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公道對蘇三說：「三條腿走路，總比兩條腿走路，省些力氣。」此話當真不假。抗日戰爭期間，我在山地工作近七年，每逢行軍，手裡總離不開一根棍子，有時是六道木，有時是山桃木。棍子的好處，還在夜間，可作探路之用。那樣頻繁的夜行軍，我得免於跌落山澗，喪身溪流，不能不歸功伴隨我的那些木棍。
形象是不大雅觀的：小小年紀，破衣爛裳，鞋帽不整。左邊一個洋瓷碗，右邊一個乾糧袋，手裡一棍木棍。如果走在本鄉本土的道路上，我心裡是會犯些嘀咕的。但那時我是離家千里之外，而從事的是神聖的抗日工作，人皆以我為戰士，絕不會把我當成乞兒。
抗戰勝利，回到家鄉平原，我就把棍子放下了。
棍子作為文學用語，曾是惡稱。自我反思：雖愛此物，頌其功能，本身並非棒喝之徒，所以放下它，也無緣歌喉一轉，另作焚唄之聲。至於他人曾以此物，加於自己的頭上，也會長時間念念不忘，不能輕易冰釋於懷，形成諒解寬鬆的心態。
乃修行不到之過。
現在老了，舊性不改，還是喜愛一些木棍。兒女所買，友朋所贈，竹、木、藤製，各色手杖，也有好幾條了。其實，我還沒有到非杖不行，或杖而後起的程度，手裡拿著一根木棍，一是當做玩藝兒，一是回憶一些遠遠逝去的生活。
棍子有多條，既是玩藝，就輪流著拿，以圖新鮮。既不問其新老，也不問其質地。現在手裡拿的，是一根山荊木棍，上雕小龍頭，並非工藝品。
此杖乃時達同志所贈。時達系軍人，一九四二年，我回冀中時認識。他那時任冀中七分區作戰科長，愛文藝，作一稿投《冀中一日》，為我選用。時達幼年在舊軍隊幹過，後上抗大，分配到我的家鄉。官級不高，派頭很大，服裝整齊，身後總有一個勤務兵。老伴生前告我：日寇五一大掃蕩時，一天黃昏，她在場院抱柴，時達騎著一匹高頭大馬，闖入場院，把一個綠色大褥套推落在地，就急急上馬賓士而去，一句話也沒說。褥套里都是書。我妻當天把書埋在地里，連夜把褥套拆了，染成黑色。
時達後來擔任空軍師長。「文化大革命」時，被林彪誘捕入獄。出獄後流放到長白山。無事可乾，他就上山砍柴，選一些木棍，削製成手杖，托人捎到天津，送給王林和我。附言說：這種木棍，寒地所產，質堅而輕，並可暖手，東北老年人多用之。
時達前幾年逝世了，訃告來得晚，我連個花圈，也沒得送到他的靈前。現在手裡，擺弄著他十年前送給我的一根棍子。
1986年10月17日()下午，寒流至，不能外出，作此消遣。
附記：進城以後，時達曾到天津來過幾次：一次，我同王林陪他到幹部俱樂部，遇有舞會，他遂下場不出，樂而忘返。我因不會跳，也不願看，乃先歸。此次，我送他日本小瓷器數件，還有一幅董壽平畫的杏花。據說，他視如珍寶。一次，是我在病中，他陪我到水上公園釣魚。他不耐那裡的寂寞，我勸他先回，他又不好意思。兩個人胡亂玩了一會，就一同回來了。最後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他當了長白山自然保護區的主任，回河南探親路過。自己已非軍人，還是從當地駐軍，借了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小孩，當他的勤務兵。到舍下時，天色已晚，我送他到機關招待所，他看了看，嫌設備不好，堅決不住。只好托人給他聯繫了一處高級招待所，派汽車送去。此次，他給我帶來長白山的松子，蘑菇，還有幾種不知名的野菜，他都用破布縫製的小袋裝好，並附以紙片說明。還送我一袋浮石，即澡堂用的擦腳石。
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