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一月，我隨《冀中導報》的人馬，進入天津，在新辦的《天津日報》工作。很多同志，都有眷屬。過了春節，我也想回家去看看。還想像來時一樣，騎那輛破腳踏車。
可是沒走出南市，我就退回來了。一是我騎車技術不行，街上人太多，一時出不了城。二是我方向也弄不清，怕走錯了路。我到長途汽車站買了一張去河間的票，第二天清晨上車，天黑了才到河間。河間是熟地方，我投宿在新華書店，先去雇了一輛大車。第二天車夫又變了卦，不願去了。我只好步行到肅寧，那裡有一個熟識的紙廠，住了一宿，再坐紙廠去安國的大車，半路下車，走回老家。
這次回家，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把二女兒帶出。先由她舅父用牛車把我們送到安國縣，再買長途汽車票。那時的長途汽車，都是破舊的大卡車，賣票又沒限制，路上不斷拋錨。二女兒因為從小沒有跟過我，一路上很規矩，她坐在車邊，碰掉一個牙齒，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孩子住在我那間小屋裡，我白天上班，她一個人在屋裡，悶了就睡覺，有一天真哭了。我帶她去投考附近的一所國小，老師隨便考試了一下，就錄取了。
以後，母親隨一位要去上海的親戚，來天津一次；大女兒也隨她堂叔父從河道坐船來天津一次，都住在我那間小屋裡，都是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老家了。
第二年春天，才輪到我的妻子來。我先寫了一封信，說是要坐火車，不要坐汽車。結果她還是跟一個來天津的親戚，到安國上的長途汽車，也是由小孩的舅父套牛車去送。她帶著兩個孩子，一個會跑，一個還抱著。車上人很擠，她怕把孩子擠壞，車到任邱，她就下車了，也不知道，任邱離天津還有多遠。
那個帶她們的親戚，到了天津，也不到我的住處，只是往辦公室打了一個電話說：
「你的家眷來了。」
我問在哪裡，他才說在任邱什麼店裡。
我一聽就急了，一邊聽電話，一邊請身邊的同志，把店名記下來。當即找報社的楊經理去商議。老楊先給了我一疊鈔票，然後又派了一輛雙套馬車，由車夫老張和我去任邱。
我焦急不安。我知道，她從來沒出過遠門。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線子一樣，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來回走過，身邊還有兩個小孩子。最使我擔心的，是她身上沒有多少錢。那時家裡已經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鄰居，托我給他的孩子在天津買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發票寄給人家，叫人家把錢還給家裡用。她這次來得倉促，我也沒有寄錢給她們，實在說，我手裡也沒有多少錢。
不管我多麼著急，大車也只能明天出發，不能當晚出發。
第二天，車夫老張又要按部就班地準備，等到開車，已經是上午九點了。在路上打尖時，我迎住了一輛往南開的汽車，請司機帶一個紙條，到任邱交給店裡。後來知道，人家也沒照辦。
第二天下午三點左右，才到了任邱，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兩個孩子，住在店掌柜的家裡。早有人送了信去，都過來了。我要了幾碗燴餅，叫她們飽吃一頓。
妻一見我，就埋怨：為什麼昨天還不來。我沒有說話。她說已經有兩頓不敢吃飯了，在街上買了一點棒子麵，到野地去撿些樹枝，給男孩子煮點粥。
她去和店家的女主人說了說，當晚我也和她們住在一起。
那時老區人和人的關係，還是很樸實的。
第二天一早，告別()店主，一家人上車趕路，天晚宿在唐官屯店中，睡在只有一張破席的炕上。荒村野店，也有愛情。
她來時，家裡只有一件她自己織的粗布小褂，也穿得半舊了。向鄰家借了一件舊陰丹士林褂子，穿在身上。到了天津，我去買了兩丈藍布，她在我屋裡縫製了一身新衣。
我每天上班，小屋裡住了一家四五口人，不得安靜。幾口人吃公家的飯，也不合適，住了大約有半月時間，我就叫她回去。先是說跟報社一位同志坐火車走，我把她們送到車站，上車的人太多，太擁擠，怕她帶不好孩子，又退票回來了。過了幾天，有《河北日報》的汽車回去，她們跟人家的車，先到保定，在那裡工作的熟人，照顧她們，給雇了一輛大車，回到家裡，正是麥收時候。
又過了半年，報社實行薪金制，我的稿費收入也多些了，才又把她們接出。稍後又把母親和大女兒接出，托報社老崔同志，買了米麵爐灶，算是在天津安了家。
我對故鄉的感情很深。雖然從十二歲起，就經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見自己家裡屋頂上的炊煙，心裡就升起一種難以表達難以抑制的幸福感情。我想：我一定老死故鄉，不會流寓外地的。但終於離開了，並且終於攜家帶口地離開了。
1984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