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生首頁經典美文

劉再復:錢鍾書先生紀事

錢鍾書先生曾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

錢鍾書先生去世已經十年。這十年里,我常常緬懷著,也常與朋友講述他對我的關懷,可是一直沒有著筆寫下紀念他的文字,僅在1999年4月間寫了一篇千字短文,題為《錢鍾書先生的囑託》。寫作這篇短文也是不得已,所以我在短文中首先說明了我沉默與難以沉默的理由,這也是我今天寫作時需要說明的,因此,姑且把短文的前半節抄錄於下:

儘管我和錢鍾書先生有不少交往,但他去世之後,我還是儘可能避免說話。我知道錢先生的脾氣。在《圍城》中他就說過:「文人最喜歡有人死,可以有題目做哀悼的文章。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錢先生的逝世,也難免落入讓人生髮的悲劇。不過,人生本就是一幕無可逃遁的悲劇,死後再充當一回悲劇角色也沒關係。我今天並非做悼念文章,而是要完成錢鍾書先生生前讓我告訴學術文化界年輕朋友的一句話

這句話他對我說過多次,還在信中鄭重地寫過一次。第一次是在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不久,我受所里年輕朋友的委託,請求他和所里的研究生見一次面,但他謝絕了,不過,他讓我有機會應告訴年輕朋友,萬萬不要迷信任何人,最要緊的是自己下功夫做好研究,不要追求不實之名。1987年,我到廣東養病,他又來信囑託我:

請對年輕人說:錢某名不副實,萬萬不要迷信。這就是幫了我的大忙。不實之名,就像不義之財,會招來惡根的。(1987年4月2日)作為中國卓越學者的錢先生說自己「名不副實」,自然是謙虛,而說「萬萬不要迷信」包括對他的迷信則是真誠的告誡。迷信,不管是迷信什麼人,都是一種陷阱,一種走向蒙昧的起始。錢先生生前不迷信任何權威,所以他走向高峰,死後他也不讓別人迷信他,因為他期待著新的峰巒。在不要迷信的告誡之後是不是虛名的更重要的告誡,我今天不能不鄭重地轉達給故國的年輕朋友。

錢鍾書先生的好友、我的老師鄭朝宗先生在1986年1月6日給我的信中說:「《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確乎如此,但錢先生在《圍城》中所批評的文人喜作悼念文章,卻也反映他內心的一種真實:不喜歡他人議論他、評論他,包括讚揚他的文章。錢先生對我極好、極信賴(下文再細說),唯獨有一次生氣了。那是1987年文化部藝術出版社,出於好意要辦《錢鍾書研究》的刊物。出版社委託一位朋友來找我,讓我也充當一名編委,我看到名單上有鄭朝宗、舒展等(別的我忘記了),就立即答應。沒想到,過了些時候,我接到錢先生的電話,說有急事,讓我馬上到他家。他還特地讓他的專車司機葛殿卿來載我。一到他家,看到他的氣色,就知道不妙。他一讓我坐下就開門見山地批評我:「你也當什麼《錢鍾書研究》的編委?你也瞎摻和?沒有這個刊物,我還能坐得住,這個刊物一辦,我就不得安生了。」他一說我就明白了。儘管我為刊物辯護,證之「好意」,他還是不容分辯地說:「趕快把名字拿下來。」我自然遵命,表示以後會慎重。第二年我回福建探親,路經廈門時特別去拜訪鄭朝宗老師,見面時,他告訴我,錢先生也寫信批評他。鄭老師笑著對我說:「這回他著實生氣了。不過,他對我們兩個都極好,你永遠不要離開這個巨人。」最後這句話鄭老師對我說過多次,還特別在信中寫過一次。1986年我擔任研究所所長後,他在給我的信上說:

你現身荷重任,大展宏才,去年在《讀書》第一、二期上發表的文章氣魄很大,可見追步之速。但你仍須繼續爭取錢默存先生的幫助。錢是我生平最崇敬的師友,不僅才學蓋世,人品之高亦為以大師自居者所望塵莫及,能得他的賞識與支持實為莫大幸福。他未曾輕許別人,因此有些人認為他尖刻。但他可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我與他交遊數十年,從他身上得到溫暖最多。1957年我墮入泥潭,他對我一無懷疑,六○年摘帽後來信並寄詩安慰我者也以他為最早。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圍城》是憤世嫉俗之作,並不反映作者的性格。你應該緊緊抓住這個巨人,時時向他求教。

錢先生一去世,香港的《信報》就約請我寫悼念文章。他們知道我與錢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但我沒有答應。錢先生去世十年了,我還是沒有寫。沒有提筆的原因,除了深知錢先生不喜悼文、不喜他人臧否的心性之外,還有一個原因是要寫出真實的錢鍾書實非易事,尤其是我理解的錢先生,真是太奇特。每一個人都不是那麼簡單的,尤其是文化巨人,更是豐富複雜,具有多方面的脾氣。我接觸交往的人很多,但沒有見到一個像錢先生這樣清醒地看人看世界。他對身處的環境、身處的社會並不信任,顯然覺得人世太險惡(這可能是錢先生最真實的內心)。因為把社會看得太險惡,所以就太多防範。他對我說:「我們的頭髮,一根也不要給魔鬼抓住。」這是錢先生才能說得出來的天才之語,但是當我第一次聽到時,身心真受了一次強烈的震撼。我完全不能接受這句話,因為我是一個不設防的人,一個對「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的理念極為反感的人。但是這句話出自我敬仰的錢先生之口,我不能不震撼。後來證明,我不聽錢先生的提醒,確實一再被魔鬼抓住。口無遮攔,該說就說,結果老是被批判,直到今天也難倖免。出國之後,年年都想起錢先生這句話,但秉性難改,總是相信世上只有人,沒有魔鬼。

不過,出國之外,我悟出「頭髮一根也不能給魔鬼抓住」,正是理解錢先生世界的一把鑰匙。他不喜歡見人,不喜歡社交,不參加任何會議,他是政協委員,但一天也沒有參加過政協會。我們研究所有八個全國政協委員,唯有他是絕對不到會的委員。他是作家協會的理事,但他從未參加過作協召開的會議也不把作協當一回事。有許多研究學會要聘請他擔任顧問、委員等,他一概拒絕。不介入俗事,不進入俗流,除了潔身自好的品性使然之外,便是他對「魔鬼」的警惕。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有人要陷害他,貼出一張大字報,揭發「錢鍾書有一次看到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本毛選,竟說:拿走,拿走,別弄髒我的書桌」。錢先生立即貼出一張大字報鄭重澄清:「我絕對沒有說過這句喪心病狂的話。」在當時極端險惡的「革命形勢」下,如果錢先生不及時用最明確的語言澄清事實,給魔鬼一擊,將會發生怎樣的災難呢?

只有了解錢先生的防範之心,才能了解他的代表作《管錐編》為什麼選擇這種文體,為什麼像構築堡壘似的建構他的學術堂奧。既然社會這等險惡,就必須生活在堡壘之中。魯迅就因深明人世的險惡,所以其文也如「壕塹」,自稱其行為乃是「壕塹戰」,不做許褚那種「赤膊上陣」的蠢事。我讀《管錐編》,就知道這是在進入堡壘、進入壕塹、深入深淵,要慢慢讀,慢慢品,慢慢悟。書中絕不僅僅是如山如海的知識之庫,而且還有如日如月的心靈光芒。而對文化大革命的大荒唐,他不能直說,但書中「口戕口」的匯集與曲說,則讓你更深地了解人性之惡從來如此。而對「萬物皆備於我」的闡釋,一讀便想到文化大革命中人的表現確實集獅子之兇猛、狐狸之狡猾、毒蛇之陰毒、家狗之卑賤等萬物的特性。倘若再讀下「幾」、「鬼國」等辭的疏解,更會進入中國哲學關於「度」、關於臨界點的深邃思索。有人說,《管錐編》是知識的堆積,將來計算機可替代,這完全是無稽之談。計算機可集中概念,但絕不可能有像錢先生在匯集中外概念知識的同時,通過組合和擊中要害的評點而讓思想光芒直逼社會現實與世道人心。有人貶抑說《管錐編》是散錢失串,這也不是真知明鑑。不錯,從微觀上看,會覺得《管錐編》的每一章節,都沒有一個時文必具的那種思想主題,那種進入問題討論問題的邏輯鏈條(串),但是,《管錐編》卻有一個貫穿整部巨著的大鏈條,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內在大動脈。

錢先生的防範與警惕,表現在學術上,也表現在工作上。他當了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只管一點外事。說是「一點」,是指他並非真管院裡的全部外事。真管的還是趙復三和李慎之這兩位副院長。但有些外國學者,特別是文學研究方面的學者,特別要求見他的,或者院部領導人認為他必須出面的,他才不得不見。我擔任所長後,文學方面的來客真不少。有幾次院部擬定錢先生必須出面,他應允後竟對外事局說:你們不要派人來,再復來就可以了,他不會英文,我可以當翻譯。說到做到,他真的不讓院裡所里的外事人員陪同,由我兩個單獨會見。錢先生不讓別人參加,就是有所提防。對於我,他則絕對放心,我多次有幸聽到他在外賓面前暢所欲言。他批評丁玲是「毛澤東主義者」,被打成右派,吃了那麼多苦頭之後還是依然故我。說完哈哈大笑。他又表揚魏明倫嘲諷姚雪垠的文言雜文(發表於《人民日報》)寫得好,說當代作家能寫出這樣的文言文不容易。暢開心胸的錢先生真可愛,拆除堡壘的錢先生,其言笑真讓人聞之難忘。

因為錢先生的這種個性,因此常被誤解為尖刻的冷人。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的一位比我年輕的學子,有一次竟告訴我一條「信息」,說他的博士導師(在古代文學研究界甚有名聲)這樣評論:劉再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熱的,而錢鍾書則徹頭徹尾、徹里徹外都是冷的。我聽了此話,頓時冒出冷汗,並說一聲「你們對錢先生誤解了」。有此誤解的,不僅是文學所。

然而,我要說,錢先生是個外冷內熱的人。鄭朝宗老師說「他其實是最溫厚的人」,絕非妄言。對錢先生的評說各種各樣,但我相信自己所親身體驗的才是最可靠。

我和錢先生、楊絳先生真正能坐在一起或站在一起說話的是在1973年社會科學院從五七幹校搬回北京之後,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那時我住在社會科學院的單身漢宿舍樓(八號樓),錢先生夫婦則住在與這座樓平行並排(只隔十幾米遠)的文學所圖書館樓。因為是鄰居的方便,我竟多次冒昧地闖到他的居室去看他。他們不僅不感到突然,而且要我坐下來和他們說話,那種和藹可親,一下子就讓我感到溫暖。「四人幫」垮台之後,社會空氣和人的心情變好了,我們這些住在學部大院裡的人,傍晚總是沿街散步,於是我常常碰到錢先生和楊先生,一見面,總是停下來和我說陣話。那時我日以繼夜寫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寫得很有點名氣。見面時我們更有話可說。1979年我調入文學所,又寫學術論著,又寫散文詩。1984年香港天地圖書公司決定出我的散文詩集(《潔白的燈心草》),我就想請錢先生寫書名。因此就寫了一封簡訊並附上在天津百花文藝社出版的《太陽·土地·人》散文詩集寄到三里河南沙溝錢先生的寓所。沒想到,過了三天就接到他的回信和題簽。這是我第一次收到他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再復同志:

來書敬悉。尊集重翻一過,如「他鄉遇故知」,醰醰有味。惡書題簽,深恐佛頭著穢,然不敢違命,寫就如別紙呈裁。匆布即頌日祺

錢鍾書上二十日

收到信與題簽後我光是高興,把他的「墨寶」寄出後,又進入《性格組合論》的寫作,竟忘了告訴錢先生一聲。而錢先生卻掛念著,又來一信問:「前遵命為大集題署送上,想應畢覽。」我才匆匆回了電話,連說抱歉。而他卻笑著說:「收到就好。」香港把書推出之後,我立即給他和楊先生送上一本,他又立即回響,寫了一信給我:

再復同志:

賜散文詩集款式精緻,不負足下文筆之美感堯堯,當與內人共咀味之,先此道謝。拙著談藝錄新本上市將呈雅教而結墨緣,即頌日祺

錢鍾書楊絳同候

對於我的一本小詩集,錢先生竟如此愛護,如此扶持,一點也不敷衍。那時我除了感激之外,心裡想到:中國文化講一個「誠」字,錢先生對一個年輕學子這麼真誠,中國文化的精髓不僅在他的書裡,也在他的身上。生活的細節最能真實地呈現一個人的真品格,為我題簽書名一事,就足以讓人感到錢先生是何等溫厚。

更讓我感激的是我擔任文學研究所所長之後,他對我的學術探討和行政工作都給了充滿溫馨的支持。文學所有二百六十個編制,連同退休的研究人員和幹部,大約三百人左右。那時我還算年輕,毫無行政工作準備。而且我提出的《人物性格二重組合原理》、「論文學主體性」、「思維方法變革」等理念又面臨著挑戰。儘管自己的心靈狀態還好,但畢竟困難重重。在所有的老先生中(全所有俞平伯、吳世昌、孫楷第、唐弢、蔡儀、余冠英等十幾位著名老學者,其中有八位全國政協委員和人民代表),錢先生最理解我,也最切實地幫助我。他數十年一再逃避各種會議,但是我召開的三次最重要的會議,請他參加,他都答應。

第一次是1986年1月21日,紀念俞平伯先生從事學術活動六十五周年、誕辰八十五周年的會議。這是我擔任所長後做的第一件重要事,而且牽扯到眾所周知的毛澤東親自發動的《紅樓夢》研究的是非問題。我在所長的就職演說中聲明一定要貫徹「學術自由、學術尊嚴」的方針,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有成就,有貢獻,儘管被認為是「唯心論」和「煩瑣考證」,但也是學術問題,也應當還給俞先生以學術自由和學術尊嚴。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錢先生時,他用非常明確的語言說:「你做得對,我一定出席你的會。」這次會議開得很隆重,除了所內人員之外還邀請了文學界的許多著名作家學人參加,與會者四百多人,成了文化界一件盛事。錢先生不僅準時到會,而且和俞先生、胡繩及我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散會時可謂「群情興奮」,大家圍著向俞先生道賀,照相,我也被來賓和其他與會者圍著,沒想到錢先生也竟然擠過來,在我耳邊興奮地說:「會開得很好,你做得太對了!」我連忙說:「謝謝錢先生來參加會。」有了錢先生的支持,我心裡更踏實了。這畢竟是件觸及敏感學案的大事。開會的前三天,胡繩緊急找我到辦公室,我一進門他就生氣地指著我:「再復同志,你就是自由主義,開俞平伯的會,這麼大的事,通知都發出去了,我剛收到通知。連個請示報告都不寫。你忘了毛主席的批示了嗎?怎麼辦?」我知道一寫報告會就開不成,但不敢直說,只跟著說了「怎麼辦?」三個字。胡繩說,怎麼辦?我替你寫一個報告給中宣部就是了。聽到這句話我高興得連聲說「胡繩同志你真好」,並仗著年輕和老朋友的關係硬是對他說:「這個會,您一定要參加,還要講個話。」他沒有答話,等我告辭走到門邊,他叫住我,說了一句:我會參加會的。

儘管我「自由主義」,但沒有把胡繩的半批評半支持的態度告訴任何人,也沒有告訴錢先生。錢先生那種由衷高興的態度,完全出自他的內心。這種態度不僅有對我的支持,也有對俞先生真誠的支持。錢先生內心何等明白又何等有情呵。

除了俞先生的會,錢先生還參加了我主持的「新時期文學十年」討論會和「紀念魯迅逝世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兩個會規模都很大,尤其是第一個會,與會者一百多人,列席旁觀者很多,僅記者就有九十人。好幾位記者和外地學者問我哪一個是錢鍾書先生,有一位記者錯把張光年當作錢先生,要我和這位「錢先生」照個相,我趕緊去把真錢先生找來,然後三個人一起照了個相。我知道錢先生最煩被記者糾纏及照相之類這些俗事,但為了支持我還是忍受著煎熬。後一個會是以中國社會科學院名義召開的,但籌備工作由文學所做,因此我請錢先生致歡迎辭,由我作主題報告。我還請錢先生幫我們審定邀請外國學者的名單,他答應之後,所科研處開列了一份二十個人的名單。沒想到,他在每個人的名字下都寫一兩句很有趣的評語,例如「此人漢語講得不錯,但很會鑽營,有人稱他為尖尖鑽」。對於海外漢學家,錢先生多數看不上,評語都不太好。讀了這份評語,我立即請科研處保管好,不要外傳。當時管外事的副所長馬良春拿著名單和評語,驚訝不已,我開玩笑說:「錢先生真把海外許多漢學家視為紙老虎。」在北京二十多年,通過這個會,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到錢先生致歡迎辭。致辭的前兩天,他把講稿寄給我讓我「斟酌」一下,我哪敢「斟酌」,只是立即一份放入自己的活頁夾里。

更讓我感動的是錢先生不僅在行政工作上支持我,而且在學術探索上支持我。我的本性是對文學對思想的酷愛,無論自己的地位發生什麼變化,頭頂什麼桂冠,我都牢記自己的本分,不忘把生命投入學問。因此,雖然擔任所長,但還是把心放在著書立說上,而且儘可能「利用職權」推動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錢先生理解我。他比我更了解人情世故,更知道路途坎坷,因此,總是為我擔心。1985年拙著《性格組合論》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之後,引起了「轟動效應」,連印六版三十多萬冊。熱潮之中,我的頭腦也很熱。但錢先生很清醒冷靜。見到第六版,他對我說,要適可而止,顯學很容易變成俗學。聽了這句話,我立即寫信給責任編輯郝明鑑兄,請求不要再印。《論文學主體性》發表之後,更是「轟動」,不僅引發了一場大討論,而且引發《紅旗》雜誌的政治性批判,特別是由姚雪垠先生出面批判。姚先生宣稱自己是用「馬克思主義大炮」來炮轟我。我對《文匯月刊》記者劉緒源作了訪談之後他更生氣,說要到法院告我。那時錢先生真為我著急,很關注此事。有一天,四川的戲劇家魏明倫先生在《人民日報》用文言文寫了一篇嘲弄姚雪垠的短章,他看到之後竟高興得打電話給我,問我看到沒有,說魏的文言文寫得好,當代很少人能寫出這樣的文體。還有一天,他讓我立即到三里河(他的家),說有事相告。我一到那裡,他就說,剛才喬木(指胡喬木)到這裡,認真地說,劉再復的《性格組合論》是符合辯證法的,肯定站得住腳。文學主體性也值得探索,他支持你的探索。錢先生顯得很高興。其實在幾天前,就在八寶山殯儀館(追思吳世昌先生的日子),胡喬木已親自對我說了這些話,但錢先生不知道。看到錢先生對我這樣牽掛,我暗自感嘆,困惑勝過高興:這樣一篇學術文章竟讓錢先生這樣操心。不過,我再一次真切地感受到錢先生的溫厚之心,在困惑中感到人間仍有溫暖與光明。那一天,他留我在他家吃了飯,然後就主體性的爭論,他談了兩點至今我沒有忘卻的看法。第一,他說,「代溝」是存在的,一代人與一代人的理念很難完全一樣。言下之意是要我不必太在意,應讓老一代人去表述。第二,他說,「批評你的人,有的只是嫉妒,他們的『主義』,不過是下邊遮羞的樹葉子。」聽到第二點,我想起了《圍城》的話:「這一張文憑,仿佛有亞當夏娃下身那樹葉的功用,可以遮羞包醜;小小一方紙能把一個人的空虛、寡陋、愚笨都掩蓋起來。」這第二點是犀利,而第一點是寬容。我將牢記第一點,儘可能去理解老一輩學人的理念,不負錢先生的教誨。

不了解錢先生的人,以為他只重學術求證,不重思想探索,其實不然。錢先生當然是一等學問家,不是思想家,但他對思想探索的價值和艱辛卻極為清楚也極為尊重。他兩次勸我要研究近代文學史中的理念變動,對近代史中嚴復、康有為、梁啓超、王國維這一思想脈絡也很敬重。如果不是親身體驗,我亦遠不會知道他的內心深處具有思想探索的熱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作為一個弄潮兒,一個探索者,沒想到給予我最大支持力量的是錢鍾書先生,尤其是在比我高一輩兩輩的人,規勸者有之,嘲諷者有之,批判者有之,討伐者有之,明里暗裡給我施加壓力者有之。輕則說說笑笑而已,重則訴諸文字。可是錢先生卻毫無保留地支持我,既支持我性格悖論的探索,也支持我主體論的探索;既支持我傳統轉化的探索,也支持我變革方法論的探索,支持中既有智慧,又有情感。就以「方法論變革」一事而言,我被攻擊非難得最多。但錢先生也支持,只是提醒我:「你那篇《文學研究思維空間的拓展》是好的,但不要讓你的學生弄得走樣了。」聽到這句話時,我一時反應不過來,竟書生氣地回答說:「我沒有學生」,是後來才明白是什麼意思。當時我的提倡方法論變革,包括方法更新、語言更新(不惜引入自然科學界使用的概念)、視角更新(哲學視角與哲學基點)、文體更新等,因此方法更新也可稱作文體革命。1988年秋季,中央主持宣傳文教的領導人決定舉行一次全國性的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徵文評獎活動,其意旨是要改變歷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總是處於被批評的地位,由國家出面表彰其優秀成果。這一思路當然很好。因為全國各社會科學研究單位及大學都要參加競賽,所以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領導者也重視此事,他們覺得院內的幾個大所都應當競得最高獎(一等獎),因此,汝信(副院長,也管文學所)打電話給我,說院部研究過了,文學所要重視此事,你自己一定要寫一篇。沒想到,這之後的第二天,馬良春又告訴我:錢先生來電話說要你親自動手寫一篇。有錢先生的敦促,我就不能不寫了。大約用了一個月的時間,我寫出了《八十年代文學批評的文體革命》一文,並獲得一等獎。全國參加徵文的有一千多篇論文,二十二篇得一等獎,文學方面有兩篇。文學所總算把臉面撐了一下。獲獎後最高興的事並不是參加了領導人的頒獎儀式,領了五千塊獎金和獎狀(頒獎者是胡啟立、芮杏文、胡繩等五人),而是出乎意料之外,錢先生給我一封賀()信,信上說:

理論文章榮獲嘉獎,具證有目共賞,特此奉賀。

錢先生寫賀信,是件不尋常的事,而「有目共賞」四個字,更是難得。有朋友說,這四個字,一字千鈞。固然,這可讓我產生向真理邁進的千鈞力量,但是,我明白,這是溢美之辭,錢先生對同輩、長輩,尤其是對國外名人學者,要求很嚴,近乎於「苛」,而對後輩學子則很寬厚,其鼓勵的話只可當作鼓勵,切不可以為真的所有的眼睛都在欣賞你。

2008年秋天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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