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興起讀後感（一）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中，我們看到所有權的確立於人地關係這一基本的客觀物質約束條件的改變是分不開的。在東方，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在明清時代也開始興起。在這裡，我們特彆強調文明的作用只是試圖對書中呈現出來的西方世界的螺旋式結構以及東方世界內部的封閉性做出一個方面的解釋。然而我相信對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仍然要回歸到對中國社會經濟組織的研究中來進行。
二、諾斯在書中提到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西方世界的興起之所在，並且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者堅持的技術變革是西方經濟成長的主要原因。在整本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西方是如何形成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這一過程，並且我們也看到了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如何促進經濟成長的。然而我卻萌生了另一個構想，人類演進的過程如果都用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這一演進過程來演進。那麼試想，回到原始的人類時期，人類的經濟生產方式之一即是捕獵，在捕獵中，如果捕獵的是小型動物，一個人憑藉恰當的工具就可以完成這個過程。那麼經濟組織亦就不會形成。只有在捕捉大型獵物時，單個人無法完成捕捉過程，這時候一個合理的組織，即組成一個團隊會更加有效。而假象如果原始人類每個人都有一把槍，那麼我想這種捕獵大型獵物的經濟組織亦不會存在。在這裡，我似乎得到了一種思考，那就人類發展的過程不僅有由於經濟組織的有效率促成的經濟成長，同樣技術變革對於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有重要的影響。因此我認為探討技術變革還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有效原因可以總結為一個雞生蛋與蛋生雞的哲學問題。兩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係需要我們做進一步的分析。正如黑格爾在《小邏輯》中所試圖闡述的那樣，真理從來都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總體。當我們說誰是第一性的時候，我們便陷入了一種形上學的怪圈中。
三、最後一點我想談談對於整本書用現代的經濟學理論對歷史做出新的演繹的嘗試無疑是非常有益的，因為他帶給我們新的重要的啟迪。並且諾斯在分析經濟事件中，毫無疑問運用了歷史主義的觀點，亦即是在分析當時的重大事件中，將事件置於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中進行分析。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在分析中世紀歐洲的分成制時，一般經濟學家都認為此種制度是不合理的，然而分成製作為一種制度卻確實在歐洲存在過，諾斯在書中提出地主可以在租地的契約中規定資本和勞動的投資量否則將收回土地這一當時的條件解釋了分成制為何在當時與固定租金以及產出投入分成制度一樣是合理的制度形式。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黑格爾這句名言的力量。
三結束語
在對《西方世界的興起》的閱讀中，我得到了幾點重要的收穫。
其一，所有權的發展對於經濟組織的效率有著重大的作用。中國所有權的發展仍然沒能完成，探索中國的所有權發展的路徑是一種有意義的研究。
其二，人類在與自然的不斷交鋒中，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馬爾薩斯陷阱的陣痛，人類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戰勝了這一自然法則，達到了經濟的持久增長。人口的壓力亦是經濟成長的一個重要外在因素。
其三，以人地關係這一基本的局限條件的轉變為基礎，從莊園制這一社會的基本經濟組織對整個社會進行的系統性的研究的嘗試，從而以點達面，展示了整個西方世界六個世紀的圖景。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經濟學方法論的完整範式。
其四，將現代經濟學的經濟學理論返回到歷史中用來解釋歷史的演進的事實，為我們理解世界提供了新的角度。
通過對《西方世界的興起》的學習，讓我更加堅定了自己從政治、經濟、哲學的角度去研究經濟世界的方法論。在諾斯的另一部著作《理解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路徑》中，諾斯從人的認識過程開始進行研究，並且最終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學體系。毫無疑問，對經濟社會的研究最終我們將回歸到對人的研究。
西方世界的興起讀後感（二）
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是新經濟史學的經典之作，也是我的入門之書。雖然本書較為通俗，但新制度經濟學和經濟史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領域，閱讀起來不免有些困難，反覆讀了兩次還是不能完全理清其中邏輯。本文為我對本書主要內容的梳理和一些思考問題。
一、本書概述
（一）研究問題和中心論點
本書旨在解釋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中心論點十分明確，即「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成長的關鍵，也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諾斯提出，有效率的組織要使個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這裡說的有效的經濟組織可理解為一種有效的激勵機制，激勵人們從事對經濟成長有正作用的工作。
（二）諾斯悖論
產權並不是純粹的私人契約，排他性權益權利通常是要被強制實施的。因此所有權需要國家的保護，原因一是需要強制力，二是規模經濟的要求，即國家比自發組織的費用更低。然而國家的壟斷性質使得它有可能侵犯所有權，致使所有權殘缺。如此產生悖論。國家的目的是財政收入最大化，它可能保護新生有效產權以保證未來財政收入最大，也有可能保護過時產權，避免侵犯最大稅收交納者，以維持財政收入。因此諾斯認為，經濟成長並不是必然的，有效的產權安排只是國家與私人努力互相作用所產生的多種可能結果中的一種。
（三）產權的形成和變遷
產權是一個歷史概念，並不是一直存在不變的。十世紀以前的歐洲土地近乎用之不竭，敞地耕作，隨著歐洲人口增長，土地稀缺，相對價值上升，對土地的專有權要求日益增強。產權產生於稀缺：「只有當資源相對於社會需要變得日益段全時才會出現改變所有權的壓力。」這與馬克思的論述異曲同工：「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更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即生產力還沒有發揮盡時，現存生產關係仍然可以激勵創新抵消人口增長造成的邊際收益遞減。諾斯認為，所有權是隨著要素的相對價值變動的，而且變動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是利用暴力或者政治力量讓其一次性迅速轉變。
（四）貿易的產生
貿易產生有兩個條件：產品差異和運輸成本適當。諾斯在書中描述，人口增長，土地成為稀缺資源，人口擴張到邊疆，北歐和西歐的地理差異導致產品差異，交換需求產生，且歐洲海路發達，加上有效保護，運輸成本適當，貿易遂在西歐興起擴大。諾斯認為，中世紀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擴張是對因人口增長而變成可行的專業化和貿易所帶來的機會的直接反應。
二、思考和問題
（一）為什麼要私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才能夠達到有效的激勵？
容易理解的是個人從事某種工作的必要條件是私人收益大於私人成本，理性人不會選擇成本高於收益的工作。閱讀時我不解為什麼僅滿足此條件不行，而要私人收益接近社會收益激勵才是有效的呢？個人收益率遠小於社會收益率意味著很大部分個人勞動成果被分配到非勞動者身上，於是人們有搭便車傾向，等待享用他人勞動成果，演變成三個和尚沒水喝的結果。為保障私人收益率，專利權產生了。科學創新多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古代中國沒有專利權的保護，因此許多發明都是家族內代代相傳的「秘方」，這不利於人們交流，也難以刺激新發明。一旦秘方外傳，此家族就不再壟斷技術，「搭便車」的人們遂能以更低的成本贏得市場，技術使用範圍的擴大對社會而言無疑是正收益的，而對發明者而言，收益甚小，甚至為負，即個人收益率遠遠小於社會收益率。如果有了專利權的保護，人們更願意推廣自己的發明創造，因為他可以從中獲利，此處個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既鼓勵了創新和推廣，也促進了交流和新發明的產生。
第二次課上後有同學提問：無論是中央的五百萬獎勵還是廣東的兩千萬獎勵都是事後懸賞，無論是哈里森還是現代的科學家似乎並不是衝着懸賞去的。我認為，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懸賞確實能夠鼓勵人們從事相關工作，但僅有此是不夠的，還要有一定的保障，好奇心轉變為科學技術是需要自由資源的。儘管懸賞很高，可是科學研究需要先期大量時間和資金的投入，而且風險很大，不一定能夠收穫預期研究成果。所以考慮到生活成本和壓力，許多人更傾向於選擇穩定而收益較小的工作，而不去冒風險。因此，要有最起碼生活的保障。就像西歐封建社會，保證了一部分貴族衣食無憂，而且有足夠的自然資源，於是他們可以專心研究。可是如果保障了他們衣食無憂是否又會失去了激勵作用呢？
（二）解釋中國歷史之謎
周老師課上講到的中國歷史之謎之一「中國多山少地，何以成為一個農業國，而沒有早早成為一個工商業主導的經濟？」由上述貿易產生髮展的條件可解釋中國貿易不發達的原因。農業受到勞動力邊際收益遞減的約束，而商業不會，中國山地多，理應製造業和商業發達。但中國河流多為東西走向，而陸路運輸比海路運輸成本高得多，南北產品差異大卻運輸成本極高，而且因而難以形成全國性的貿易，規模都不大。當然，更重要的是朝廷對商人的壓制，由於朝廷的主要稅收主要來自農業，農業既穩定又不會對朝廷產生威脅，而商業稅收不穩定，且富可敵國的商人會對朝廷統治權力造成威脅，因而朝廷保護舊的適合農業的產權制度而拋棄適合商業發展的產權制度，甚至限制集市。當時商人的所有權很不穩定，朝廷少有法律保護商人的權利，因此，經商貿易的風險很高，加上商人地位低和儒家的重農思想，選擇經商貿易的人少，難以形成繁榮的貿易和商品經濟。
以上是我的見解，如果有不足不對之處，懇請斧正！
西方世界的興起讀後感（三）
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諾思認為：西方所以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權的確立。毫無疑問，這個觀點包含著某種真知灼見，但它決不是「一般的歷史哲學」，更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1973年，道格拉斯？諾思和羅伯特？托馬斯合作出版了《西方世界的興起》，立即引起重大反響，為他日後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桂冠打下了基矗在這本書中，他們比較系統地提出了一個影響極大的理論：西方所以產生了資本主義，是因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權的確立。此後，諾思不斷完善自己的理論，寫出了《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等。他或以他為代表的思潮被稱為「新經濟史」或「新制度主義」。
從資本主義起源的角度看，諾思的觀點包含著某種真知灼見，那是毫無疑問的，可以說這是繼20世紀初韋伯提出新教倫理以後最重要的貢獻。他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統一」，即用一定的經濟理論來研究經濟史，也是一種創新，所有這些都使這本書成為新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之作。同時，這本書又符合當時西方社會的特定需要，所以它的出版造成的影響，我國有人喻之為「一『書』激起千層浪」，這樣講可能並不為過。早在1980年，諾思的學生就為紀念諾思60大壽出版了一本論文集，他的一個學生在前言中曾自豪地指出：「在過去23年中（通常認為，新經濟史產生於1957年在美國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在某種程度上，經濟史中沒有一個題材未受到新經濟史的修正、重新解釋或徹底變革，而且這種修改工作仍在繼續進行。」1993年，諾思因其在經濟史和經濟理論上的貢獻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但是，當我們這樣肯定諾思的理論時，不能把他的理論當成新的教義。他的理論是有一定的普遍意義，但決不是「一般的歷史哲學」，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諾思的書是針對西方實行福利國家後所暴露出來的問題而發的，對其他國家來說，其中的一些觀點雖然很有啟發意義，但他的書所服務的對象決定了它的論證和敘述的重點，他的基本觀點，他使用的方法等首先是針對上世紀70年代西方所面臨的經濟發展問題的。他的學生曾說過：「新經濟史的一個明確的意圖是把經濟史納入套用社會科學的框架之內。」也就是說，新經濟史的著眼點就是套用―――它用當代盛行的經濟理論來研究經濟史，又通過經濟史的證明來推廣這種理論。《西方世界的興起》實際上是從新自由主義的立場或從古典經濟學的立場出發來討論制度、市嘗產權等問題，與此關係不大的一概被忽略了。其最終目的是要求國家對經濟生活少加干預，讓資本更自由地活動，這是一種針對福利國家建立後資本受到「太多」干擾而提出來的理論，與兩個世紀前亞當？斯密反對重商主義政策的背景有一致之處。西方有一個叫杜格的學者專門講到了諾斯的理論與亞當？斯密的關係。他說「新制度主義」事實上並不「新」，因為它是達爾文以前的東西，實際上是「舊」的。
此外，諾思的「經濟理論與經濟史的統一」的研究方法，雖然可以使一個複雜的問題變得簡單明了，容易理解，但由此也潛藏著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大大簡化歷史現象，把複雜的多方面的歷史事實簡化成一個邏輯的而不是具體的發展過程。把他的書放在不同的時代和不同的背景下，就會暴露出各種偏頗。
從某種角度講，《西方世界的興起》不是一本經濟史，而是用歷史來演繹一種針對現實問題的經濟理論。實際上，該書的一些偏頗早在它出版時西方就已有人看到了；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更清楚、更深刻地看到它的不足和缺陷。如果我們不注意這一點，隨便把他的理論套用到其他國家的歷史上去，或簡單地用它來衡量其他國家正在進行的產權改革，也就是說如果把他的觀點看成「一般的歷史哲學」，那是很危險的。
諾思的理論首先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就當代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經濟的快速擴張都是廣泛的公共政策與個人經濟活動良好結合的結果，例如前蘇聯、中國等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曾有過在私有制下不可想像的發展速度，公共政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我想先談一下諾思的理論中幾個比較容易看出來的缺陷。
第一，諾思他們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刺激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出版後，羅斯托就在一篇書評中指出，諾思他們「對重商主義的看法是過分斯密式的（甚至是弗里德曼式的），低估了公共政策在商業擴張、減少運輸費用及為發明提供刺激中的建設性作用」。()
這裡的公共政策是指國家為推動經濟發展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就當代第三世界國家來說，經濟的快速擴張都是廣泛的公共政策與個人經濟活動良好結合的結果。完全的私有制與純粹的公有制一樣，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促進經濟發展。前蘇聯、中國等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都曾有過在私有制下不可想像的發展速度，就是廣泛的公共政策在起作用。不久前國內有學者指出，印度的基礎建設至今老化得不得了。為什麼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塊地都得買。在印度修一條鐵路花的錢遠比同時期的中國高。而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國家若徵用某塊地，只要一紙命令，一路暢通，村民沒有什麼異議。還有，我國當時在中西部十三個省進行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的「三線建設」，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將是天文數字。這就是我們常說的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之一，即中央政府可以集中財力和人力辦成一些大事。至於以後因過分採用這種手段而導致僵化，並不能抹殺一定程度上這種手段的優點及其應有的歷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