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初冬，敵人相繼占領了冀中大部縣城。我所在的抗戰學院，決定分散。在這個時候，學院的總務科劉科長，忽然分配給我一輛新從敵占區買來的腳踏車。我一直沒有一輛腳踏車，前二年借親戚間的破車子騎，也被人家討還了。得到一輛新車，心裡自然很高興，但在戎馬倥傯、又多半是夜間活動的當兒，這玩意兒確實也是個累贅。再說質量也太次，騎上去，大梁像藤子棍做的，一顫一顫的。我還是收下了，雖然心裡明白，這是劉科長在緊急關頭，採取的人分散物資也分散的措施。
我帶著一個劇團，各處活動了一陣子，就到了正在河間一帶活動的冀中區總部。冀中抗聯史立德主任接收了我們，跟著一百二十師行軍，當天黃昏站隊的時候，史主任指定我當腳踏車隊的隊長。當然，他的委任，並非因為我的德才資都高人一籌，而是因為我站在這一隊人的前頭，他臨時看見了我。我雖然也算是受命於危難之時，但夜晚騎車的技術，實在不夠格，經常栽跤，以致不斷引起後面部屬們的非議。說實在的，這個抗聯屬下的腳踏車中隊，是一群烏合之眾。他們都是些新參加的青年學生，他們順應潮流，從嬌生慣養的家裡出來，原想以後有個比較好的出路。出來不多兩天，就遇到了敵人的大進攻，大掃蕩，他們思家心切，方寸已亂。這是我當時對我所率領的這支部隊的基本估計，並非因為他們不服從或不尊重我的領導。
一百二十師，是來冀中和敵人周旋打仗的，當然不能長期拖著這個掉動不靈的尾巴，兩天以後，冀中區黨委，就下令疏散。我同老陳同志被指令南下，去一分區深縣南部一帶工作。
一天清早，我同老陳離開隊伍往南走，初冬，田野里已經很荒涼，只有一堆堆的柴草垛。天晴得很好，遠處的村莊上面，有一層薄薄的冬霧籠蓋著，樹林和草堆上，也都掛著一層薄薄的霜雪。路上沒有一個行人，也遇不到一隻野兔。四野像死去了一樣沉寂，充滿了無聲的恐怖。我們一邊走著，一邊注視著前面的風吹草動，看有沒有敵情。路過村莊，也很少見到人。狗吠叫著，有人從門縫中望望，就又轉身走了。一路上都有驚魂動魄之感。
我和老陳，都是安平縣人，路過安平境，誰也沒想到回家去看看。天快黑的時候，我們到了深縣境內。
「我們在哪裡吃飯住宿呢？」一路上我同老陳計議著。
「我二兄弟國棟，聽說在大陳村教武術，這裡離大陳村不遠了，要不我們去找找他吧！」老陳說。
老陳兄弟三人，他居長，自幼讀書，畢業於天津第一師範，後在昌黎、慶雲等處執教多年，今年回到家鄉參加抗日，在抗戰學院任音樂教官。
他的三弟，聽說在南方國民黨軍隊做事。他的二弟在家過日子，我曾見過，是個有些不麼不六的愣小伙子，常跟人打架鬥毆，和老陳的溫文爾雅的作風，完全不一樣。
天很黑了，我們才到了這個村莊。這是個大村莊，我們順南北大街往前走，沒遇到一個人。我們也不敢高聲喊問。走到路西一家大梢門前面，老陳張望了一下，說：
「我記得他就在這個院裡，敲門問問吧！」
剛敲了兩下門，就聽得有幾個人上了房，梢門上有像城牆垛口一樣的建築。
「什麼人！」有人伸出頭來問，同時聽到拉槍栓的聲音。
「我們找陳國棟，」老陳說，「我是他的大哥！」
聽到房上的人嘀咕了幾句，然後說：
「沒有！」
緊接著就望天打了一槍。
我同老陳踉蹌登上車子，彎腰往南逃跑，聽到房上說：
「送送他們！」
接著就是一陣排槍，槍子從我們頭上飛過去，不過打的比較高。我們騎到村南野外大道上，兩旁都是荊子地，我倒在裡面了。
我們只好連夜往深南趕，天明的時候，在一個村莊前面，見到了八路軍的哨兵，才算找到了一分區。
在一家很好的宅院裡，很暖和的炕頭上，會見了一分區司令員和政委。並見到了深縣縣長張孟旭同志，張和老陳是同學，和我也熟。他交給我們一台收音機，叫我們每天收一些新聞，油印出來。
從此，我和老陳，就馱著這台收音機打游擊，夜晚，就在老鄉的土炕上，工作起來。
我好聽京劇，有時抄新聞完了，老陳睡下，我還要關低聲音，聽唱一段京戲。老陳像是告誡我：
「不要聽了，浪費電池。」
其實，那時還沒有我們自己的電台，收到的不過是國民黨電台廣播的訊息，參考價值並不大。我還想，上級給我們這台收音機，不過是叫我們負責保管攜帶，並不一定是為了聽新聞。
老陳是最認真負責，奉公守法的人。
抗戰勝利，我又回到冀中，有一次我在家裡，陳國棟來找我，帶著滿臉傷痕，說是村裡有人打了他。我細看他的傷，都是爪痕，我問：
「你和婦女打架了嗎？」
「不是。有仇人打了我。」他吞吞吐吐地說。
我判定他是自己造的傷，想藉此和人家鬧事。我勸他要和睦鄰里，好好過日子，不要給他哥哥找痲煩。最後，我問他：
「那次在大陳村，你在房上嗎？」
「在！」他斬釘截鐵地說。
「在，你為什麼不讓我們進去？」
「黑燈瞎火，我知道你們是什麼人？」
「你哥哥的聲音，你也聽不出來嗎？」
「兵荒馬亂，()聽不出來。」
「唉！」我苦笑了一下說，「你和我們演了一出古城會！」
1981年11月4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