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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棄疾: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

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

作者:辛棄疾

壬子三山被召,
陳端仁給事飲餞席上作。

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
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
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
秋菊更餐英。
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

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
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山輕。
悲莫悲生離別,樂莫樂新相識,
兒女古今情。
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

賞析

在我國古典詩詞中,送答之作可以說是多得不可勝數,然而真正能千古流傳的佳作,卻並不多。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就是一首感時撫事的答別之作。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初,辛棄疾出任福建提點刑獄。這年底(1193年2月),他由三山(今福建福州)奉召赴臨安,當時正免官家居的陳峴(字端仁)為他設宴餞行,遂慨然而作此詞。

此詞上片分兩層,前兩韻是第一層,直接抒寫詩人的「長恨」和「有恨無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長恨復長恨,裁作短歌行」句開篇,乍看似覺突兀;其實稍加思索,就會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於北方金朝的入侵,戰亂不息,被占區人民處在金人統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卻非但不圖恢復,還對主張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壓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擊。這對於一個志在恢復的愛國者來說,怎麼能不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呢?如此「長恨」,在「飲餞席上」豈能盡言?所以詞人只能用高度濃縮的語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樂府《平調曲》名,多用作飲宴席上的歌辭。詞人信手拈來,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點明了題面。「長恨」而「短歌」,不僅造成形式上的對應美,更主要的是顯示出那種恨不得盡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一句,合用了兩個典故。據《史記。留侯世家》載,漢高祖劉邦「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由於留侯張良設謀維護太子,此事只好作罷,戚夫人因向劉邦哭泣,劉邦對她說:「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中表達了劉邦事不從心、無可奈何的心情。又《論語·微子篇》載,楚國隱士接輿曾唱歌當面諷刺孔子迷於從政,疲於奔走,《論語》因稱接輿為「楚狂」。辛棄疾在這裡運用這兩個典故,目的是為了抒發他雖有滿腔「長恨」而又無人理解的悲憤,一個「狂」字,更突出了他不願趨炎附勢、屈從權貴的耿介之情。從遣詞造句看,這一韻還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詰語氣出之,大大增強了詞句的感人力量;而「為我楚舞」,「聽我楚狂聲」,反覆詠言,又造成一種一唱三嘆,迴腸盪氣的藝術效果。詞人在直抒胸臆以後,緊接著就以舒緩的語氣寫道:「余既滋蘭九畹,又樹蕙之百畝,秋菊更餐英。」一韻三句,均用屈原《離騷》詩句。前兩句徑用屈原原句,只是「蘭」字後少一「之」字,「畹」字後少一「兮」字。「餐英」句則從原句「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來。蘭、蕙都是香草,「滋蘭」、「樹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養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節。而「飲露」、「餐英」,則是以飲食的芳潔比喻品節的純潔和高尚。作者在這裡引用屈原詩句,並用「滋蘭」、「樹蕙」之詞,顯然是為了表達自己的志節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謗、賢而見逐的情況下,仍然堅定地持其「內美」和「修能」,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詞人在遭朝中奸臣讒言排擠,被削職鄉居的情況下,依然不變報國之志,表明自己決不肯隨波逐流與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氣。「門外滄浪水,可以濯吾纓」一句,仍承前韻詞意,從另一個角度表明自己的志節和操守。這裡又用一典。《楚辭·漁父》中說,屈原被放逐,「游於江潭」,「形容枯槁」,漁父問他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勸他「與世推移」,不要「深思高舉」,自討其苦。屈原說:「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漁父聽後,一邊搖船而去,一邊唱道:「滄浪之水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勸屈原要善於審時度勢,採取從時隨俗的處世態度。詞人化用此典,意在進一步表明自己的志節情操。

下片頭三句一杯酒,問何似,身後名?「遙應篇首,意在抒發自己理想無從實現的感慨,情緒又轉入激昂。據《世說新語·任誕》載,西晉張翰(字季鷹),為人」縱任不拘「,有人問他:」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他說:」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詞人用張翰的典故,乃是牢騷之氣。

他的抗金復國理想難以實現,志業難遂,還要那「身後」的虛名幹什麼!詞人為什麼會發此牢騷呢?辛棄疾接著寫:「人間萬事,毫髮常重泰輕。」這一韻是全詞的關鍵所在,道出「長恨復長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南宋統治集團輕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於不顧,而一味地苟且偷安。這是詞人對南宋小朝廷腐敗政局的嚴厲批判和憤怒呼喊。最後兩韻是下片第二層,通過寫惜別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詞人的情緒這時又漸漸平靜下來。前三句寫惜別,用屈原《九歌》點明恨別樂交乃古往今來人之常情,表明詞人和餞行者陳端仁的情誼深厚,彼此都不忍離別之情。「富貴非吾事,歸與白鷗盟」一句,又引用兩個典故。陶淵明《歸去來兮辭》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陶淵明生於東晉末葉,社會動亂,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質性自然」(《歸去來兮辭序》),「不慕榮利」(《五柳先生傳》),因有是辭。這裡詞人引用陶詩,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臨安並不是追求個人榮利,並且也不想在那裡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跡。「歸與白鷗盟」,是作者從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跡。據《列子·黃帝篇》載,相傳海上有位喜好鷗鳥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與鷗鳥相游處,後遂以與鷗鳥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沒雲水間的隱居生活。在這裡,詞人說歸來與鷗鳥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寧可退歸林下,也不屑與投降派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陳端仁之意。

與一般的離別之詞不同,辛棄疾的這首《水調歌頭》,雖是答別之詞,卻無常人的哀怨之氣。通觀此篇,它答別而不怨別,溢滿全詞的是他感時撫事的悲恨和憂憤,而一無淒楚或哀怨。詞中的聲情,時而激越,時而平靜,時而急促,時而沉穩,形成一種豪放中見沉鬱的藝術情致。此外,詞中還成功地運用比興手法,不僅豐富了詞的含蘊,而且對抒發詞人的志節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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