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書信作為一種文體，常常編入作家們的文集之中。書與信字相連，可知這一文體的嚴肅性。它的主要特點，是傳達一種真實的信息。
古代的歷史著作，也常常把一個人物的重要信件，編入他的傳記之內。
古代，書信的名號很多，有上書，有啟，有箋，有書……
各有講究。昭明文選用了幾卷的篇幅收錄了這些文章。歷代文學總集，也無不如此。
如此說來，書信一體，實在是不可玩忽的一種文學讀物了。過去書市中也有供人學習應酬文字的尺牘大觀，那當然不在此列。
在中學讀書時，我讀過一本高語罕編的「白話書信」，內容已經記不清。還讀過一本「八賢手札」，則是清朝鹹同時期，鎮壓太平天國的那些大人物的往來信札，內容也記不清了。只記得那些信的稱呼，很複雜也很難懂。
書信這一文體，我可以說是幼而習之的。在外面讀書做事，總是要給家中寫信的。所用的文字當然是解放了的白話。
這些家信無非是報告平安，沒有什麼特殊的內容。經過幾次變亂，可以說是隻字不存了。
在保定讀書時，我認識了本城一個女孩子，她家住在白衣庵一個大雜院裡。我每星期總要給她寫一封信，用的都是時興的粉色布紋紙信封。我的信寫得都很長，不知道從哪裡來的那麼多熱情的話。她家生活很困難，我有時還在信里給她附一些寄回信的郵票。但她常常接不到我寄給她的信，卻常常聽到郵遞員對她說的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我並不了解她的家庭，我曾幾次在那個大雜院的門口徘徊，終於沒有進去。
我也曾到郵政局的無法投遞的信櫃裡去尋找，也見不到失落的信件。我估計一定是郵遞員搞的鬼。我忘記我給她寫了多少封信，信里盡傾訴了什麼感情。她也不會保存這些信。至於她的命運，她的生存，已經過去五十年，就更難推測了。
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我曾給通訊員和文學愛好者，寫過不少信，文字很大，數量很大，但現在一封也找不到了。
一九四四年秋天，我在延安窯洞裡，用從筆記本撕下的一片紙，寫了一封萬金家書。我離家已經六七年了，聽人說父親健康情況不好，長子不幸夭折，我心裡很沉重。家鄉還被敵人占據著，寄信很危險。但我實在控制不住對家庭的思念，我在這片白紙的正面，給父親寫了一封簡訊；在背面，給妻子寫了幾句話。她不認識字，父親會念給她聽。
這封信我先寄給在晉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煩他轉交我的家中。一九四六年，我回到家裡，妻子告訴我，收到了這封信。在一家人正要吃午飯的時候收到的這封信，父親站在屋門口念了，一家人都哭了。我很感謝我們的交通站和周小舟同志，我不知道千里迢迢，關山阻隔，敵人封鎖得那麼緊，他們怎樣把這封信送到了我的家。
這封信的內容，我是記得的，它的每句話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也沒保存下來。
一九七○年十月起，至一九七二年四月，經人介紹，我與遠在江西的一位女同志通信。發信頻繁，一天一封，或兩天一封或一天兩封。查記錄：一九七一年八月，我寄出去的信，已達一百一十二封。信，本來保存得很好，並由我裝訂成冊，共為五冊。後因變故，我都用來升火爐了。
這些信件，真實地記錄了我那幾年動盪不安的生活，無法傾訴的悲憤，以及只能向尚未見面的近似虛無飄渺的異性表露的內心。一旦毀棄了是很可惜的，但當時也只有這樣付之一炬，心裡才覺得乾淨。潮水一樣的感情，幾乎是無目的地傾瀉而去，現在已經無()法解釋了。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斷絕了寫作的機會，從與她通訊，才又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活，這是可以紀念的。這些信，訓練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筆，使我後來能夠寫文章時，手和腦並沒有完全生疏、遲鈍。這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至於解放前後，我寫給朋友們的信件，經過「文化大革命」，已所剩無幾。這很難怪，我向來也不大保存朋友們的來信，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在書櫃裡保存康濯同志的來信，有兩大捆，約二百餘封。「文化大革命」期間，接連不斷地抄家，小女兒竟把這些信件燒毀了。太平以後，我很覺得對不起康濯同志，把詳情告訴了他。而我寫給他的信，被抄走，又送了回來，雖略有損失，聽說還有一百多封。這可以說是迄今保存的我的書信的大宗了。他怎樣處理這些信件，因為上述原因，我一直不好意思去過問。
先哲有言，信件較文章更能傳達人的真實感情，更能表現本來面目。看來，信件的能否保存，遠不及文章可靠。文章如能發表，即使是油印、石印，也是此失彼存，有希望找到的。而信件寄出，保存與否，已非作者所能處置。遇有變故，最易遭災，求其倖存，已經不易。況時過境遷，交遊萍水，難以求其究竟乎！
1983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