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以為，這一輩子再無出路了。永遠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被世人歧視，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為貧困所苦，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聰明才智，因為連發現它、測試它、實現它的機會都沒有。
在成千上萬受苦受難的知識分子當中，在無法超越外界或自身的障礙而為數不多的、擺脫了虛偽的婚姻關係的婦女當中，我的遭遇，本屬平常而又平常。我本應接受這個現實，在給我限定的社會地位上，了此一生。
偏偏我生來不甘屈服，何況我自覺比那些偽善的、不容我也有常人應有的一席之地的「正人君子」光明得多，也比那些靠裙帶關係混飯吃的人高明得多。
我始終在為從各種力量的壓抑下掙扎出來而苦鬥不已。但是，在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面前，任何個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如果不是後來開放，使中國在政治形勢上得到一個全面的突破和進展，無論是我，或是別的什麼人，怎樣拼搏也是無用的。這給了所有的人一個機會。
那時我已年近四十，心力、體力都不允許我再做片刻的遲疑，但是除了痛苦的人生經驗，我幾乎是赤手空拳。
大學畢業後二十幾年單調的、不讓人有獨立思考的、等因奉此的小公務員生活，可以把任何人的想像力磨得溜光。唯有那怎樣也不肯死去的對文學的愛好，給我一線希望。但是愛好並不等於「能夠」。
「文革」中成長的一代人，以為他們是最不幸的，白白耽誤了十年青春。然而我們這一代人，被耽誤的，何止是十年？
在文學這一塊前有古人，後有來者的土地上，我開始了為時過晚的耕耘。
第一篇小說《從森林裡來的孩子》，我寫得很苦，前前後後修改了五遍。投稿《人民文學》雜誌，又被退了稿。我又將退稿投向《北京文學》。也是一位女編輯，詩人張志民的妻子付雅雯。卻得到意外的關注，一字未動的發了頭條。引起了社會的注意，並且在1978年獲得了第一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在成為職業作家之前，我只能利用業餘時間寫作。我只有一間房子，晚上為了不影響母親、女兒的休息，我在廚房的切菜板上寫。在洗衣服時，或是上班的路上進行構思，就這樣慢慢地集成了我的第一本書。
當我第一次把稿費交給母()親的時候，我對他說：「媽，我們終於有錢了，您可以不必再去賣冰棍、賣牛奶了。」母親哭了。
我要說明的是，我從不歧視賣冰棍、賣牛奶的工作。相反，我認為憑自己的勞動掙飯吃，比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或剝削生活光彩得多。
我自己因為入不敷出，白天忙完辦公室里的工作，晚上還要給工廠縫手套，給工程師抄講義，以補償工資收入之不足，母親正是因為年邁，才從國小教師的位子上退休下來，但是為了幫我支撐這個家，不得不替奶廠賣牛奶，替冷飲廠賣冰棍。她一生坎坷，自幼喪母，倍受後母的虐待。結婚不久，又被我父親遺棄，一個人拉扯著我，吃糠咽菜，千辛萬苦才把我撫養大，又供我讀了大學。我本應侍奉母親安度晚年，且不說享什麼清福。但是我卻沒有這個能力，使她在將近七十歲的高齡，還要在風吹、日曬、雨打之下辛苦地勞作。
當我摩挲著我第一本裝幀粗糙、紙張低劣的書的時候，我又悟到，我的痛苦，其實就是我的財富。
我永遠不會忘記生活在我周圍的普通人。當我寫作的時候，我心裡想著的不僅僅是中國的老百姓，也想著整個人類，我愛人類，關心著他們的命運和前途，我將盡終生的力量為人類而寫作，因為我是從普通人當中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