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媽媽說，父親理髮去了。
媽媽說這話的時候是二十多年前。
初秋的一天，天氣很熱，夏天還晾在金光灼灼的窗戶上。我想像那天父親照例把衣領整理得十分邏輯與理性，十分合乎社會公德，與守門人談了幾句關於修理自來水管的話，然後踏著地上老槐樹的白色花瓣，從容地朝著陽光迎面闖過去了。
派出所接到了尋人的申報，但一連數天沒給任何訊息。媽媽便自己去尋找，搜尋一切不懷好意的地方，比方鐵軌或水井。我想像她找到了不少陌生的面孔，有的掛著漂亮的耳環，有的嘴裡鑲了金牙，有的臉上凝固某種對鄰居或親人的憤憤不已，但他們都很陌生，不是媽媽搜尋的目標。那是一個人口突然減少的季節，不是因為戰爭，也沒有瘟疫，而是一場政治風暴襲來——而這場風暴將來終究會被遺忘或者誤憶。
人們興高采烈地競相揭發和遊行，連我也同樣處於激動和亢奮之中，以至我父親去理髮的那一天，我居然不在家，一連數天在外地享受革命學生的免費旅行，到處觀看大字報和標語。
看見母親每天傍晚怏怏地空手歸來，父親單位上好些面孔總浮出一絲勝券在握的微笑。其實，他們在我父親辦公室的抽屜里找到了遺書，遺書說他有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人，說他希望家屬子女都與他決裂，永遠忠於革命等等。他死到臨頭還那樣語詞簡潔語法嚴謹標點準確。但那樣一張紙，哄得過那些經常做體操又經常吃補藥的同事嗎？那些我一直稱為伯伯阿姨的面孔，都滿臉深刻、機警、大智大慧，競相把每一聲咳嗽都製作得底氣十足老沉練達和意味無窮。他們輪番來啟發我們全家：你父親的哲學課和語法課都講得很好，這樣個聰明人怎麼會自殺呢？怎麼可能自殺呢？不不不，你們得仔細想一想，再想一想，他不可能到什麼朋友那裡去了嗎？比方說，在美國或者台灣是不是有朋友？……這樣啟發的時候，伯伯們和阿姨們總是對我和善地微笑，期待著我熱淚盈眶，然後勇敢坦白與父親的合謀。
媽媽驚恐地叫起來：「不會的，他只拿走了四毛錢，他絕不可能叛黨叛國……」
「為什麼總沒找到屍體呢？」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吧？」
「他難道蒸發了不成？」
他們一針見血。
屍體便成為了一個問題。沒有它，懸案就沒有結論，我們就擺脫不了同案合謀的嫌疑，就得永遠被警覺的目光照顧，就一天也少不了聽那些令我們心虛氣短的咳嗽。從門外那些臉色看來，很多人們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戲還在後頭，真相總要大白，事實一定勝於雄辯。這使我們突然明白：對於我們來說，父親活著不會比死去更好。
媽媽整個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陽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時一絲絲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來。「人又不是一根針。一根針也可以找到了。這麼大一個人怎麼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個影子吧？」
她詛咒父親：「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乾乾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兒女都小，你不要糟踐他們呀，不要拖累他們呀。這院子裡有井，家裡有電線，街上有汽車，藥店裡有安眠藥，哪裡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親可千萬別還活著呵——雖然這種閃念使我深深驚恐，自覺大逆不道而且殘忍。
媽媽的哭泣沒有使門外的面孔們釋疑。他們仍然沉著地看報紙和熬藥，沉著地掃地和洗衣，乘涼時把蚊蟲拍打得叭叭響，且看這婦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聽來，那夜裡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歡呼新生活開始的從容鼓掌。
媽媽開始了一個更為宏大的尋找計畫。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帶上乾糧和水，帶上遮陽的草帽和蒲扇，兩人手挽著手堅定出發。我在家裡做飯，等待她們回來。在我幾乎絕望以後的那一天，媽媽靜靜地出現在門口，頭一昂，眼裡閃耀異樣的光輝。左鄰右舍也聞風擁入我家，擠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動。「找到了麼？」「找到了麼？」……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媽。她頭一扭，根本不理睬這些傢伙。姑姑則小心地說，她們在湘江下游十幾公里處的地方，訪到了一位農婦。農婦說一個多月前岸邊曾漂來一具男屍。媽媽與姑姑隨著農婦的引導，找到了河灘上一個臨時墳堆。一時找不到工具，兩人就用手指去摳。不過幾分鐘，媽媽就摳到了泥土下一個她所熟悉的衣角，還摳到了一張滿是泥巴的嘴——我想像，那個男人曾恨恨地把這個世界咬了一口？
「怎麼斷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沒有來自美國或台灣的電報。
母親神色激動地宣布，斷什麼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時間，有當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還有他的羊毛背心……還有什麼屁放嗎？他死了！死了！
媽媽的鞋子糊滿黃塵，成了個泥殼，右邊一隻鞋已前頭開花，露出了大指頭。她用勝利者的眼光掃視那些面孔，看他們如何躲躲閃閃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遲到的同情，看他們等候多時之後沮喪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媽媽贏了。
大姐哭起來了。
大哥哭起來了。
媽媽也哭了。我們全家有了理直氣壯哭泣的權利。我們哭得如釋重負安心落意乃至有些興高采烈——哭聲是確證父親已經死亡的凱旋與慶祝。
但父親永遠不再有了。他消失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這就是說，我們吃早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中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晚飯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吃完飯洗碗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洗完碗喝茶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邊喝茶邊談論天氣或談論鄰居或談論政治的時候，他不再有了。我們上廁所或去浴室的時候，他不再有了。在我們的一切時刻，他不再有了。
二
父親是否真正死了，其實我總是疑惑。
他不再有了，不再在我面前語法嚴謹地闡述黨報社論以及譴責自己的過錯，但他就不可能在別的一扇窗子後凝望？或在遠方的一條街道上行走嗎？不在並不一定是消失。以前他出去講課，開會，下鄉支農，都不在我面前，沒有什麼奇怪。「不在」為什麼就必定是「死去」？一九八八年，我乘船渡海遷居海南島的時候，一九九一年我乘機飛離國門看窗外大地刷刷刷滑落的時候，還在困惑於這個問題。似乎我在輪船和飛機指向的前方，還可以找到一個熟悉的身影。
如果不是因為害怕和慌亂，當時我應該跟著母親和姑姑去河灘上遷墳。那樣我可以找到更多的根據，證明陌生河灘上的陌生死者，並非我父親。
派出所提供的照片，只是一個模模糊糊的肉球，光滑閃亮，膨大松泡，除了眼角一條皺紋有點讓我眼熟，那肉球與父親面容並無太多相似，很有假冒之嫌。大姐還告訴我，死者身上的毛線背心也不大像母親所為。母親的針線要粗得多，織出的男式背心不應該是那種痲色，應該是一種淺灰色。
是的，我也記得是淺灰色，淺灰色的毛線背心到哪裡去了？
我仍能嗅到父親的氣息，是他柔軟腹部滲出來的溫鮮，是他腋下和胸口汗漬的微酸，還有刮過鬍子以後五洲牌藥皂的余香——媽媽常要他用這種藥皂，防治他的神經性皮炎。這種氣息來自那一個晚上，當時我跟著他假期支農後剛剛回家，睡在一隻竹床上。我醒了，背上很癢很舒服。我發現他正用蒲扇驅趕蚊子，輕輕撫摸我光溜溜的背脊，小心剔著我背上暴曬後脫落的皮膜，似乎在對媽媽說話又像是在自言自語：「毛佗真是長大了，十三歲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紅薯了。一百二十斤紅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
我驚異萬分，父親居然能像其他人的父親一樣，對我有如此親昵的舉動。他平時為什麼總是端著一臉嚴肅，總是離我遠遠的？
他又說：「毛佗也懂禮貌多了。那天吃飯，他在老鄉面前還能講講客氣，說老鄉燒菜身手不凡，每一樣菜都餘味無窮，嘿嘿，餘味無窮……」
這是我在農民家吃飯時耍弄國中生的文雅，好容易才憋出來的一句，並無什麼幽默和別致。父親也許覺得兒子的表現未受到旁人的重視，後來轉彎抹角一再重提了三次。可惜人們仍沒有什麼反應，嘰嘰喳喳說著什麼穀子和天氣。他大概一直為此事遺憾。
我仍然閉眼裝睡，希望時間慢慢走。我裝著不經意地翻身希望時間慢慢地走，我裝著睡意正濃連嘴都忘記合上希望時間慢慢地走。我害怕他略略粗糙的指頭，停止——在我背上的撫摸。
我忍住了鼻酸。
他是個謹小慎微的人，甚至對自己的子女也軟弱。有一次他午睡了，我們幾個小把戲憤恨他未能帶我們去游泳，悄悄偷走了他的眼鏡和香菸，在他頭上扎了個沖天小辮，在小辮上掛了些草須。他迷迷糊糊醒來，也沒照鏡子便出門上班去了。他肯定被同事們鬨笑，也忍受著沒有眼鏡和香菸的苦難，但他回來只是咕噥兩句「沒名堂」，便算事情了結。我們這才一個個從桌子下或柜子後鑽出來。
我還記得，有一天他騎車回家時摔了一跤，右腳被一塊破瓷片劃了道大口子，血涌如注。路上圍了一圈閒人觀看。他躺在地上，看見我哥哥挎著書包放學回家，也擠進人群看了看。不知為什麼，哥哥沒有任何表情和舉動，又退出人群自個兒走了。父親被別人攙著回家，後來向媽媽偷偷說起這事，顯得十分傷心。「沒名堂，這沒天良的，他就自己走了。」但他仍對我哥寵愛有加，尤其對大兒子的作文十分得意。與客人談話，總是處心積慮地要把話題繞到作文這方面來，然後極為謙虛地提到兒子的作文獲獎，說這小傢伙生性愚魯承蒙錯愛枉擔虛名等等。那時候他滿面紅光，大呼大喚地要喝酒。
全國鬧饑荒的那些年，他患水腫病，雙腳腫得又白又大，經常氣喘吁吁，一坐下去就怎麼也站不起來。但他把單位照顧他的一點黃豆和白面，全讓給孩子們吃。假期他還搶先報名，去農村參加勞動，然後帶著陽光燒烤出來的一身黑皮，帶著手上和腿上很多蟲咬草割的血痕，疲憊不堪地回家。家裡一大堆南瓜和冬瓜，或者紅薯和土豆，通常是支農者的收穫。在這個時候，他躺在一邊喘息，微笑著享受兒女們回家時的歡呼雀躍。
他常常有些頭暈，身體不大好。媽媽便給他買了一個很大的牛肉罐頭，但他捨不得吃，說過節時大家一起吃。他把它放在柜子上，像供了一座菩薩，讓我們充滿幻想和興奮地把它景仰了兩個月。其實，這個罐頭誰也沒吃上。有一個賊來到家裡，把罐頭拿走了。媽媽氣得火冒三丈，罵過了賊就罵他，罵到惱恨處，連他哪次掉了幾塊錢，哪次讓鄰居占了我家的便宜，連同他出身地主以至禍及子孫等等我們還不太懂的事，也一股腦罵將過去。
他坐在門外，默不吭聲。
他沒有吃飯，走了。後來那半個月裡他一下班就深入街頭巷尾，想找回牛肉罐頭。也真是巧，他居然找到了賊，是在派出所的辦公室里——小偷在另一次作案時被發現，由別人扭送到派出所。
當然，罐頭早被吃掉，連罐頭盒也無影無蹤。父親不但沒有要求賠償，連罵都沒有罵一句，看到盜賊不過是一個無衣無食的窮人，還往對方手裡塞了點錢。
他從沒在家裡說過這件事。我是後來從鄰家孩子那裡知道的。
三
也許，那個夏夜裡的父親預感到厄運來臨，預感到自己將要去理髮，將要朝著陽光迎面闖過去，才給我留下了史無前例的撫摸。他照例不會說什麼。這已經足夠。這短短的一刻的撫摸已足使我記住他的氣息，足使我憑藉這種氣息去尋找淺灰色毛線背心。他知道他的毛佗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紅薯了，他看過秤的。他知道我是他的兒子，如今已經長大成人。即使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忘卻了他，兒子還是能找到他。他對此完全胸有成竹。
我找出各種藉口出門去，比方去看遊行什麼的。我狗一般地四處亂竄，有時在某條街上接連著來回一二十趟，卻不知道應該幹什麼。據實而言，我怕見到同學，怕見到鄰居以及任何熟人，只能專走偏僻的小街小巷。有時候從熱鬧的大街一拐進偏僻小巷，就如籠鳥歸山心花怒放，有一種脫離危險地區的放鬆。因為在這種小巷裡，人們不大可能認識我，不大可能辨認出我滿臉的恥辱。他們更不會像學校里的那些紅衛兵，貼出「老子反動兒混蛋」一類標語，把住教室的大門，只容革命家庭的子弟通過，讓我們這些所謂狗崽子跳窗子或鑽牆洞，在他們的鬨笑中滾他媽的蛋。
我到處尋找，追上每一個形似父親的背影，看他們的面孔是不是能讓我驚喜。我去過父親經常出入的書店、劇院、圖書館、郵電局以及西餐廳，看熙熙攘攘的人流里，是否有什麼奇蹟發生。我還去過郊區，想找到父親說過的一個小屋。他說那小屋依山傍水，門前有兩棵高大的梧桐樹，還有一個葡萄架，有葡萄架下竹製的桌椅。還記得他說過，小屋的主人姓王，用石頭壘牆，用石板鋪地，家具都是用粗大的原木隨意打成，幾櫥好書涉及古今中外，一個裝酒的葫蘆和一個大嘴的陶質豬娃，給他印象特別深刻。他說他走遍大江南北，就發現了那個神仙的去處，真想自己一輩子都住在那裡。
他現在是不是隱居在那個石牆石地的小屋？如果是的話，我該去哪裡尋找它？半個月下來，我找遍了南郊與北郊，東郊與西郊，幾乎一切依山傍水的地方都沒放過。有時候我覺得目標已經逼近，覺得自己被一雙隱藏著的眼睛盯著，甚至感到父親的氣息就瀰漫在某個門口，或某個牆根，或某個小道。就是說，他來過這裡，或者說剛才還在這裡。只是我猛一回頭，他就閃身離開或彎腰躲藏，不讓我識破他布下的迷局。
有一天在渡河碼頭，我發現人海中有一條身影極像他，也是花白的鬢髮和寬闊的肩膀。我跑過去，但要命的人影一頭扎進了公共汽車。
我應該喊他嗎？應該喊他爸爸嗎？我稍一猶豫，汽車就慌慌地開走了。
「您看清剛才喝茶的那個人了麼？」我問一個擺茶攤的老漢，「他穿著什麼樣的鞋？多大的年紀？是不是有點像我……」
老漢緩緩地仰起頭來，黑洞洞的嘴巴大張卻遲遲未發出聲音。他的牙齒稀疏，牙縫寬鬆，殘牙像幾根生鏽的小鐵釘。
「老大爺，您看清剛才喝茶的那個人了嗎？」
「河裡漲水哩，伢子。」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河裡漲水啦，曉得麼？」他意味深長地盯了我一眼，緩緩落下寬大的眼皮。
也許這是一句永難測解的謎語。
他是洞悉我父親一切的，只是冷冷地不願告訴我。
我後來把這事告訴了媽媽。她驚愕地拉長臉：「哪麼可能？誑講。你爸爸只怕已經骨頭化水了。他是我一把泥一把沙從河灘上摳出來的，我眼睛瞎了麼？」
「那麼，淺灰色的毛線背心呢？」
「背心?」
「是呵，淺灰色的毛線背心，為什麼對不上？為什麼變成痲色？」我像當初伯伯阿姨們那樣穩操勝券，把她一語問住。
河裡漲水啦。她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問多了，她還對我的固執有些煩惱，直催我趕快去睡覺。她說可能是痲色的，可能是灰色的，可能是草色的，她都被我們弄糊塗了。不過這根本不要緊。要緊的是趕快扎鞋底，我的一隻鞋已經掉了跟，得趕快做一雙新鞋。
每天睡覺前，她常有的儀式就是把衣袋裡所有小硬幣都搜尋出來，幾個一疊幾個一疊地排列在桌上，宣布它們明日各自的重任：「這是買豆腐的；這是買小菜的；這是買火柴的……」（但幾年後有一次我偶然發現她懷裡竟揣著一紮兩千多元的鈔票！卻不知那些錢來自何處。）顯然，這裡沒有買鞋的錢。她從此特別熱心做鞋，扎的鞋底也特別硬，做的鞋子也特別多，一雙一雙我們根本穿不過來。她把細線搓成粗線，常叫我幫忙牽牽線頭。她用米湯糊裱鞋面，剪下的黑色鞋面曬在窗台上，像停棲著許多烏鴉。
為了省錢，她不光做鞋，還做衣，織帽子和圍巾，把乘車改成走路，把買報改成借報，做菜時多放鹽少放油，還向機關退掉了一間租房。在更加擁擠的房間裡，我取代父親的位置與母親同睡一床。我曾經在小說《女女女》中提到過，我當時常常很懂事地把媽媽的腳抱緊，讓她感受到兒子的安慰。她的腳乾縮，清涼，像兩塊乾冬筍，大指頭被鞋子擠壓得向橫里長，側骨便奇特地向外凸突許多。記得在很小的時候，我經常追著這雙腳打轉轉，有一次順著它仰頭朝上看，還看見她褲子上一塊暗紅色的血跡——後來才知道那是女人的月經。我不知道這種回憶是讓我噁心還是讓我同情，也不知道為什麼兒子不願意把母親當著一個普通女人來想像，比方說把她想像成一個有月經的女人，有性愛的女人，有過花前月下眉來眼去的女人。兒子也不願意把父親當著一個普通男人甚至一個卑俗的男人來想像，比方想像他拉屎拉尿，想像他偶爾暗生淫念，想像他大禍臨頭時見死不救只顧自己逃命，想像他為了討好上司而不惜摧眉折腰，甚至口是心非出賣朋友……而這一切都可能嗎？經驗總是殘酷地告訴我們，這都是可能的。尤其幾年來父親與母親多了許多鬼鬼祟祟的嘀咕之後，我朦朧感覺他們有許多不可告人的東西。
但他們仍然是我的父母，我沒法不愛他們。我沒法不愛他們儘管他們曾經拉屎拉尿甚至暗生淫念甚至見死不救甚至摧眉折腰，我沒法不愛他們儘管他們卑俗我也卑俗而且我的後代也可能卑俗，但我沒法不愛他們，我的親人。我把媽媽的腳緊緊抱住，讓這兩塊清涼的乾筍在我胸口慢慢溫暖起來。我還想抱住父親的腳，但我只能摟來虛空。
我漸漸聽到了媽媽的鼾聲。我從未聽過媽媽打鼾，以為女人都美麗得不會有鼾。沒想到母親的鼾聲居然很粗，居然呼嚕呼嚕地響亮，還有點安心落意的輕鬆和放肆，不能不使我大失所望。
我睡不著，總是睡不著，一次次被時鐘的敲打聲拋棄在清醒之中。我等待家裡那張空空的藤椅發出咯嘎的聲響——父親以前經常坐的藤椅。
藤椅經常無端發聲，是什麼意思？家裡這些天來還有其他異兆，比方說有一天夜裡，櫥櫃裡嘩啦一聲驚天動地，媽媽去看，是父親以前吃飯的那隻藍花瓷碗無端破裂了。上邊的碗未破，下邊的碗未破，獨獨是這隻破了。而且破得十分徹底，炸裂成一堆碎片。這又是什麼意思？
我還不無恐懼地渴望某種電話鈴聲。宿舍樓道里有公用電話，昨天我去接過一次電話，話筒里傳出一縷一縷沙啞的男聲，完全聽不清楚，不知電話線那一端是什麼人，不知話筒里逼人的寒氣是否來自地府陰間。我嚇了一跳。事後傳達室的阿姨說，可能是電話局出了毛病。但如果是電話局的問題，為什麼其他人用這個電話時卻完好如常？為什麼阿姨說過這話以後神色慌亂地去掩門和東張西望？為什麼這個沙啞聲一再被我聽到？是的，我不會輕易受騙。我相信，沙啞聲一定來自一個想同我說話又怕我辨出聲音的人，而這個人必定還會再一次來找我。
我又隱隱嗅到了某種氣息，是一個人頭髮里五洲牌藥皂的余香。
「還沒有睡著？」
媽媽發現我翻身。
我說有點熱。
她叫我去洗個臉，或者把被子踢鬆些。
我去公共衛生間裡洗了個澡，不經意地把半盆剩水朝牆上潑去。突然，在回首的那一刻，似乎是我驚叫了一聲，叫得顫抖而尖銳，把我體內的一切都抽空而去。
因為牆上有一片暗色水漬，形狀完全是父親正面的剪影，只是頭髮長了些。
他來了。終於來了。
他默不作聲，似乎在等待我的呼喚。
我卻完全呆了，幾個月來「爸爸」這個詞已完全生疏，僵硬的口舌已經不習慣把它彈送出去或擠壓出去。我只是下意識地摟褲子。
水漬被灰牆慢慢地吸乾，然後蒸發了，消退了，竟沒有一點聲音。
牆上重新現出「此處禁止小便」的告示。
四
父親的剪影失望而去，以至我還來不及跟他說一句話，來不及把他完全看清。我也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不知道說什麼才好。此處禁止小便我曾經害怕他活著我現在害怕他死去我只能空張著嘴。此處禁止小便這條告示消滅了我十三歲那年的一切動心的言語。
後來我下鄉，讀大學，從湖南到海南，見到了很多很多人，但不知他在哪裡。積攢多年但無法說出的話，現在已開始在我心中腐滅。我很慚愧地承認，我已經沒有信心尋找了，對他的記憶已開始模糊和空洞。我沒法再在牆上的水漬里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燈影里找到他，沒法再在牆上的裂紋或霉痕里找到他。除了他留下來兩張發黃的照片，兩張小膠片未能打撈起來的一切正在流失無蹤。我努努力，也只能記起他戰爭年代參加過國民黨，也追隨過共產黨，在共產黨的軍隊裡立過戰功，後來一直在教室里和講台上度過餘生。我再努努力，能記得他被兒女偷偷扎過一次小辮，在路上被劃破過一次腳等等，如此而已。對一個人來說，這種被忘卻不就是真正的死亡麼？這當然沒什麼。我們不是已經忘卻了幾十代幾百代但仍然在抽菸喝酒或談情說愛麼？
或許他的身體還努力在人世間留下痕跡，比方說力圖把眼睛傳給兒子，下巴傳給女兒，某條鼻子或某對難看的短腿傳給外孫女。但遺傳過程把他的身體特徵分解，不過兩三代，便會使它們完全消融，融進茫茫人海，不會讓它們比記憶活得更長久。比方說，隨著我侄女突然被朱古力餵胖，她那條我父親下巴所特有的曲線，頃刻便不知去向。世界上有這麼多朱古力工廠，它們每天都埋葬著多少亡人體態的殘跡。
但我們家的某些異象總是尾隨著我們。從父親那隻藍花瓷碗開始，我家總是有瓷碗無端炸裂，就像櫥櫃裡一次又一次偷偷摸摸的鮮花綻開，墮下紛紛的花瓣，慶祝母親的生日，或祝賀我的遠行歸來。這實在有些奇怪。我遷居海南之後，爆炸力又從櫥櫃向整個房子輻射，燈泡、鏡子、窗戶玻璃、熱水瓶等等都曾無端炸裂，炸出奇妙的裂紋或燦爛的碎片。尤其是燈泡，有時買上十個回來不到兩個月就炸完了。有人說是燈泡質量不好，或者是電壓不穩定。但這完全不對：為什麼鄰居家幾乎就不買燈泡?而且鏡子的菊花狀裂紋與電壓有什麼關係?
日子一長，我們對這場防不勝防和綿延不絕的炸裂，也慢慢適應了、痳木了。有時媽媽掃地時未發現什麼碎片，還會很奇怪：
「咦？這個月怎麼沒什麼動靜？」
媽媽老了，已經扎不動鞋底了，而且兒女都有了穩定職業和收入，無須母親動手做鞋了。因為父親的冤案平反，政府每月還發來撫恤金。但她似乎總不能明白錢是怎麼回事。
她穿著瘦塌塌的破布鞋出門。
我告訴她，柜子里有新的，換哪一雙都好。穿成這樣像個叫花子，人家還以為我們當晚輩的虐待老人。
她認真地聽著，微笑著，深明大義地使勁點頭，但乘我們一轉身，又十分機靈迅速地把舊鞋穿上，一舉獲勝地走出門去。
有時，她也公開反抗，噘起嘴尖：「我就是喜歡這一雙，你們買的那些鞋，打腳，痛死人。你們不曉得。」其實，那些鞋都是她自己要買的，也都試過的和誇過的。現在她可以全不認帳。
她對我們買米買鹽之外的任何開銷，對我們購置任何新的用具，幾乎都懷有不滿和挑剔，總是譴責媳婦大手大腳——雖然有時明知是兒子乾的。尤其是對一些有很多鍵鈕或外文字母的家用電器，她總是有種偷偷對著幹的勁頭。買來彩色電視機後，她好幾年還經常鄙棄地收縮著鼻子，說它根本不如黑白電視好看，比如螢幕里的鮮血紅得太可怕，或者螢幕里的某位女郎實在太難看——她總是把任何女演員、尤其是漂亮女演員的年齡無端誇大二三十歲，對她的「老」來俏的做派「哼哼」一番。
她開過冰櫃後總是不掩門，用過液化氣灶具後常常不關氣閥，讓危險的氣體瀰漫到客廳里來。她說她只顧上吹熄灶火，忘了關氣閥這道程式，或者含含糊糊說那沒什麼關係，沒什麼關係的。她當然更不願意坐車，去我哥哥所在的學校走走，或去大菜場買菜，她出門時就用眼角餘光暗暗提防著你，一旦發現你想為她叫上三輪車，她知道大勢不好，立刻迅速反應，拔腿起跑，似乎兒女叫來的不是司機而是殺手。一個七十來歲的老人，跑起來的步子碎密，緊張，踉踉蹌蹌，居然有青年人的快捷。
「司機總是騙錢，鬼名堂多！」她為走路而辯護。
其實，有一次我發現本該付一元錢車資，她橫蠻地只給司機八角，理由是當天的白菜漲了價。司機對這樣的老太婆哭笑不得。
但唯有一樣東西，她總是催我們去買——她的鞋。她時而惦記膠鞋，時而想念棉鞋，時而打聽一種鞋面是深色平絨布的布鞋。套鞋有兩雙，她好像忘了，皺著眉頭問：「這下雨天穿什麼？」我提醒她，讓她參觀床下或衣櫃裡那些根本還沒穿過的鞋，她喔了一聲，斥責自己記憶力的衰退。臨到我出差，她又吞吞吐吐地要給我錢：「你到廣州，我什麼也不要，你只去看看那種面子是平絨，不要系帶子的布鞋有沒有。人家說只有廣州才有這種鞋，也不貴，兩塊多錢一雙。」
她不知道，那種鞋的價格已漲過好幾輪了，最重要的是，那種鞋大部分的商店都有，她的箱子裡也有。
夏日的一天，她想做點醃酸菜。醃壇照例無端地炸裂，醃大蒜醃蘿蔔什麼的傾翻在地，帶著白色浮膜的醃水流了一線，往樓梯下滴。她失足坐倒在地，挫傷了盆骨，不便出門了。我找來一些書刊來給她解悶，其中有一本關於她老家的《澧州史錄》。但她只愛讀《水滸》，合上書便驚喜讚嘆武松或魯智深的勇武。至於其他的書，她有時也一捧半天，但你若細看，便發現她根本不翻頁，或者眼睛已經閉上。
我倒是翻過這本野史，發現卷四中記載了一件奇事：清朝乾嘉年間，澧州洪山嘴發生過一次民變，土民一齊發瘋，披頭散髮，狂奔亂跑，男女裸舞三日，皆自稱皇上或皇親，被稱之為「鄉癲」。後朝廷令湖廣總督率軍剿辦，統領額勒登保帶兵攻占洪山嘴，斬劉四狗等十四人，斷癲匪六百餘人之雙足以示懲戒……我吃了一驚。六百多雙腳，血糊糊堆起來也是一座山吧？我在地圖上尋找洪山嘴，發現它與我老家相距不過百里。我十分想知道，斷足的男人中，是否有一個或幾個就是我的祖先？而母親奇特的鞋癖，是否循著某種遺傳，就來自幾百年前那些大刀砍下來的人腳？
人足變得稀罕，鞋子是否就成了珍貴與尊榮之物？
我問媽媽聽到過這些事沒有。她搖搖頭：「沒有。誑講。沒有的事。」
她回憶起老家，講得最多的只是發水災。她說一破了垸子，人都逃到了堤上。堤上到處是被水淹昏了頭的蛇，也不咬人，大多盤成一餅動也不動。人與蛇差不多就緊挨著睡覺……那麼，母親的鞋癖到底從何而來？它與六百多人的斷足之刑真的沒有任何關係？抑或它只是貧困歲月殘留下來的一種主婦習慣？我為此請教過一位心理學家，他當時興致勃勃正盯著我妻最先端上桌的團魚湯，只是嗯嗯呵呵了一陣。
人真是最說不清楚的。
五
那時候，我們以為只要搬出了機關宿舍，家裡的瓷碗就不會炸裂了。媽媽急著想搬走，還想讓我進工廠當學徒，總是去求一位老鄰居幫忙。但那時很多工廠停工，而我的年齡也太小……老鄰居沒有帶來多少好訊息。
媽媽橫下心來，決意帶我去一個最貧賤的角落，去農村那遙遠的地方。我小姨就在貴州一個國營農場，前幾年還說那裡很歡迎移民。這使我很高興。我也想遠遠地離開同學和學校，去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開始一切。
在長沙的家終於要結束了。哥哥請假回來幫忙。他學業成績極好，但當時只能進一所半農半讀的雜牌大學，一臉曬得黑黑的，手掌磨得粗粗的。他幫著母親賣掉了幾乎所有的家具，包括父親的藤椅。空空的藤椅破舊了，色澤晦暗，骨架變形，扶手處還纏了些舊布條，樣子顯得有些衰老。它依然頑強地咯嘎響了一聲，使舊貨行的老闆有點吃驚，問是怎麼回事。哥哥說大概是藤條受壓後的復位所致。老闆這才遲遲疑疑地收下了它，把它搬到店堂裡邊，與那些不知來自何處的舊衣櫃舊梳妝檯舊書桌舊痲將桌舊挑箱舊馬桶舊炭盆架放在一起，把它拋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舊貨家族。它形單影隻，孤苦無助，而且很快被一座氣焰驕橫的太師椅騎壓著。它咯嘎咯嘎的聲音，再也不會有誰傾聽了。我最後一次回頭把它遙望時心裡這樣想。
哥哥挑起又笨又大的一口箱子和一個被包，送我們上火車。是夜裡，是最廉價的悶罐子車，車上擠滿了農民的吵鬧和臭烘烘的豬羊。所謂廁所只是車廂角里的一隻尿桶。哥哥怕我們擠不過人家，臨時又決定送我們去懷化，靠近省界的那箇中轉站。我們在那裡半夜下車，吃了麵條，媽媽叫哥哥回去。哥哥看了看漆黑的天空，說再送你們到黔東吧。於是我們又默默坐上火車，聽窗外車輪咣噹咣噹的夜。我與哥哥緊挨著，互相摟抱著，感到離別的時刻正一步步逼近，心裡都不太好受。以前我們兄弟倆總是同睡一床。我常常躲在被子裡偷吃東西，常常躲在被子裡聽他說故事，或者我咯咯咯地大笑著被他逗弄小雞雞。但那天夜裡我們都說著成年人的話。還不算成年的他，囑咐我高中的數理化是至少也要自學完的，交代我下山幹活一定要戴上草帽防曬，下河游泳要防止腳抽筋。
哥，我記住了。
我感到他的肩膀堅實而厚重，而且從背影看去，他特別像我的父親，是一個小號的父親，使我有點想哭。
我與媽媽又上了汽車，離家越來越遠。這是我第一次出門遠行。在很多同學戴著紅袖章正在向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免費旅行「大串聯」的時候，我正在向鄉下逃去，另有一種遠行的快樂和自豪，不會比同學們少點什麼。我用哲學家的眼光看汽車在疊嶺重峰間爬行，我用詩人的眼光觀賞著大塊大塊的綠色在車窗外起伏翻騰，我氣壯山河地環視越來越荒涼的土地，看我未來大顯身手的舞台。有時一片綠浪迎面撲來，車廂里就頓時暗去許多。沿公路還有很多山峰的斷面，大多為赭紅色，暴露出險峻岩層的曲線，供乘客們心驚肉跳地一瞥。千萬年前造山運動的雄壯，被時光濾去了一切聲響，只留下這些血色傷口，留下岩層最後掙扎時的姿態以昭神諭。前面一亮，車又出了一個山口。雲霧湧進了車廂，在乘客們的頭髮和鬍鬚掛上小水珠。你可以看見雲霧從對面山頂滔滔地漫過來，填注山谷，將山脊慢慢地揉洗。
我逃避了城市真是高興。我逃避了伯伯阿姨們機警深刻的面孔真是高興。我逃避了向著高音喇叭一個勁激動歡呼甚至流淚的同學們真是高興。我逃避了每天早上爭著洗馬桶而每天晚上一排排曬鹹魚般在街旁臥床乘涼的市民真是高興。我逃避了街頭的討價還價店裡的蒼蠅賓館門前兇狠的守門人醫院裡刺鼻的福馬林氣味以及我家對面那扇永遠沒有開過的窗戶真是高興。我高興我哼起了一首歌，是一首關於大山、篝火、農墾青年們的歌，是小姨教給我唱的。她就是奔這支歌離家而去的。
很少看見人，有時偶爾俯看到車輪旁的懸崖邊沿，看到懸崖下遠遠的一個黑色木樓，看到樓邊一個小小紅點——也許是一位穿著紅衣的女子——那都是可以令乘客精神一振的時刻。就是說，乘客們由此可知又回到了人間，由此可體會出自己的安全。
前窗出現了一隻晃動的影子，是麂子。
「碾死它！」
「碾死它！」
乘客們殺機勃露地大叫起來。這裡的乘客越來越多異鄉的口音。
當更多旅客中途上車，以至周圍的口音越來越異生以至完全難懂的時候，我們就到了目的地—— 一個靠近貴州邊境的農場。一路還算順利，媽媽在車上只吐了一次，有位警察給了她藥片。但她精神還是很好，幾乎不要吃也不要喝。
小姨出現了，臉色又黑又黃，眼裡閃著淚光。她似乎有一種緊張，一見面就同媽媽出門去談，又忙著同另外的什麼人去談。總之我很少看見她的身影。我無所事事，找屋檐下一條黑狗玩了一陣，把路上沒吃完的乾饅頭餵了它。然後，遵照小姨的吩咐，我跟著兩個陌生的大姐去地上拔蘿蔔秧。那裡也沒有人與我說話，兩位姑娘心事重重地蹲在地的那一頭嘀咕著她們的什麼事。透過朦朧雨霧，我只看見兩塊遮雨的白色化纖膜下，兩座圓大的屁股朝這邊撅著。在我滿懷豪情體會著這第一次勞動的深遠意義的時候，兩座圓大的屁股朝這邊撅著。
我回家時兩手泥水，興沖沖地找肥皂洗手。
媽媽說：「快點洗。趁天色還不太晚，我們這就回去。」
我很吃驚：回哪裡去？
回湖南去。
為什麼要回去？
媽媽與小姨都沒有說話。
我覺得土地冰涼，涼氣通過我的赤腳一直升上來，直貫我的頭頂天門。
多年以後，小姨才向我回憶她當時的一切。我怎麼那樣蠢呢？她笑著說：當時農場領導要我與反動營壘決裂，我就相信應該決裂，就覺得不能接納大姐在這裡……說這話的時候是一九八四年，我和她全家回到了這個已荒廢多時的農場，重訪黃泥小屋。同行還有一位朋友，他邊做家具生意邊寫些極好的詩，但寫完就撕掉，從不發表。那天碰巧也在下雨。眼前還是十多年前嘀嘀嗒嗒的屋檐水以及滿地坪的泥漿。只是人面不知何處去，燕子仍在雨中飄滑，有位守著空房子的陌生漢子正把一個木箱敲打得叭叭震響，像在對地坪邊盛開的一樹桃花作憤怒抗議。不知他到底在幹什麼。
「我們這就回去。」
我猛然回頭，身後空空的沒有人。是媽媽在十多年前發出的聲音：「我們這就回去。」
「爸爸說過，我已經能挑一百二十斤重的紅薯了，他看過秤的。我還能夠挖地，能夠插秧和薅禾，能夠割草和撿糞……」
「沒有辦法，你們還是回去吧。」
「小姨，我當一個農民的資格也沒有麼？是不是我根本就不該生下來？是不是我也成了一個罪犯？」
「阿毛，不要說了。」
小姨咬咬嘴唇已先出了門，看來，再說下去她也會大哭出聲了。
雨更大些了，泥路很爛。我回憶那時我總是尋著拖拉機的車轍探步，但一腳滑下去，膠鞋還是成了泥鞋，好幾次差點沒法從泥濘里拔出。我回憶那時雨水直往我領口裡鑽，肩上也火辣辣地痛。我想讓小姨接一肩，等我脫了鞋襪，挽卷褲腳，再來挑行李。我轉過頭去，突然間完全呆了，身後沒有人！
她沒有來送我們。
幾丈開外的屋檐下，有幾個人影朝這邊張望，大概是她的幾個同事，在猶豫著該不該來幫我們一把。我依稀看見小姨低下頭，轉過身去，朝豬場那邊走了。我依稀看見她綴滿補丁的肩頭在微微顫抖。而餘下那些人還在朝這邊張望。
我眼前的一切都模糊起來，屋影和樹影全被濃濃的雨霧漂洗著，洗出一個乳白色的日子。不，只是半個日子，落在我們千里奔赴的終點。
乳白色的半個日子裡出現了一個小黑點，愈來愈大，愈來愈清晰，不斷地上下跳躍。我看清了，是我用饅頭餵過的那條狗。它停住，對我有凝視的一瞬，眼睛透出老朋友的溫柔和信任，搖著一條短得十分難看的尾巴，似乎是向我告別。它猛一躥，在空中劃出一道黑色弧線，越過一條水溝，撲上一個草坡，很快超越了我們，朝前面雨霧中鑽去，好像要為我們嚮導和開路。它的耳朵可憐地耷拉著，皮毛已經濕了，全身像一束閃閃發亮的黑緞。它不時停下來把身子搖一搖，搖得水花四濺，看我們一眼，再扭頭前行。
我毫無理由地大哭起來，似乎是為這條狗，為它義重如山的送行。我哭自己剛才竟捨不得用更多的饅頭餵它，哭自己臨行前竟忘了向它告別，忘了摸摸它的腦袋，哭它剛才差點被一個陌生小伙子打了一棍，而我沒法為它出氣和報仇。我哭它在這遙遠的邊地孤獨無依而且尾巴短得那麼難看……我的淚水和著雨水往下流。我知道這雨水都是我的淚水，隆隆雷聲都是我的嚎啕。
我哭得毫不知羞恥。
現在，我不知道這條短尾巴黑狗在哪裡，是否還活著？如果死了，它被葬在什麼地方？我永遠懷念著它。如果我今後還有哭泣的話，我得說，我的所有淚水都為它而流，我的所有哭泣才成為哭泣。
六
天黑時分我們返回了縣城，尋到了早晨我們剛離開的那個小旅店，住了下來。有很多蚊子，又停電。媽媽的一隻鞋已被石塊扎破了，她在油燈下哀傷地自言自語：「鞋呵鞋，你怎麼能叫做鞋呢？這麼不經事，你只應該叫做一個套子，一個袋子呵……」
我想起了什麼，「媽媽，明天我們到哪裡去？」
她也在想，是呵，到哪裡去？
年紀尚小的大姐與哥哥都是學生。姑姑雖有工作，但住在工廠集體宿舍，沒法接納我們。其他親戚要不是自己在遭難，要不就是避開痲煩早已不再來信……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可去？我一個勁地想著。
窗外的夜十分寧靜。在遠方的那個城市裡，我們已經沒有了戶口、房子、學籍以及爸爸的藤椅，幾乎一切都沒有了，那座城市已與我們沒有關係——雖然我們可能還習慣性地往那裡投奔。事實上，我們現在是斷了錨的船，沒有港灣的船，突然自由得不再有任何目標與歸途，可以駛向大海的任何一個方向。
自由降臨得如此之快，新的日子已經在無比的輕鬆空闊中開始，這是我突然明白了的現實。
我還很快醒悟，媽媽是何等的睿智，她偷偷摸摸做了那麼多鞋，是因為她早就明察秋毫地預知了今後的一切。她知道父親的消失，將使我們要走很多很多的路，唯鞋子可以救助我們，可以啟示和引導我們。
難怪她眼下如此平靜，根本不去想明天的事情，只是坐在床邊修整和教誨著她的鞋：「唉，你只應該叫做一個套子，一個袋子呵……」
我悄悄走出了房門。
圓滿銀月已從雲里露出來，顯得特別迫近。不知名的群山浸浴在藍色光霧之中。一條小河抖動著渾身閃閃滅滅的光鱗，從古塔那邊流來，似乎被黑蒼蒼的城牆嚇了一跳，慌慌墜入一座水壩之下，匆匆而去。河灘的暗色里似乎有牛影，有婦人搗衣的聲音。
河裡漲水了。我闖入月光，呼吸著綠草的鮮腥和月光中碎碎的人聲，去看看那邊的水壩和牛。隨著我一步步下行，深淺相疊的山脊線緩緩升起來，越在近前的山峰升得越快，很快就把遠處的山峰遮擋。我差不多消溶在月光里。我一看到山脊線在藍色霧海中沉浮不定，一聽到牛鈴鐺將晚風輕輕叩響，就知道父親不會回來了。這個世界如此美麗他肯定不會回來了。是的，不會回來了。
我回家時走錯了路，闖入了一戶陌生的人家。我覺得這戶人家有些眼熟。比方門前有兩棵高大的梧桐樹，樹下有一個葡萄架和竹製桌椅。我穿過庭院，看見石板鋪成的地，石頭壘成的牆。借著一盞油燈的光亮，我還看見屋裡的書櫥，還有裝酒的葫蘆和大嘴的陶質豬娃……我吃了一驚，發現這正是我曾經尋找的地方。
我走了進去。
請問這裡有人嗎？
請問這裡的主人姓王嗎？
七
將來的一天，爸爸說話時老是跳出一個叫馬丁的陌生名字，大概以為我對這個人很熟悉，其實我根本不明白。聽起來，好像馬丁與酒、與木船、與芭蕉林有什麼關係。爸爸說他託付馬丁來找過我們，可惜馬丁的弟弟碰上了成群的鱷魚，只剩下了一隻腳。
我更不知道什麼馬丁的弟弟和鱷魚。
我告訴爸爸，那次醃壇無端炸裂後，媽媽也記起背心應該是淺灰色的，也懷疑自己認錯了。她後來不再哭泣，就是相信丈夫總有回來的一天。
爸爸揉了揉眼睛，嘆了口氣，說他也許回來得太晚了。他一直不能想像國內變化這麼大，家裡變化這麼大。說起來，這些年就像一個夢。
我說，我一直相信這就是一個夢。
我搬出了母親生前留下的遺產—— 一大箱各式各樣的鞋子，可以丈量千萬里道路的鞋子。每一雙都很新，都按照她生前的愛好用繩子捆緊，用報紙或塑膠布包裹，顯得很本分很安全。爸爸用枯瘦的指頭把鞋子一一捏摸，點點頭：「是她的。」
他一定嗅到了母親的氣息。
他聲音有些異樣，說你媽的腳很大，家鄉婦女的腳都很大。舊時的婦女一般都纏腳，但老家的習慣很特別，不管窮家還是富家，從來都不纏腳的……在我想像那一天，他看完鞋又看完幾大本相冊，忍不住要喝酒。只是讓我妻子去溫酒時，照例叫錯了名字，叫成了我母親的名字。我們勸他少喝一點，他有點不高興，裝作沒聽見。
我換了個話題，向他打聽清朝乾嘉年間「鄉癲」的事。
他說：「有呵，有這事。」
「媽媽當初說沒有這回事。」
「她是不想說吧？」
「有什麼不可說？」
「你祖爹就是被官軍砍了雙腳的……」
我追問下去：媽媽愛鞋成癖，是不是與往事有關？比方說，是不是鄉民斷足太多，鞋子因稀罕而變得珍貴，人們對鞋子有一種特殊的心理……「有道理，有點道理。以前家鄉人送禮呵，不送酒，不送肉，就喜歡送鞋。可能就有一種祈福的意思在裡面吧。你說是不是？」他還回憶起來，那時候到某家去，只要看床下鞋子的多寡，就可得知這一家家底的厚薄。收媳婦嫁女兒，新娘子最要緊的本事就是會做鞋。給死人送葬，很重要的儀式就是多燒些紙鞋讓亡靈滿意。連咒人也離不開鞋，比如咒一句「你祖宗八代沒鞋穿」之類，就是特別惡毒的了。
我去找那本《澧州史錄》給他看看，翻遍了書櫃和書桌卻找不到。一時間地上攤滿書，幾乎無我立足之隙。我和妻子腰酸背痛忙了一陣，頹然坐地，很奇怪那本小書為何不翼而飛。
「這本有沒有用？」妻子遞給我另()一本。
似乎也是本歷史，一本厚厚的《萬年曆》。封面大紅大綠低俗不堪，價錢也很貴。這是若干年前出版的，但一直暢銷不衰，連我也忍不住買了一本。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去搶購它，為什麼關心身後那麼多不屬於我們的日子，而且那萬年的日子只是一些數碼，每一頁都差不多，冷冰凍的毫無人間煙火。不會有你我他，不會有你們我們他們，只有數碼數碼以及數碼。但那些密密的數碼里是否還隱著某隻飯碗的無端炸裂？
我想會有的，只是我無法探查出炸裂隱在數碼里的何處。我把一萬年漫長歲月在手裡嘩嘩翻過去。
白光一閃。
我聽到陽台那邊，父親坐的藤椅咯嘎一響。
199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