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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閭:人生幾度秋涼

威基基海灘,初秋。

夕陽在金色霞暉中緩緩地滾動,一爐赤焰濺射著熠熠光華,染紅了周邊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沐著和煦的晚風,張學良將軍與夫人趙一荻女士攜手,步出希爾頓公寓,順著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黃燦燦的海濱走來。他從大洋彼岸來到夏威夷,僅僅幾個月,就被這絢美的萬頃金灘深深地吸引住了,幾乎每天傍晚都要來消遣一段時間。

這裡是世界著名的旅遊勝地,聚集著五大洲各種膚色的遊人。客路相逢,多的是禮貌、客氣,少有特殊的關切。又兼老將軍的傳奇身世鮮為人知,而他的形象與裝束也十分普通,不像世人想像中的體貌清奇、丰神瀟灑,所以,即便是雜處當地居民之中,也沒有成為人們注目的焦點。老人很喜歡這種紅塵擾攘中的「漸遠於人,漸近於神」的恬淡生活。

告別了刻著傷痕、連著臍帶的關河丘隴,經過一番精神上的換血之後,像一隻掙脫網罟、藏身岩穴的龍蝦,在這孤懸大洋深處的避風港灣隱遁下來。龍蝦一生中多次脫殼,他也在人生舞台上不斷地變換角色:先是扮演橫衝直撞、冒險犯難的堂吉訶德;後來化身為頭戴緊箍咒、身壓五行山的行者悟空;收場時又成了流寓孤島的魯賓孫。初來海外,四顧蒼茫,不免生髮出一種飄零感;時間長了逐漸悟出,這原是人生的一種「根性」。古人早就說了:「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地球本身就是一粒太空中漂泊無依的彈丸嘛!

漲潮了,洋面上翻滾著滔滔的白浪,潮聲奏起拍節分明的永恆天籟,仿佛從歲月的彼端傳來。原本有些重聽的老將軍,此刻,卻別有會心地告訴夫人:這是海潮的嘆息——人世間的一切寶藏,各種情感,海府、龍宮中應有盡有。這麼說來,他也當能從奔涌的洪潮中聽到昔日中原戰馬的嘶鳴,遼河岸邊的鄉音喁喁,還有那白山黑水間的萬木喧囂吧?不然,他怎麼會面對波濤起伏的青煙藍水久久地發獃呢?看來,疲憊了的靈魂,要安頓也是暫時的,如同老樹上的杈丫,一當碰上春色的撩撥,便會萌生尖尖的新葉。而清醒的日子總要比糊塗難過得多,它是一劑苦味湯,往往是七分傷痛摻和著三分自懲。

人到老年,生理和心理朝著兩極延伸,身體一天天地老化,而情懷與心境卻時時緊扣著童年。少小觀潮江海上,常常是壯懷激烈,遐想著未來,天邊;晚歲觀潮,則大多回頭諦視自己的七色人生,咀嚼著多歧的命運。此刻,老將軍的心靈向度就被洪波推向了生命起點。他記起小時候,塾師曾向大帥說過,長大之後,他篤定是副牛脾氣、虎性子。根據之一,他出生於辛丑年,次歲為壬寅;二是考慮遺傳基因和家庭影響,持「將門虎子」之說;其三,俗諺云:「三歲看大,七歲至老。」為牛為虎,從觀察、品鑑中可以看出。

種種解釋未盡科學,不過,私塾先生還是「言中」了。「年少萬兜鍪」,炮火硝煙燒紅了他的青澀歲月。在他身上始終有一種磅礴、噴涌的豪氣在。他有個口頭禪:「死有什麼了不得的?無非是搬個家罷了!」還說:「我可以把天捅個大窟窿。你叫我捅一個,我非得捅兩個不可。」這樣,有時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個莽撞的軍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盪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瀾,有聲,有色,有光,有熱,極具個性化色彩,生髮出強大的張力。他的精神世界總是在放縱著,衝決著,超越著。對他人死抱住不放的貨利、聲名,他視若鴻毛,棄置不顧;可是,卻特別看重人格,操守。敢作敢當,不計後果,輕死生,重然諾,具體地表現為遊俠,抽象地表現為豪氣。這饒有古風的價值觀、人生觀,支配了他整個一生。

那是1938年吧?南京陷落之後,日寇實施殘酷的大屠殺,蘇、皖一線,散兵敗將顛撲道途。張學良以「刑徒」身分被押解著,雜在狼奔豕突的人群中,由於被認作從前線敗退下來的長官,整天遭人唾罵。使命感、同情心、愧疚情交織在一起,憋得他兩眼通紅,嗓子冒煙,眼看胸膛就要炸裂開來。好歹挨到了湖南郴州,在蘇仙觀住下。懷著滿腔悲憤,他操起一枝大筆,蘸上淋漓的濃墨,在粉牆上寫下「恨天低,大鵬有翅愁難展」十個大字,怒吼一聲,響震山谷。隨後又一個箭步,奪過身邊衛士的手槍,對著迎面的老桂樹連連扣動扳機,直到子彈射光,才拂袖而去。

有道是:大辱過於死。由統領千軍萬馬,叱吒風雲的陸海空軍副總司令,國民革命軍中最年輕的一級上將,轉眼之間,就淪為失去人身自由,甚至隨時可能被殺頭的刑事犯,階下囚,任誰能夠忍受得了?更哪堪,日夜渴望著上陣殺敵,卻身陷樊籠,報國無門,壯志難酬,英雄沒有用武之地。的的確確,鬱積在他胸中的激憤太深、太多、太久了。無論是題壁,怒吼,還是瘋狂的射擊,這座蓄勢待發、隆隆作響的火山,總算是找到了一個噴泄口。但是,矛盾、衝突並未就此獲得解決——雖然能量暫時得以釋放,卻無法同時獲得心理補償,其結局必然是更加劇烈的痛苦與絕望。那種情態讓人聯想到,威震山林的猛虎突然被圈在鐵籠子裡,咆哮啊,暴跳啊,瘋狂啊,直到破頭流血,當一切拼搏都是枉然,最後只好頹然臥下,淒涼地滴下兩行清淚。

牛脾氣,虎性子,鋼澆鐵鑄的硬漢子,倒有著一副俠骨柔腸,飽蘊著菩薩般的悲憫情懷。他說,一輩子最見不得老百姓受苦落淚。那是民國年間軍閥混戰時節,少帥帶兵從河南回來,在牧馬集車站上,見到一個老媽媽趴在地上,餓得起不來了,鼻涕一把淚一把的,狀態非常可憐。他就找來饅頭送到她的跟前,老媽媽發瘋似的連灰帶土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他問:「老人家,你怎麼這樣啊?家裡沒人了嗎?有兒子嗎?他們都到哪去了?」老媽媽嗚咽著說:「我也不知道,反正都被抓去當兵了。年輕的子弟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們這些老天拔地的,走不動爬不動,只能受罪、挨餓。」少帥聽了,心如刀絞。心想,這不分明是一千多年前《石壕吏》、《新安吏》場景的再現嘛!是誰作的孽啊?唉!都是我們當軍人的乾的。今天跟你打,明天跟我打,後天又合起來打他。打死的都是一些佼佼者,剩下那些無能之輩前來邀功受賞。若是真有意義的戰爭還可以,可這種禍國殃民的南北混戰,打起來有什麼意思?這究竟是為了誰呀?當下,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嗚嗚嗚」地號啕大哭起來。「平時不下淚,於此泣無窮。」在他,還是有生以來第一次。

不久,他就執政東北了。一上來就面臨著重大抉擇:東三省向何處去——是甘當日本人的傀儡,實行所謂「保境安民」;還是走國家統一、民族獨立之路?他堅定地選擇了後者。降下五色旗,升起民國青天白日旗,有條件地接受國民政府統一指揮。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重要一支,又是北洋軍閥政府末代統治者。東北易幟,標誌著中國長期以來混亂局面的終結,起碼是在形式上實現了統一。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就他個人來說,完成了由封建軍閥向愛國主義者的轉變。

在他宣布東三省「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之前,日本人曾經連番發出警告,威脅恫嚇不成,又甜官笑臉,百般利誘。那天,日本首相的特使登門拜訪,承諾由他出任滿洲「執政」,並表示:只要提出要求,都將一一照辦。少帥說:「你想的挺周到,只是忘了一點。」特使忙問:「哪一點?」他說:「你忘了我是中國人。」這樣,日本人對他可就刮目相看了。原以為這個28歲的「愣小子」,不過是一隻假張作霖「虎威」的狐狸崽兒,誰知竟是一頭無人駕馭得了的猛虎啊!

對於此番作為,張學良終生引為驕傲。那年他在台南參謁延平郡王祠,即興題寫了一首七絕:「孽子孤臣一稚孺,填膺大義抗強胡。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入版圖。」詩中藉助稱頌鄭成功戰勝荷蘭殖民者收復台灣的英雄業績,抒寫自己當年維護國家統一的壯志豪情。這種以民族整體利益為依歸的愛國情懷,為他在國難當頭,不惜一切代價,毅然發動西安事變,紮下根,墊了底。

西安事變前,張學良曾多次勸說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都被斷然拒絕。蔣調集嫡系部隊約三十個師準備從河南開入陝、甘實行剿共,並親至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分別率領東北軍和第十七軍開赴陝北前線剿共,張、楊接連幾天向蔣反覆進諫,卻遭到嚴厲訓斥。張學良聲淚俱下,說:「要再繼續剿共、打內戰,必然喪失民心,渙散士氣,將使整個國土淪於日寇之手,到那時,我們都將成為千古罪人!」蔣介石卻全不管這些——什麼「千古罪人」,那是身後的事;眼前刻刻在念的是儘快把共產黨掃蕩乾淨。當即怒不可遏,拍著桌子吼叫:「你就是拿槍打死我,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變!」苦諫不行,哭諫也無效,最後只有兵諫一途。

「濤似連山噴雪來」。老將軍憶起六十年前的那場事變,他覺得當時所面臨的壓力,比眼前太平洋上的狂濤怒浪不知還要猛烈多少倍。當時,除了中共中央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當即明確表示全力支持外,其他儘是討伐的聲浪。南京方面的親日派甚至聲言要立即舉兵進攻西安;一些大國同聲譴責,日本斥之為「赤化陰謀」,是「莫斯科魔手」導演的,而最出人意外,也最令張學良傷心、氣惱的是,一向鼓吹「逼蔣抗日」的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此時竟然180度大轉彎,不但不予聲援,反而誣說是受了親日分子的挑動,罵他是「漢奸」、「叛徒」,這無異於當頭一棒。

而當逼蔣成功,達成協定,決定放還時,又遭到部下的強烈反對。尤其是他要親自送蔣回寧,更為多數人所不理解。後來他在口述歷史中說:「我親自送他回去,也有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講什麼乖話。」從爾後的實際看,應該說這個目的是達到了:它不僅加重了蔣氏對既成協定的反悔難度,提升了宋氏兄妹作為證人良心上的壓力;而且,由於少帥一身包攬了全部責任,從而消弭了內戰爆發的種種藉口。否則,和平解決斷無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可是,張學良將軍卻為作出這種重大抉擇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這一年的歲尾,中國大地上接連出現爆炸式新聞:12·12,華清池捉蔣,震驚世界;12·25,張學良送蔣回南京,世界再次震驚。歲序迭更,時間老人換崗,中國政治舞台上兩大主角蔣介石、張學良也互換了角色:先是蔣在西安成了階下囚,後是張在南京成為階下囚;先是張扣蔣13天,後是蔣扣張54年。一個人進了囚籠,四億五千萬人走上抗日戰場。海外著名史學家唐德剛評論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張學良什麼也不是。蔣介石把他一關,關出了箇中國的哈姆雷特。愛國的人很多,多少人還犧牲了生命,但張學良成了愛國的代表,名垂千古。」「張學良政治生涯中最後一記殺手鐧的西安事變,簡直扭轉了中國歷史,也改寫了世界歷史。只此一項,已足千古,其他各項就不必多提了」。

在平平淡淡、無聲無臭的幽靜生活中,張學良將軍在夏威夷已經定居幾年了。他把一身託付給海上搖籃,一如陸上無家的鷗鳥,日落後便收斂起鋒棱峻峭的雙翼,在茫茫煙水間愴然入夢。這天,他參加過親友們為他舉行的祝壽會,黃昏時刻,照例以輪椅代步來到了威基基海灘。老朋友林淵泉在後面推著輪椅,趙一荻陪侍在身旁。

洋面上,風輕浪軟,粼粼碧波鋪展成千頃藍田,遼遠的翠微似有若無。老將軍懷著從容而飛揚的快感,沉浸在黃昏的詩性纏綿和溫情縈繞里。不經意間,夕陽——晚景戲裡的悲壯主角便下了場,天宇的標靶上抹去了滾燙的紅心,餘霞散綺,幻化成一條琥珀色的橋樑。老人含混地說了句:「我們到那邊去。」林先生以為他要去對面的草坪,便推著輪椅前往,但被一荻含笑制止了,她理解「那邊」的特定含義——在日輪隱沒的方向有家鄉和祖國呀!老人頷首致意,緊緊握住了夫人的手。

故國,已經遠哉遙遙了。別來容易,可要再見她,除去夢幻,大約只能到京戲的悠揚的調和「米家山水」、唐人詩句中去品味了。前塵隔海,一切都暗轉到背景之中。人生幾度秋涼,一眨眼間,五陵年少的光亮額頭就已水成岩般刻上了條條溝壑。

老將軍倒是曠懷達觀。祝壽會上,應舊日摯友閻寶航的女兒閻明光之囑,題寫了一副直抵心源的聯語:「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而當明光請他為《閻寶航傳》題寫書名時,他就開玩笑了,問是「哪個閻」,明光說:「閻王爺那個閻。」老人哈哈一笑,說:「閻王爺?我不認識他,我可沒見過。我們還是離他遠點好。」

他問那些年輕人聽沒聽說過家鄉「四大怪」的俏皮兒,見大家搖頭,便笑著背誦:「白天青紗帳,晚上擼鋤槓;揣著煙槍去打仗;對面炕,掛幔障;孩子生在馬車上。」並解釋說,這是講20世紀初遼河岸邊的景況。第一怪,那時兵荒馬亂,人們白天躲藏在高稞里,夜晚才回家鏟地;第二怪,官兵、土匪吸毒成癮,外出打仗也得帶上煙槍、鴉片;第三怪,這一帶居民為了禦寒取暖,冬天,幾代人睡在南北對面炕上,中間用幔障遮著;第四怪,是特指他本人的,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七(公元1901年6月3日)那天,他出生在一輛外出逃難的馬車上,地屬遼寧省台安縣桑林子鄉張家窩堡。

由於在大車上落草,一輩子「走星照命」,顛沛流離。你看,他一別故園,便萍蹤浪跡,南北東西,足跡遍布大半箇中國,最後又飄零異國他鄉。他31歲離開東北,33歲離開北平,35歲離開武漢,36歲離開西安,37歲離開南京,46歲離開大陸,93歲離開台灣,都再沒有返回過。一路長別,掉頭而去,說來也是很令人傷懷的。

這天,老人的興致卻特別高,講過了陳年舊事,又說笑話,唱京戲。聽人稱他為「民族英雄」,他連連擺手說:「什麼英雄,是狗熊啊。」祝他「壽比南山」,他說:「那不成老妖精了!」當有人向他請教長壽秘訣時,他說:「人的生活要簡單,簡單的生活能夠使人長壽。」還說:「我的最大長處是心裡不盛事。如果明天要槍斃我,今天晚上也仍然能夠吃得香,睡得甜。」五弟張學森怕他過於勞累,說:「大哥,咱們回家吧!」他聽了,沉思片刻,突然問道:「家在哪疙瘩?咱們有家嗎?」少小離家,鄉音未改,他把「張學良」讀作「張淆良」,「槍斃」說成「槍癟」;「哪兒」還是習慣地叫做「哪疙瘩」,「疙瘩」讀成「嘎瘩」。

照一般規律,歷經幾十載的痛苦折磨,任是金剛鑄就,也早已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可是,他卻絲毫不現衰颯之氣,胸中依舊流動著年輕人那樣鮮活的情感和清新的血液,詼諧,活潑,饒有風趣,充滿著活力與朝氣。記者採訪,常常一連串提出幾個問題,他說:「咱們還是罈子餵豬——一個個來吧!」當記者請他「賜半身照一張」時,他就笑嘻嘻地回答:「你得說清楚是上半身還是下半身。」看到書籍記述失實或者所論非當,他會說:「這真是板凳上挖洞。」什麼意思?放屁還要刻板。面對有意迴避的政治問題,他絕不冷若冰霜地以「無可奉告」之類外交辭令斷然回絕,而是微笑著說:「我是與世隔絕的人,不了解政情,更不參與政事。」有時,還會突然轉換話題,把坐在身邊的女士指給記者:「你看,我忘了介紹,這是我的乾姑娘。」然後,笑著說明:「我老家那兒稱呼自己女兒為姑娘。不知你們年輕人知不知道這些?」遇有記者窮追不捨,難以回答又不好拒絕時,他就會說:「乾脆給你一把鎬頭吧!」見對方一臉茫然,便解釋道:「你好去刨根兒呀!」這種打岔式的諧趣,有如一服解構「莊嚴」的瀉藥,記者在一笑之餘也就無意追問了。

他並非完人,更不是聖者,只是比同時代的許多人看得開一些,能夠拿得起,放得下。同他在一起,人們都感到很開心。他同一般政治家的顯著差別,是率真、粗獷,人情味濃;情可見心,不假雕飾,無遮攔、無保留的坦誠。這些都源於天性,反映出一種人生境界。大概只有心地光明、自信自足的智者、仁人,才能修煉到這種地步。

雄豪、坦蕩的另一面,是孩子般的幼稚與天真。初遭監禁時,前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去看他。他說:「我這次冒著生命危險,親自送委員長回京,原想扮演一出從來沒有演過的好戲。如果委員長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風度,放我回西安,這一送一放,豈不成了千古美談!真可惜,一齣好戲竟演壞了。」他原是性情中人,少年得志,涉世未深,又兼從他父親那裡繼承下來江湖義氣,加上深受西方思想教育的濡染,看事情比較簡單,對中國官場上那種陰深險惡、反覆無常缺乏切身體驗……這一切,都決定了他不是蔣介石的對手,篤定是個失敗的角色。

他說:「我一生最大的弱點就是輕信。」為此,對於蔣介石的陰險、狠毒,他始終缺乏應有的警覺,常常「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在幾十年的監禁中,他曾多次上書求赦。無奈,熱面孔貼在冷屁股上,回回都是「竹籃提水」。1956年到了,終於熬過了20度春秋,羈身台島也已整整十年。這次正趕上老蔣七十壽誕,他把一隻珍貴的手錶作為禮物奉上,意在提醒:已經屆臨釋放之期。老蔣自然解得其中寓意,但依舊未予理會。他對張學良是有清醒認識的,一直都在提防,臨終前還叮囑:「不能放虎歸山。」悵惘中,張學良寫下一首《夏日井上溫泉即事》,以自嘲形式形象地描述其懊惱的心境:「落日西沉盼晚晴,黑雲片起月難明。枕中不寐尋詩句,誤把溪聲當雨聲。」

蔣介石為了緩解人們對他「苛待少帥」的非議,確定將張學良監禁地移往台北郊外的陽明山,使他離自己近一些。可是,張學良卻無意「配合」,竟然拗著性子提出,住進半山腰靠近陽明公墓的平房。說:「我這個人,這些年寂寞慣了,呆在熱鬧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一個人就住在墓地里,還貼了一副對聯:『妻何聰明夫何貴,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要死去,誰也逃不出這一關,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而且,墓地里的許多人我都認識,有的還是朋友,以後還會有新的朋友補充進來,我可以經常拜訪他們,談心敘舊。」

後經蔣經國一再勸阻,沒有住成,但其悲涼心境和倔強性格確已清晰地顯現。

陽明山監禁期間,在台的原東北軍十幾位部屬,結伴前來探望他們的少帥。儘管旁邊有暗探環伺,礙口的話不能直說,但彼此心源還是靈犀互通的。「暮年相見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一個個老淚縱橫,手緊緊握著不放,充溢著難捨難分的依戀之情。規定的會面時間到了,少帥只好斷然發出口令:「成三列縱隊,列隊站好。向後轉,開步走!」這樣,才算緩和了悲涼的離愁別緒。

長期以來,張學良一直成為海峽兩岸的熱門話題。有一部紀錄片題為《閒雲野鶴》,用這四個字來概括他在海外這段閒居歲月,倒也貼切。一般來說,百歲光陰如夢蝶,椰風吹白了鬢髮,滄波蕩滌著塵襟,醒來明月,醉後清風,滄桑閱盡,頓悟前塵,認同「放下即解脫」的哲理,所謂「英雄回首即神仙」,「百鍊鋼」成「繞指柔」,也是人情之常。不過,細加玩味,就會發現,對於這位世紀老人來說,問題未必如此簡單。

「神仙」也者,實際上代表了一種超乎形骸物慾之上的嚮往,是生命的升華,精神的超越,或者說,是人的靈性淨除塵垢之後,超拔於俗情繫纍所獲得的一種「果證」。在中國,英雄與神仙原是靠得很近的。豪傑的過人之處,在於他的胸襟有如長天碧海,任何俗世功利放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都會縮微變小,看輕看淡;他能把石破天驚的變故以雲淡風輕的姿態處之,而並非純然割棄世情,一無掛慮。其實,老將軍的笑謔、滑稽,乃是興於幽默而終於智慧,裡面飽蘊著鬱勃難舒之氣和蒼涼、悽苦的人生況味。只要玩味一番「我們有家嗎」的設問和「人何寥落鬼何多」的憤語,即可洞察他的心跡。養花養草,信教讀經,固然為了消遣餘生,頤養天年,其間又何嘗沒有劉備灌園種菜的韜晦深心!「虎老雄心在」,熔焰包上一層厚厚硬殼,照樣在地下放縱奔流,呼呼作響。較之從前,無非是形式不同而已。

倒是清代詩人趙翼那句「英雄大抵是痴人」,深得箇中三昧。「痴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沒有滿腔痴情,沒有成敗在我、毀譽由人的拗勁兒,不要說創建張學良那樣的蓋世勳勞,恐怕任何事業也難以完成。與痴情相對應的,是狡黠,世故,聰明。其表現,清者遠禍全身,逃避現實,「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濁者見風轉舵,左右逢源,總之,都不會去乾那種「捨身飼虎」的「蠢事」。

威基基海灘上,又一個秋日的黃昏。

「無限好」的夕暉霞彩,依舊吸引著過往遊人,但遮陽傘下縱情談笑、泳裝赤足的姑娘們已經寥若晨星。晚風透出絲絲的涼意,飄送過來吉他的《藍色夏威夷》悠揚樂曲,人們沉酣在清爽、安謐的氛圍中。多日不見的百歲老人張學良,此刻正坐著輪椅在海濱金灘上踽踽獨行。一襲灰褐色的便裝,襯著淺褐色的墨鏡,深褐色的便帽,加上布滿臉上的黑褐色老人斑,閃現著一種滄桑感,蒼涼感。輪轍輾著落葉,緩緩地,閒閒地。沒有人猜得出,老人是漫不經心地遛彎兒,還是在尋尋覓覓,抑或是履行一種淒清而凝重的告別儀式。只偶爾聽見他下意識地咕噥著:「太太已經走了。」隨之,乾澀的老眼裡便溢出滴滴淚水。

「十年一覺『洋』州夢」,醒來時,竟是形影相弔,孤鶴獨棲。兩個月前,一荻大行,一部撼人心弦的愛情交響曲最後畫上了休止符。

20世紀90年代,老將軍的親人像經霜的敗葉一樣紛紛殞落,只留得他這棵參天老樹,鎮日間,孤零零地在那裡痛遣悲懷。先是原配夫人于鳳至魂飄域外,緊接著,相繼傳來妹妹懷英、懷卿,弟弟學森、學銓病逝的噩耗,不久又送走了女婿陶鵬飛,而最為傷痛、令他痛不欲生的,是百歲生日過後與「小妹」一荻的慘然長別。

一荻在《新生命》一書中寫道:「為什麼才肯舍己?只有為了愛。」正是這樣,她從16歲開始,就捨棄了一切,而把整個一生奉獻給心愛的人。她可說是為他而生,為他而活,為他而死的,她的存在似乎只是為著與他相依相伴。作為飽經病苦折磨的往生者,死亡未始不是一種愜意的解脫,可是,留給未亡人的,卻只能是撕心裂肺的傷痛,生不如死的熬煎。過去無時無刻都能感受到的海樣深情,竟以如此難以承受的方式,在異國他鄉戛然中斷,這對於風燭殘年的老人,真是再殘酷不過了。一種地老天荒的蒼涼,一種茫茫無際、深不見底的悲情,掀天巨浪般地兜頭湧來,說不定哪一刻就會把他轟然摧垮。

「英雄無奈是多情」,對於清代詩人吳偉業的這一慨嘆,老將軍引為同調。他也曾即興吟喔:「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盡英雄。我雖並非英雄漢,唯有好色似英雄。」所不同的是許多英雄漢並沒有他那份艷福,那種緣分。楚霸王算是一個幸運兒,烏江刎頸時還有虞姬捨身相伴。後人有詩讚許:「贏得美人心肯死,項王畢竟是英雄。」而張學良在這方面,該是古往今來最為圓滿的了。80多年間,大姐、小妹兩位風塵知己雙星拱月一般,由傾心崇拜,而竭誠相愛,而萬里長隨,而相濡以沫,而生死不渝。她們以似水柔情舒解了千鈞重負,慰藉著慘澹人生,以愛的甘露滋潤著他的生命之樹百歲常青。

說到這裡,我想起老將軍去世後報紙上刊載的一篇文字。字數不多,照錄如下:

一個秋天的午後,張學良來到上帝面前報到。上帝見他眉頭緊鎖著,一改平日常見的開朗笑容,便問:「怎麼回事?」

他說:「我和趙四是同命鳥,比目魚。本想跟她一塊走,你偏偏扣住我不放;也罷,那就再活上幾年,好抽空兒回東北那疙瘩會會老少爺們兒,可你又猴急猴急地忙著把我招呼來。總是『瘸子屁股——兩擰著』。」

一席話逗得上帝撲哧笑了,說:「你還不知足啊?得到的夠多了:愛情、功業、壽命,要啥有啥,稱得上『英雄兒女各千秋』啊!」

「可是,」張學良大聲吼叫起來,「我一輩子缺乏自由!」

很形象,又很概括。確確實實,愛情、功業、壽命集中他一個人身上,中外古今無人堪資媲美。當然,就失去自由這一終生憾恨來說,也是少有其匹的。這使人想起那個古老的故事《光榮的荊棘路》:一個叫做布魯德的獵人,獲得了無上的榮譽與尊嚴,可是,卻長時期遭遇難堪的厄運與生命的危險。張學良一生的際遇,正是這個域外故事的中國版。

一般講,傳世、不朽要藉助掀天事業或者道德、文章,即所謂立功、立德、立言。可張學良靠什麼呢?後兩方面,談不到;而前者,他的政治生命很短,36歲就中止了,以後足足沉寂了65年。沉埋於歲月塵沙之中,完全被世人遺忘,當是情理中事。可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不獨海峽兩岸,包括世界範圍內,張學良都是一個極具傳奇色彩和人格魅力,有著無限的可言說性的當紅角色。

《徐霞客遊記》中有一段記述華山的文字:「未入關,百里外即見太華屹出雲表;及入關,反為岡隴所蔽。」有些人物就是這樣,需要在足夠遠的距離、相當長的時段里去考究,方能窺其堂奧。張學良恐怕就屬於這類典型。至於這種超越價值判斷與意識形態的奇特現象是怎麼形成的,簡單幾句話很難說清楚。

幾十年來,人們都擔心他會過早地摧折。劇烈的顛折,精神的磨難,壓抑的環境,都像致命的強酸日夜蝕損著他的心靈,摧殘著他的健康。可是,他卻奇蹟般地活了101歲,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可圈可點的世紀大典。壽命長,閱歷就豐富,在一個多世紀的生命歷程中,他既有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崢嶸歲月,也苦挨過長達兩萬日夜的囹圄生涯,在神州大陸和孤島台灣,光是囚禁地就換了十五六處。他雖然未曾把牢底坐穿,卻目送了許許多多政治人物走進墳墓,其中也包括那個囚禁他的獨裁者及其兩代兒孫。

當然,對於政治人物來說,長壽並非都是幸事,套用一句習慣語:它既是一種機緣,也是嚴峻的挑戰。歷史上,許多人都沒能過好這一關。一千多年前,白居易就寫過這樣的詩句:「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早年的汪精衛,頭上也曾罩過「革命志士」的光環,如果他在刺殺攝政王載灃時,僥倖而死,也就沒有後來成為「大漢奸」的那段歷史,而遺臭萬年了。當時他的《被逮口占》詩句:「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不是也曾傾倒過許多革命青年嗎?

我們不妨構想——

如果26歲之前,張學良就溘然早逝,那他不過是一個「瀟灑美少年」,紙醉金迷的紈絝子弟;可是,後來他擁有足夠的時間,從而獲得了多次建功立業的機會。

如果30歲之前,他不是顧全大局,堅持東北易幟,服從中央統一指揮;而是野心膨脹,迷戀名位,被日本人收買,甘當傀儡「東北王」,或者像他父親所期待的,成為現代的「李世民」,那麼,在紅極一時的背後,正有一頂特大號的「漢奸」帽子等待著他。

如果40歲之前,他沒有發動西安事變,而是甘當蔣介石剿共、「安內」的鷹犬,肯定不會有任何功業可言,即便僥倖得手,最終也難逃「烹狗」、「藏弓」的可悲下場。

如果50歲之前,他在羈押途中遭遇戰亂風險,被特務、看守幹掉;或者在台灣「二.二八」起義中,死於營救與劫持的「拉鋸戰」,國人自然不會忘記這位彪炳千秋的楊虎城一樣的烈士,但卻少了世紀老人那份絕古空今的眩目異彩和生命張力。

如果百歲之前,他在口述歷史或者各類談話中,幡然失悔,否定過去,那麼,「金剛倒地一攤泥」,他的種種作為也就成了一場鬧劇。事實上,出於各種心態與需求,正有不少「看客」靜候在那裡,等著「看戲」,看他在新的時空中邂逅自己的過去時,會以何種方式、()何種態度、何種內涵作最後的交代。面對記者的問詢,老將軍一如既往,鎮定而平靜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還會做西安事變之事。」英雄無悔,終始如一,從而進一步成就了張學良的偉大,使他為自己的壯麗一生畫上了圓滿的句號。

伴著海兩天風,太平洋的潮汐終古奔騰喧嘯,斜暉朗照下,威基基海灘也照樣人影幢幢,只是,那位世紀老人的身影卻再也不見了,他已經走進了永恆的歷史。作為既渡的行人,前塵回首,他早已習慣於不矜不躁,但也不會有任何愧赧,他的靈魂必定是坦蕩而安然的。他曾以做箇中國人感到無上榮光,並為之獻出一切;他的祖國,也為擁有這個偉大的兒子而無比自豪。他的生命,如同西塞羅所說,將長存於生者的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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