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的春季，我失業家居。在外面讀書看報慣了，忽然想訂一份報紙看看。這在當時確實近於一種幻想，因為我的村莊，非常小又非常偏僻，文化教育也很落後。例如村里雖然有一所國小校，歷來就沒有想到訂一份報紙。村公所就更談不上了。而且，我想要訂的還不是一種小報，是想要訂一份大報，當時有名的《大公報》。這種報紙，我們的縣城，是否有人訂閱，我不敢斷言，但我敢說，我們這個區，即子文鎮上是沒人訂閱過的。
我在北京住過，在保定學習過，都是看的《大公報》。現在我失業了，住在一個小村莊，我還想看這份報紙。我認為這是一份嚴肅的報紙，是一些有學問的，有事業心的，有責任感的人，編輯的報紙。至於當時也是北方出版的報紙，例如《益世報》、《庸報》，都是不學無術的失意政客們辦的，我是不屑一顧的。
我認為《大公報》上的文章好。它的社論是有名的，我在中學時，老師經常選來給我們當課文講。通訊也好，有長江等人寫的地方通訊，還有趙望雲的風俗畫。最吸引我的還是它的副刊，它有一個文藝副刊，是沈從文編輯的，經常登載青年作家的小說和散文。還有小公園，還有藝術副刊。
說實在的，我是想在失業之時，給《大公報》投投稿，而投了稿子去，又看不到報紙，這是使人苦惱的。因此，我異想天開地想訂一份《大公報》。
我首先，把這個意圖和我結婚不久的妻子說了說。以下是我們的對話實錄：
「我想訂份報紙。」
「訂那個幹什麼？」
「我在家裡閒著很悶，想看看報。」
「你去訂吧。」
「我沒有錢。」
「要多少錢？」
「訂一月，要三塊錢。」
「啊！」
「你能不能借給我三塊錢？」
「你花錢應該向咱爹去要，我哪裡來的錢？」
談話就這樣中斷了。這很難說是愉快，還是不愉快，但是我不能再往下說了。因為我的自尊心，確實受了一點損傷。
是啊，我失業在家裡呆著，這證明書就是已經白念了。白念了，就安心在家裡種地過日子吧，還要訂報。特別是最後這一句：「我哪裡來的錢？」這對於作為男子漢大丈夫的我，確實是千鈞之重的責難之詞！
其實，我知道她還是有些錢的，作個最保守的估計，她可能有十五元錢。當然她這十五元錢，也是來之不易的。是在我們結婚的大喜之日，她的「拜錢」。每個長輩，賞給她一元錢，或者幾毛錢，她都要拜三拜，叩三叩。你計算一下，十五元錢，她一共要起來跪下，跪下起來多少次啊。
她把這些錢，包在一個紅布小包里，放在立櫃頂上的陪嫁大箱裡，箱子落了鎖。每年春節閒暇的時候，她就取出來，在手裡數一數，然後再包好放進去。
在妻子面前碰了釘子，我只好硬著頭皮去向父親要，父親沉吟了一下說：
「訂一份《小實報》不行嗎？」
我對書籍、報章，欣賞的起點很高，向來是取法乎上的。
《小實報》是北平出版的一種低級市民小報，屬於我不屑一顧之類。我沒有說話，就退出來了。
父親還是愛子心切，晚上看見我，就說：
「願意訂就訂一個月看看吧，集晌多糶一斗麥子也就是了。長了可訂不起。」
在鎮上集日那天，父親給了我三塊錢，我轉手交給郵政代辦所，匯到天津去。同時還寄去兩篇稿子。我原以為報紙也像取信一樣，要走三里路來自取的，過了不久，居然有一個專人，騎著腳踏車來給我送報了，這三塊錢花得真是氣派。
他每隔三天，就騎著車子，從縣城來到這個小村，然後又通過彎彎曲曲的，兩旁都是黃土圍牆的小胡同，送到我家那個堆滿柴草農具的小院，把報紙交到我的手裡。上下打量我兩眼，就轉身騎上車走了。
我坐在柴草上，讀著報紙。先讀社論，然後是通訊、地方版、國際版、副刊，甚至廣告、行情，都一字不漏地讀過以後，才珍重地把報紙疊好，放到屋裡去。
我的妻子，好像是因為沒有借給我錢，有些過意不去，對於報紙一事，從來也不聞不問。只有一次，帶著略有嘲弄的神情，問道：
「有了嗎？」
「有了什麼？」
「你寫的那個。」
「還沒有。」我說。其實我知道，她從心裡是斷定不會有的。
直到一個月的報紙看完，我的稿子也沒有登出來，證實了她的想法。
這一年夏天()雨水大，我們住的屋子，結婚時裱糊過的頂棚、壁紙，都脫落了。別人家，都是到集上去買舊報紙，重新糊一下。那時日本侵略中國，無微不至，他們的舊報，如《朝日新聞》、《讀賣新聞》，都傾銷到這偏僻的鄉村來了。妻子和我商議，我們是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就用我那些報紙，她說：
「你已經看過好多遍了，老看還有什麼意思？這樣我們就可以省下塊數來錢，你訂報的錢，也算沒有白花。」
我聽她講的很有道理，我們就開始裱糊房屋了，因為這是我們的幸福的窩巢呀。妻刷漿糊我糊牆。我把報紙按日期排列起來，把有社論和副刊的一面，糊在外面，把廣告部分糊在頂棚上。
這樣，在天氣晴朗，或是下雨颳風不能出門的日子裡，我就可以脫去鞋子，上到炕上，或仰或臥，或立或坐，重新閱讀我所喜愛的文章了。
1982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