,好像是個管房子的,林奶奶稱為「街坊」。她指著「街坊」門前大堆木材說:「那是我的,都給他偷了。」她和「街坊」為那堆木材成了冤家。所以林奶奶不走前院,卻從自己房間直通街道的小門出入。

她曾邀一個親戚同住,彼此照顧。這就是林奶奶的長遠打算。她和我講:「死倒不怕,」——吃苦受累當然也不怕,她一輩子不就是吃苦受累嗎——「我就怕老來病了,半死不活,給撂在炕上,叫人沒人理,叫天天不應。我眼看著兩代親人受這個罪了……人說『長病沒有孝子』……孝子都不行呢……」她不說自己沒有孝子,只嘆氣說「還是女兒好」。不過在她心目中,女兒當然也不能充孝子。

她和那個親戚相處得不錯,只是房間太小,兩人住太擠。她屋裡堆著許多破破爛爛的東西,還擺著一大排花盆——林奶奶愛養花,破瓷盆、破瓦盆里都種著鮮花。那個親戚住了些時候走了,我懷疑她不過是圖方便,難道她真打算老來和林奶奶做伴兒?

那年冬天,林奶奶穿著個破皮背心到我家來,要把皮背心寄放在我家。我說:「這天氣,正是穿皮背心的時候,藏起來幹嗎?」她說:「怕被人偷了。」我知道她指誰,忍不住說道:「別神經了,誰要你這件破背心呀!」她氣呼呼地忍了一會,咕噥說:「別人我還不放心呢。」我聽了忽然聰明起來。我說:「喔,林奶奶,裡面藏著寶吧?」她有氣,可也笑了,還帶幾分被人識破的不好意思。我說:「難怪你這件背心鼓鼓囊囊的。把你的寶貝掏出來給我,背心你穿上,不好嗎?」她大為高興,立即要了一把剪刀,拆開背心,從皮板子上揭下一張張存款單。我把存單的帳號、款項、存期等一一登記,封成一包,藏在她認為最妥當的地方。林奶奶切切叮囑我別告訴人,她穿上背心,放心滿意而去。

可是日常和仇人做街坊,林奶奶總是放心不下。她不知怎麼丟失了二十塊錢,懷疑「街坊」偷了。也許她對誰說了什麼話,或是在自己屋裡嘟嚷,給「街坊」知道了。那「街坊」大清早等候林奶奶出門,趕上去狠狠的打了她兩巴掌,騎車跑了。林奶奶氣得幾乎發瘋。我雖然安慰了她,卻埋怨她說,「準是你上廁所掉茅坑裡了,怎能平白冤人家偷你的錢呢?」林奶奶信我的話,點頭說:「大概是掉茅坑裡了。」她是個孤獨的人,多心眼兒當然難免。

我的舊保姆回北京後,林奶奶已不在我家洗衣,不過常來我家作客。她挨了那兩下耳光,也許覺得孤身住在城裡不是個了局。她換了調子,說自己的「兒子好了」。連著幾年,她為兒子買磚、買瓦、買木材,為他蓋新屋。是她兒子因為要蓋新屋,所以「好了」;還是因為他「好了」,所以林奶奶要為他蓋新屋?外人很難分辨,反正是同一回事吧?我只說:「林奶奶,你還要蓋房子啊?」她向我解釋:「老來總得有個窩兒呀。」她有心眼兒,早和兒子講明:新房子的套間——預定她住的一間,得另開一門,這樣呢,她單獨有個出入的門,將來病倒在炕上,村裡的親戚朋友經常能去看看她,她的錢反正存在妥當的地方呢,她不至於落在兒子、媳婦手裡。

一天晚上,林奶奶忽來看我,說:「明兒一早要下鄉和兒子吵架去」。她有一二百元銀行存單,她兒子不讓取錢。兒子是公社會計,取錢得經他的手。我教林奶奶試到城裡儲蓄所去轉期,因為郊區的儲蓄所同屬北京市。我為她策劃了半天,她才支支吾吾吐出真情。原來新房子已經蓋好了。她講明要另開一門,她兒子卻不肯為她另開一門。她這回不是去撈回那一二百塊錢,卻是借這筆錢逼兒子在新牆上開個門。我問:「你兒子肯嗎?」她說:「他就是不肯!」我說,「那麼,你老來還和他同住?」她發狠說,「非要他開那個門不可。」我再三勸她別再白慪氣,她嘴裡答應,可是顯然早已打定主意。

她回鄉去和兒子大吵,給兒媳婦推倒在地,騎在她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頓,聽說腰都打折了。不過這都只是傳聞。林奶奶見了我一句沒說,因為不敢承認自己沒聽我的話。她只告訴我經公社調停,撈回了那一小筆存款。我見她沒打傷,也就沒問。林奶奶的背越來越駝,幹活兒也沒多少力氣了。幸虧街道上照顧她的不止一家。她又舊調重彈「還是女兒好」。她也許怕女兒以為她的錢都花在兒子身上了,所以告訴了女兒自己還有多少存款。從此後,林奶奶多年沒有動用的存款,不久就陸續花得只剩了一點點。原來她又在為女兒蓋新屋。我末了一次見她,她的背已經彎成九十度。翻開她的大襟,小襟上一隻只口袋差不多都是空的,上面卻別著大大小小不少別針。不久林奶奶就病倒了,不知什麼病,吐黑水——血水變黑的水。街道上把她送進醫院,兒子得信立即趕來,女兒卻不肯來。醫院的大夫說,病人已沒有指望,還是拉到鄉下去吧。兒子回鄉找車,林奶奶沒等車來,當晚就死了。我相信這是林奶奶生平最幸運的事。顯然她一輩子的防備都是多餘了。

林奶奶死後女兒也到了,可是不肯為死人穿衣,因為害怕。她說:「她又不是我媽,她不過是我的大媽。我還恨她呢。我十四歲叫我做童養媳,嫁個傻子,生了一大堆傻子……」(我見過兩個並不傻,不過聽說有一個是「缺心眼兒」的)。女兒和兒子領取了林奶奶的遺產:存款所()余無幾,但是城裡的房產聽說落實了。據那位女兒說,他們鄉間的生活現在好得很了,家家都有新房子,還有新家具,大立櫃之類誰家都有,林奶奶的破家具只配當劈柴燒了。

林奶奶火化以後,她娘家人堅持辦喪事得擺酒,所以熱熱鬧鬧請了二十桌。散席以後,她兒子回家睡覺,忽發現鍋里蟠著兩條三尺多長、滿身紅綠斑紋的蛇。街坊聽到驚叫,趕來幫著打蛇。可是那位兒子忙攔住說「別打,別打」,廣開大門,把蛇放走。林奶奶的喪事如此結束。鍋里蟠兩條蛇,也不知誰惡作劇;不過,倒真有點像林奶奶乾的。

一九八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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