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生首頁人生感悟

別只忙著低頭趕路,停下來,等一等落在後面的靈魂

走在人群中,我習慣看一看周圍人的手腕,那裡似乎藏著一個屬於當代中國人的內心秘密,從不言說,卻日益增多。

越來越多的人,不分男女,會戴上一個手串,這其中,不乏有人僅僅是為了裝飾;更多的卻帶有祈福與安心的意味,這手串停留在裝飾與信仰之間,或左或右。這其中,是一種怎樣的相信或怎樣的一種撫慰?又或者,來自內心怎樣的一種焦慮或不安?

手串有助於平靜嗎?我們的內心,與這看似僅僅是裝飾的東西有什么樣的關係?人群中,又為什么幾乎沒有人談論過它?

沉默之中,埋藏著我們怎樣的困惑?

這是一個傳統的復歸,還是一個新的開始?這是因祈福而產生的下意識行為?還是因不安而必然的求助?

2006年的最後一天,我去301醫院看望季羨林先生。到達時是上午,而很早就起床的季老,已經在桌前工作了很久,他在做的事情是:修改早已出版的《佛教十五講》。他說:“對這個問題,我似乎又明白了一些。”

話題也就從這兒開始,沒想到,一發不可收,並持續到整個聊天的結束。

“您信佛嗎?”我問。

“如果說信,可能還不到;但我承認對佛教有親近感,可能我們很多中國人都如此。”季老答。

接下來,我好奇的是:快速前行的中國人,現在和將來,拿什么撫慰內心?

季老給我講了一個細節。有一天,一位領導人來看他,聊的也是有關內心的問題,來者問季老:主義和宗教,哪一個先在人群中消失?

面對這位大領導,季老沒有猶豫:假如人們一天解決不了對死亡的恐懼,怕還是主義先消失吧,也許早一天。

看似平淡的回答,隱藏著一種智慧、勇氣和相信。當然,“早一天”的說法也很留餘地。

和季老相對而談的這一天,離一年的結束,沒幾個小時了,冬日的陽光照在季老的臉上,也溫暖著屋內的其他人。

那一天,季老快樂而平靜。我與周圍的人同樣如此。

又一天,翻閱與梁漱溟先生有關的一本書《這個世界會好嗎》,翻到後記,梁先生的一段話,突然讓我心動。

梁老認為,人類面臨有三大問題,順序錯不得。

先要解決人和物之間的問題,接下來要解決人和人之間的問題,最後一定要解決人和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

是啊,從小求學到三十而立,不就是在解決讓自己有立身之本的人與物之間的問題嗎?沒有學歷、知識、工作、錢、房子、車這些物的東西,怎敢三十而立呢?而之後為人父為人母為人子女,為人夫妻,為人上級為人下級,為人友為人敵,人與人之間的問題,你又怎能不認真並辛苦地面對?

但是隨著人生腳步的前行,走著走著,便依稀看見生命終點的那一條線,什么都可以改變,生命是條單行道的局面無法改變。於是,不安、焦慮、懷疑、悲觀……接踵而來,人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內心,還是那一個老問題——我從何而來,又因何而去?去哪兒呢?

時代紛繁複雜,忙碌的人們,終要面對自己的內心,而這種面對,在今天,變得更難,卻也更急迫。我們都需要答案。

如果更深地去想,又何止是人生要面對這三個問題的挑戰?

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最初的二十多年,目標很物化,小康、溫飽、翻兩番,解決人與物之間的問題,是生存的需求;而每一個個體,也把幸福寄託到物化的未來身上。

這些物化的目標陸續實現,但中國人也逐漸發現,幸福並沒有伴隨著物質如約而來,整個人群中,充滿著抱怨之聲,官高的抱怨,位卑的抱怨,窮的抱怨,富的也抱怨,人們似乎更加焦慮,而且不知因何而存在的不安全感,像傳染病,交叉感染。上面不安,怕下面鬧事;下面也不安,怕上面總鬧些大事,不顧小民感受;富人不安,怕財富有一天就不算數了;窮人也不安,自己與孩子的境遇會改變嗎?就在這抱怨、焦慮和不安之中,幸福,終於成了一個大問題。

這個時候,和諧社會的目標提了出來,其實,這是想解決人與人之間的問題,力圖讓人們更靠近幸福的舉動。不過,就在為此而努力的同時,一個更大的挑戰隨之而來。

在一個十三億人的國度里,我們該如何解決與自己內心之間的問題?我們人群中的核心價值觀到底是什么?精神家園在哪裡?我們的信仰是什么?

都信人民幣嗎?

我們的痛苦與焦慮,社會上的亂像與功利,是不是都與此有關?

而我們除了幸福似乎什么都有,是不是也與此有關?

幸福,成了眼下最大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未來最重要的目標。

可是,幸福在哪裡?

幸福在哪裡暫且不說,痛苦卻是隨時可以感受得到。

這個社會的底線正不斷地被突破,奶粉中可以有三聚氰胺;蔬菜中可以有傷人的農藥;僅僅因為自己不舒服便可以奪走與自己無關人的性命;為了錢,可以隨時欺騙,只要於己有利,別人,便只是一個可供踩踏的梯子。理想,是一個被嘲笑的辭彙。

這樣的情形不是個別的現象,而是隨處可見。

沒有辦法,缺乏信仰的人,在一個缺乏信仰的社會裡,便無所畏懼,便不會約束自己,就會忘記千百年來先人的古訓,就會為了利益,讓自己成為他人的地獄。

有人說,我們要守住底線。但早就沒了底線,或者說底線被隨意地一次又一次突破,又談何守住底線?可守的底線在哪裡?

一天下午,我和身後的車輛正常地行駛在車道上,突然間,一輛豪華車逆行而來,鳴笛要我們讓路,可是正常行駛的我們無路可躲,於是,感覺被怠慢的那個車主,在車過我們身邊時,搖下車窗痛罵一番。那一瞬間,我驚呆了:為這輛逆行而來的車和這個充滿憤怒的人。車主是一位年輕女子,面容姣好,像是有錢也受過良好教育,然而,這一瞬間,憤怒讓她的面容有些扭曲。

被指責的同時,我竟然沒有一絲的憤怒,倒是有一種巨大的悲涼從心中升起。因為我和她,不得不共同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有的時候,我們自己也可能成為她。我們都無處閃躲。

如果是簡單的壞,或是極端的好,也就罷了,可惜,這是一個人性最複雜的時代。

醫生一邊拿著紅包,一邊接連做多台手術,最後累倒在手術台上;教師一邊體罰著學生,堅決應試教育,另一邊多年顧不上家顧不上自己的孩子,一心撲在工作上;官員們,也許有的一邊在腐敗貪污著,另一邊卻連周末都沒有,正事也幹得不錯,難怪有時候百姓說:“我不怕你貪,就怕你不幹事!”

其實,說到我們自己,怕也是如此吧。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邊是墜落一邊在升騰,誰,不在掙扎?

對,錯,如何評價?好,壞,怎樣評估?

岸,在哪裡?

有人說,十三億中國人當中,有一億多人把各種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比如選擇佛教、天主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還有一億多人,說他們信仰共產主義,再然後,就沒了。也就是說,近十一億中國人沒有任何信仰。

這需要我們擔心嗎?

其實,千百年來,中國人也並沒有直接把宗教當做自己的信仰,在這方面,我們相當多人是懷著一種臨時抱佛腳的態度,有求時,點了香帶著錢去許願;成了,去還願,僅此而已。

但中國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不管有文化沒文化,我們的信仰一直藏在雜糅後的中國文化里,藏在爺爺奶奶講給我們的故事裡,藏在唐詩和宋詞之中,也藏在人們日常的行為禮儀之中。於是,中國人曾經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適可而止。所以,在中國,談到信仰,與宗教有關,更與宗教無關。那是中國人才會明白的一種執著,但可能,我們這代人終於不再明白。

從五四運動到文化大革命,所有這一切被摧毀得蕩然無存,我們也終於成了一群再沒有信仰的孩子。這個時候,改革拉開了大幕,欲望如期而至,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也在沒有信仰的心靈空地放肆地奔騰。

於是,那些我們聽說和沒聽說過的各種怪異的事情,也就天天在我們身邊上演,我們每一個人,是製造者,卻也同時,是這種痛苦的承受者。

幸福怎么會在這個時候來到我們的身邊呢?

錢和權,就越來越像是一種信仰,說白了,它們與欲望的滿足緊密相聯。

曾經有一位評審,看著台上選手用力地表演時,發出了一聲感慨:為什么在他們的眼睛裡,我再也看不到真誠和純真,而只是寶馬和別墅?

其實,這不是哪一個選手的問題,而是時代的問題。人群中,有多少個眼神不是如此,夜深人靜時,我們還敢不敢在鏡子中,看一看自己的眼睛?

權力,依然是一個問題。

個人崇拜減少了,可對權力的崇拜,卻似乎變本加厲。

不知是從哪一天開始,上下級之間充滿了太多要運用智慧和心智的相處。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領導面前,下屬變得唯唯諾諾,絕對沒有主見?一把手的權力變得更大,順應領導的話語也變得更多,為了正確的事情可以和領導拍桌子的場景卻越來越少。

其實,是下屬們真的敬畏權力嗎?

你仔細觀察後就會發現,可能並非如此。或許是下屬們早已變得更加聰明和功利,如果這樣的順從可以為自己帶來好處或起碼可以避免壞處,為何不這樣做?

但問題是,誰給了下屬這樣的暗示?

每一代人的青春都不容易,但現今時代的青春卻擁有肉眼可見的艱難。時代讓正青春的人們必須成功,而成功等同於房子、車子與職場上的遊刃有餘。可這樣的成功說起來容易,實現起來難,像新的三座大山,壓得青春年華喘不過氣來,甚至連愛情都成了難題。

青春應當浪漫一些,不那么功利與現實,可現今的年輕人卻不敢也不能。房價不斷上漲,甚至讓人產生錯覺:“總理說了不算,總經理說了才算。”後來總經理們太過分,總理急了,這房價才稍稍停下急匆匆的腳步。房價已不是經濟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也許短期內房價會表態性地降一些,然而往前看,你會對房價真正下跌抱樂觀態度嗎?更何況房價動不動就三萬四萬一平米,它降不降還跟普通人有關係嗎?所以,熱了《蝸居》。

而《暗算》的另類流行,又暴露著職場中的生存不易,論資排輩經過短暫退卻,重又占據上風,青春,在辦公室里只能鬥智鬥勇不敢張揚,不大的年齡卻老張老李的模樣。

至於蟻族們,在高漲的房價和越來越難實現的理想面前,或許都在重聽老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無奈……”當你覺得外面的世界很無奈,或許逃離北上廣,回到還算安靜的老家才是出路?

浪漫固然可愛,然而面對女友輕蔑一笑之後的轉身離去,浪漫,在如今的青春中,還能有怎樣的說服力?

如果一個時代里,青春正萬分艱難地被壓抑著,這時代,怎樣才可以朝氣蓬勃?如果人群中,青春中的人們率先拋棄了理想,時代的未來又是什么?

改革三十餘年,我們進步了太多,這一切,都有數據可以證明。

而新聞進步了多少?又用怎樣的數據證明著?

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用數據證明的東西,但是,依然有太多的標準,比如,是否有真正優秀的人才還願意把自己的理想在這裡安放;再比如,不管經曆日復一日怎樣的痛苦,仍然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社會的進步中,感受到一點小小的成就感。

假如並非如此呢?

假如真正有理想有責任的新聞人,永遠感受的是痛苦,甚至在領導的眼裡,反而是麻煩的製造者,並且這樣的人,時常因理想和責任而招致自己與別人的不安全,那么理想與責任可以堅持多久呢?

而如果理想主義者都在生活巨大的壓力和誘惑之下,變成現實主義者;

如果現實主義者都變成功利主義者,而功利主義者又變成投機分子……

希望會否變成絕望?理想是否成為空想?

當然,這僅僅是一種假設。然而,它依然如同噩夢一樣,雖然虛構,卻會讓醒著的人們,驚魂未定。

新聞事業的前行,同樣需要信仰。

社會有社會的問題,我們又都有自己的問題。

在2000年即將到來的時候,上海一家報紙約我寫了一篇新千年寄語,當時,我選擇了兩個關鍵字,一個是反思,一個是平靜。

反思,不難理解。由於生存都堪憂,荒唐歲月一結束,過去一路上的傷口只是草草地遮蓋了一下,來不及更負責任地處理,我們就匆匆上路,這沒什么可指責的,這是生存遭遇危機時近乎唯一的選擇。

然而,三十多年走過,生存已經不再是最大的問題,或許有一天,我們該停下腳步,把傷口上的浮塵擦去,塗上酒精或消炎的東西,會痛會很刺激,然而只有這樣,傷口才可以真正癒合,之後才可以真正輕裝上陣。

這是對歷史與未來負責的一種態度。

而之所以另一個關鍵字是平靜,原因也並不複雜。因為安撫我們的內心,將是未來最大的問題。

上世紀的戰亂時代,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而今日,偌大的中國,再難找到平靜的心靈。

不平靜,就不會幸福,也因此,當下的時代,平靜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想要平靜與幸福,我們內心的問題終究無法迴避。

古人聰明,把很多的提醒早變成文字,放在那兒等你,甚至怕你不看,就更簡單地把提醒放在漢字本身,拆開“盲”這個字,就是“目”和“亡”,是眼睛死了,所以看不見,這樣一想,拆開“忙”這個字,莫非是心死了?可是,眼下的中國人都忙,為利,為名。所以,我已不太敢說“忙”,因為,心一旦死了,奔波又有何意義?

然而大家還是都忙,都不知為何顯得格外著急,於是,都在搶。在街上,紅綠燈前,時常見到紅燈時太多的人搶著穿過去,可到了對面,又停下來,等同伴,原來他也沒什么急事,就是一定要搶,這已成為我們太多人的一種習慣,到現在已是微博144個字內要完成表達,溝通與交流都變得一短再短。甚至144個字都嫌長,很多人只看標題,就有了“標題黨”。那么,下一步呢?

對此,一位老人說得好:人生的終點都一樣,誰都躲不開,慢,都覺得快,可中國人怎么顯得那么著急地往終點跑?

在墨西哥,有一個離我們很遠卻又很近的寓言。

一群人急匆匆地趕路,突然,一個人停了下來。旁邊的人很奇怪:為什么不走了?

停下的人一笑:走得太快,靈魂落在了後面,我要等等它。

是啊,我們都走得太快。然而,誰又打算停下來等一等呢?

如果走得太遠,會不會忘了當初為什么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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