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生首頁深度熱文

這塊螢幕可能會改變命運

  過去一段時間程盟超,我們的記者試著去了解這樣一件事情:248所貧困地區的中學,通過直播,與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課。

  此舉引入一些學校時,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於是消極應對,上課很久才晃進來,甚至整周請假,讓學生自己看螢幕。

  這是一塊怎樣的螢幕?

  這近乎是兩條教育的平行線。

  一條線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國外名校錄取,70多人考進了清華北大,一本率超九成,號稱“中國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條線是:中國貧困地區的248所高中,師生是周邊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學校考上一本的僅個位數。

  直播改變了這兩條線。200多所學校,全天候跟隨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課、作業、考試。有的學校出了省狀元,有的本科升學率漲了幾倍、十幾倍——即使網課在城市早已流行,還是令我驚訝。

  過去兩年,我採訪過廣西山區的“零一本”縣;我也採訪過北大的農村學生;我自己在山東一所縣中度過三年,和同學們每天6點起床,23點休息,學到失眠、頭疼、腹瀉,“TOP5、TOP10”仍是遙不可及的夢。

  我理所當然地懷疑,學校、家庭不同,在十幾年間堆積起學生能力、見識、習慣的巨大差異,一根網線就能連線這一切?

  開設直播班的東方聞道網校負責人王紅接說,16年來,7.2萬名學生——他們稱之為“遠端”,跟隨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數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種感覺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丟下繩子,井裡的人看到了天空,才會拚命向上爬。

  1

  為了驗證他的說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兩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國家級貧困縣的雲南祿勸第一中學。

  在車水馬龍的成都武侯區,成都七中林蔭校區安靜佇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學,學生們在音樂課上選修鋼琴、尤克里里;教學樓通透的玻璃幕牆裡張貼的海報,是清華的競賽、香港中文大學的入學資訊和一本獨立音樂雜誌的徵稿啟事。

  炫目的聯考成績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邊用幾行小字展示著。午休時,學生會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鳥鳴聲中看書,聊會兒天。

  相比之下,仍在擴建的祿勸一中更有生機,或者說——鬧哄哄的。學生們在課間跑著去室外的廁所;午晚飯時跑著去買麵包,要么捧著冒熱氣的泡麵;老師跑著在教學樓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邊國中剛被兼併的老教學樓。它的門太矮,會撞到頭。

  祿勸一中把去年直播班裡考上清北的兩個學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黃色字型印在了校門口的巨大紅色招牌上。

  課堂里是另一副架勢。成都七中的學生上課下課,總熱衷討論問題。他們被允許攜帶手機和平板電腦,用來接收教輔資料。當老師展示重要知識點,學生齊刷刷地用它們拍照。

  但在祿勸一中,有的學生會突然站起來,走到教室後面聽課。不用問,我也知道他們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著,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著睡覺。高一有很多盯著螢幕卻不知所措的眼神。螢幕那端,熱情洋溢的七中老師提出了問題,七中的學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這一端,只有鴉雀無聲的寂靜。

  祿勸一中的校長劉正德很坦誠:祿勸的中考控制線是385分,比昆明市區最差的學校還低大約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告訴我:在這個90%是山區、距離昆明只有幾十公里的小城,十幾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風。

  “惡性循環的開始。”我想。去年在廣西,一個縣考不上一個本科生,老師跟我哭訴“花錢都買不到生源”。

  “我沒想到我這么差。”和祿勸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藝涵聊了兩個小時,她把這話重複了6遍。她是鎮裡中考的第一名,還曾是數學課代表。但這次期中考試,考成都七中的試卷,除了語文,其他科都沒及格。

  她說現在的英語課,除了課前3分鐘的英文歌,其他完全聽不懂。她以為某篇課文還沒講,其實老師早講完了。她花半小時做七中出的閱讀題,查很多單詞,密密麻麻地填在題目的縫隙里。然後對答案——全錯了。

  據說高一上學期,不單祿勸,大部分直播班的學生完全跟不上七中進度。七中連續三節英語課讓山區的學生一頭霧水——一節講英文報紙,一節是外教授課,一節聽TED演講,都是全英文。

  “覺得自己真沒用啊。”王藝涵的同班同學劉承燕說。

  2

  我是周末隨班主任家訪時見到劉承燕的。從縣城到她家,要走上一個多小時的蜿蜒山路。這還是距離縣城較近的鎮子——有些鎮,要開4小時的車。

  她家是那種農村常見但城裡人不太容易想像的樣子:陽光和風從木頭房頂里漏進來;家裡到處是化肥袋子,有些積了厚厚的灰;屋旁邊是豬圈,招來不少蒼蠅。

  家裡除了她,只有爺爺奶奶。坐在這間屋子裡,我不確定詢問劉家父母的職業是否禮貌。

  班主任先開了腔,“開班3個月,父母一次都沒接觸到。”

  劉承燕告訴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機從工廠運到市場,平時一兩個月來次電話。

  她奶奶在旁邊笑,“能考個大學就太好了。”

  好幾位祿勸的老師跟我抱怨:大多學生父母在外務工,只會說“好好學”。有的孩子出了問題,班主任反覆致電,家長就是不來;還有家長在電話里直說,孩子就不是學習的料。

  據說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學生,兩歲留守,跟爺爺奶奶生活。直到大學快開學,班主任才第一次見到前來致謝的學生父母——開始還想埋怨父母不夠關心孩子,後來一看,當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殘疾,伸不直;兩口子在福建給人殺魚,一個月賺5000元。

  落差確實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來自優渥的中產家庭,家長要花很多時間為學生規劃學習和課餘生活,甚至幫他們爭取和“諾獎”獲得者對話的機會。

  一位學生休息時會去練拳擊、游泳,保持好的形體。班裡女生會自製插花、香皂送給老師,還在老師嗓子不適時機敏地遞上潤喉糖,“素質和情商都很高。”

  “優秀的孩子離不開優秀的家長。”她強調,自己的工作壓力在於,“其他學校,師生‘盡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師授課如果讓學生覺得不滿,可能一兩個月就被家長投訴,然後遭到撤換。除了成績,他們還要培養學生的邏輯和興趣。

  我在成都七中隨機聽了幾堂課,幾乎都是公開課水準。語文老師講“規則”主題的議論文,先播放重慶墜江公交的視頻,然後讓學生自行討論、發言。談及秋天的詩歌,旁徵博引,列舉了五六種秋天的意象。歷史老師蒐集大量課本上沒有的史料分享給學生;政治課緊追熱點,剛建好的港珠澳大橋已成了課堂練習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廣西理科狀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說,很多學科都會一次性傳來十幾張試卷。試卷純手工擬定,每個題考察很多要點,沒有任何題型重複。聯考應試時大有裨益。

  這在縣中可能嗎?我曾在北大遇到過一個農村娃,他說老師有時醉醺醺的,總愛讓他們自習。在那個“零一本”縣,很多學生都聽得出,老師講錯了。有老師晚自習布置測試卷,直到聯考,卷子沒有講評,連標準答案都不曾發。

  王紅接剛把直播課引入一些學校時,遇到過老師撕書抗議。有些老師自感被瞧不起,於是消極應對,上課很久才晃進來,甚至整周請假,讓學生自己看直播。

  遠端的孩子透過螢幕,感受著這些差距。祿勸的很多學生至今沒出過縣城,聽著七中學生的課堂發言“遊覽”了英國、美國,圍觀他們用自己聞所未聞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區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說:“沒辦法,貧窮限制了想像力。”

  3

  一塊螢幕帶來了想像不到的震盪。祿勸一中的老師說,高一班裡總充滿哭聲——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淚,有人跑到辦公室抽泣。不少學生一提考試就發抖。雖然早就預告了七中試題的高難度,但突然把同齡人間的差距撕開看,還是很殘忍。

  祿勸的王藝涵聽說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績不理想。一問,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們班,30分。“數學完全跟不上啊,絕望啦。”

  老師幫著重建心態,除了“灌雞湯”,還安慰學生:只要熬過高一,就會突飛猛進。最近校園裡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辦公室里哭。

  那學生的班主任告訴我,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祿勸一中沒幾個學生敢考慮北大。2006年,劉正德剛到祿勸一中當校長,學校當年計畫招6個班,結果只湊齊4個。學校一年有20多個學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長把孩子送來,要求很簡單——平安活著。

  我問王藝涵“理想”,她覺得沒什麼用——國中時立志考昆明,結果慘敗。兒時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區,不聯繫了,她很失落。如今班裡要寫理想大學貼牆上,她就跟風填了浙大,雖然完全不覺得自己能考上。

  劉承燕倒是明確地痴迷數學,說自己理想職業是數學老師。這是鎮國中的老師告訴的出路,除此之外,她無法想像擅長數學還能做什麼。

  在成都七中,情況很不一樣。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啟田也痴迷數學。他提前修習了高數,為這門藝術的流暢折服,想進一步深造。

  這裡面有深思熟慮:他的父親是工程師,何啟田幼時總去他的辦公室做作業,覺得環境枯燥無聊;母親則是醫生,曾險些遭遇傷醫事件。他覺得這些工作“沒意思”。

  成都和祿勸的老師都說,只知道“好好學習”不夠。沒有明確志向,為了學習而學習,很容易動力不足。但對於沒成年的孩子,“立志”這碼事,全依仗環境。

  我知道,農村的孩子不是沒“志向”,只是更現實,和城裡人掛在嘴邊高大上的玩意兒不同。

  比如祿勸一中那名優秀的高三女孩,她父親不在了,母親在鎮衛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祿勸一中的年級第四,能上一本。但因為沒錢,他放棄入學,現在打工供她讀書。這是她苦學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個雲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錄取通知,走紅一時。我奔波了幾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親3年前得了腎結石,以為是絕症,打算見兒子最後一面就放棄治療,卻意外在如廁時忍著劇痛把結石排了出來。知道那件事後,他“有了學習的動力”。

  有人指責農村孩子沒有志向,他們恐怕沒見識過那種普遍的、近乎荒誕的閉塞。我曾遇到過農村女孩被大學錄取,卻不知道這所學校一年的學費要上萬元——於是就失學了。

  還有一個理科生,農村孩子,為了成為所在高中的首個北大學生,被高中老師鼓勵,稀里糊塗填報了一冷門小語種。他大學成績很不理想,畢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還有這個國家”。

  我把這些事分享給祿勸的學生,他們聽後都很沉默。

  王紅接希望學生們看到外面的世界,給他們目標,看到更多可能,更讓他們焦慮,擊碎他們的惰性。

  然後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4

  王紅接十幾年間去過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師生們總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績。

  “其實效率很低。學生偷著玩,老師也不批改習題,不了解學生。”他發現,很多地方的教學是黑箱——都說要改進,但不知從何抓起。

  據他介紹,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將遠程教育作為促進公平的重要舉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氣。

  直播帶來壓力,也是動力。七中考完試,老師們徹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試卷,第二天就講評。很多地方老師提出這要一周完成,簡直不可思議,但現在必須跟上,整個學校緊湊了起來。

  嶄新的教學方法衝擊著這些老師。

  “學生們有對比了。”一位祿勸一中的老師說,“我們也得變,不然學生議論。”

  一些遠端的老師聲稱,雖然不用“親自講課”,但為保證跟上進度,1個直播班的工作量,約等於3個普通班。

  這些老師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師事前傳送的課件,編製成學案,布置成頭一晚作業讓學生預習;課上盯著學生的表情,記錄下疑惑的瞬間,琢磨著課後補足;螢幕那端偶有間隙,可以見縫插針給學生解釋幾句。

  為跟上進度,祿勸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點的自習安排了課程,幫學生查漏補缺。有老師連上20個晚自習。

  “每天凌晨1點到家,6點去學校,在家只能睡個覺。”另一位老師說,自己6歲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見到爹。

  “真的累。覺得自己這么窮,每天忙啥呢?”有老師嘟囔著,下一秒話頭一轉,“唯獨上課不覺累。看到學生,講話聲就大起來”。

  一位年輕的數學老師戲稱,自己有好幾個“人格”。為讓學生沒有違和感,當七中的直播老師嚴肅,他助教就嚴肅;下一屆老師幽默,他就開朗些。

  還有一位班主任稱,他為了幫學生減壓,每周一、三、五的深夜會帶學生去操場跑步,和不愛說話的學生一起站在講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課時,七中老師提問,他要求本班學生也站起來回答——開始沒人願意,他就找了個紙箱,塞上帶編碼的桌球,抽籤。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縣教育局局長王開富說,一大撥兒年輕老師被直播培養了出來。

  祿勸一位老師說,教出好學生,錄取率高了,被人稱為“名師”,“是一種教師特有的虛榮心。”

  “什麼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謝頂、穿著舊衣裳的中年男教師,坐在小椅子上說這話,我卻絲毫不覺得可笑。

  5

  祿勸一中主教學樓的大廳里有排玻璃櫥窗,今年張貼的是:全縣中考前257名學生報考昆明學校就讀,生源嚴重流失情況下,我校1230名學生,二本上線634人,一本上線147人。

  他們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進高出,我們從不放棄。”

  這裡面有暗自較勁——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網校會定期招募遠端學生去七中借讀一周。祿勸一中的幾位學生去“留學”時,被同學們安排了任務——觀察“天才”們的生活。

  此前他們聽說,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時不熬夜,下課能逛街。

  兩天后,小視頻傳回,是七中學生中午留在班裡自習。回來後,祿勸一中的學生感慨:“天才”們不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們有規劃,會自己琢磨報哪些輔導班。

  如何追趕“天才”?只能比他們更刻苦了。

  在祿勸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會在3年裡,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一位班主任站在“為理想和尊嚴而戰”的鮮紅標語下嘆著氣告訴我,他的一項工作是凌晨來教室,把那些還在學習的學生抓回寢室。

  不過回寢室也不意味著休息。王藝涵每天0點30分熄燈,但很難睡好,心很不安,因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開著小檯燈,趴在摺疊桌板上繼續學。她總覺得被落下了。

  這所學校不乏苦學的故事:有年級第一得了闌尾炎,動完手術第三天就要來考試;還有同學為省時間,不吃飯,最後快得厭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師批評學生晚睡,有學生回答,“我得守住陣地。爸爸因為你在家長會上表揚了我,病減輕了不少。我要讓他徹底好起來。”

  你可以說這樣苦讀很不科學。但在這兒,一個窮地方,改變就這樣發生。祿勸一中高三的前兩名學生告訴我,只看卷面成績,他們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們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長競賽,他們一步步追了上來:高一勉強及格,高二漸漸從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現在,滿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紅接觀察了16年,最後得出結論:不要覺得偏遠地區的孩子基礎差,“他們潛力無限”。

  通常情況是,學生用一兩個月適應成都七中的節奏,高二開始進步,高三複習時,把前兩年學的知識鞏固住,成績會突飛猛進。

  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經認為,9年義務教育外加環境的巨大差距,很難在3年內彌補。但祿勸的老師篤定地說,他們高一的單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時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習慣的改變。高三兩位學生說,經過3年,他們早已知道預習複習。有時自己取捨作業,提高效率;也在課間有針對性地做偏科的習題。

  他們螢幕里的七中老師總說,“預習是掌握主動權,是為了和老師平等地交流。”

  成都37中的一位遠端老師發覺,學生跟隨七中上課後,愈發愛提問題,午飯時教師辦公室總擠滿了人。有的老師買了飯,卻進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著吃。

  “高一還偷玩手機,翻牆逃課。到了高三,主動提問,自己找題做。”劉正德說,直播班的師生們在校園裡忙碌,其他班也被影響。如今普通班也都靜心學習。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這個問題拋給祿勸縣教育局局長。他想了想,覺得它激發了本有的潛能,“是催化劑”。

  6

  兩邊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師一開始也沒底。

  祿勸的老師說,聽直播課時,成都那邊的老師有時會突然關掉麥克風,嘴裡卻飛快念叨。他開始以為是在藏掖知識點,後來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話罵人,罵學生調皮、不紮實、不做作業。

  他一下釋然了,“原來七中也罵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幾位學生聊了聊,發現他們不乏同齡學生的普遍煩惱。一位男生說,入學頭一個月,答題時想到上萬人在看直播,他緊張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樣,他喜歡遊戲,但上了高中再沒痛快玩過。晚上9點半放學,回家做點擴展題,有時也要深夜1點睡下。他們周末要上各類補習班,最喜歡美術、體育這類“休息腦子”的課。

  有七中學生在班級交流區里寫道,“我希望有三隻手,一手抓聯考,一手忙競賽,一手握生活。”

  但遠端學生對七中的“天才”們,更多還是遙遠的崇拜感。七中學生經常會收到遠端學生添加QQ好友的申請,微博上甚至有他們的“表白牆”。裡面都是溢美之詞,他們覺得自己並沒那么優秀,因此頗為不安。

  在祿勸這邊,幾乎每位學生都能叫出幾位“崇拜”的七中學生的名字。

  祿勸一位班主任好幾次看到學生給七中的孩子寫信,但從未阻止。他覺得自己的學生享受不到優渥的條件,但和他們接觸,至少能多分動力。

  七中任課老師有時特意將遠端優秀的作業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給上萬名學生看。一位老師記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雲南山區一位女生的作業。後來聽說,那個班所有學生當場激動到哭,接下來一個月全在拚命學。

  有七中老師感慨,“遠端學生的質樸、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憶,他去遠端學校做分享,學生們從校門口夾道歡迎,一個個含著淚,擠過來擁抱。

  七中老師間流傳著幾個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溝旅遊,找了個兼職的年輕導遊。對方見面一愣,高興得滿臉通紅,驚呼“老師”,無論如何不肯收錢,合張影就行。後來問清了,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學生。

  去成都交流後,祿勸幾位“留學生”也感慨良多,回來後在班會上講了4個多小時。

  最主要的內容是,七中的學生更有目的性,知道為何而學。人家早就有了感興趣的專業,甚至對人生有了規劃,“早就開始學托福,聯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祿勸的老師得到啟發,高一就給學生髮志願填報手冊,教他們向前看。

  我不確定這些東西會在3年裡帶來哪些改變。高一的王藝涵還很喪氣,她覺得七中的學生太優秀了,自己永遠看不到,“就算我變優秀,人家不知道跑哪邊了。”

  但在高三的兩位學生那裡,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堅定地說,要比七中的同學更強。

  另一位男生說,自己沒想和成都的“天才”們比。自己明白和他們的差距,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確實比以前更努力,也進步了。努力是為了活得開心。

  7

  曾經有北大的農村學生告訴我,她幼年時聽朋友討論麥當勞、肯德基,被人問牙不整齊,為什麼不矯正,全都只能低頭沉默;到了北大,同學們說自己在洛杉磯、舊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還是插不上話。

  祿勸今年考上清華的那位學生說,他要繼續熬夜才能跟上進度。有大城市的同學告訴他,“考清華還蠻簡單啊”。

  但我也看到了樂觀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區女生在回憶里寫道:她在大學出演了話劇,是因為直播班組織過情景劇表演;在新學校成績不錯,也多虧在高中養成了預習的習慣。

  王紅接聲稱,一些直播班學生,歷經3年全英文教學,口語出眾,在大學獲益良多。

  我想,至少這群孩子經歷了3年的心理建設,到大學會適應很多。

  更長遠的影響可能還在山溝里。王開富和劉正德12年前合計著推行直播班,經費不夠,硬著頭皮上。彼時王開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為缺乏父母關注,成了遊蕩的痞子。當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說祿勸教育不行。

  他很生氣,“搞一輩子教育,只求最後別被人罵。”

  12年後,這屆高一,12名已經被昆明市區學校錄取的學生,開學後主動申請轉回祿勸。十幾年來,小城第一次迎來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學校總沒起色,學生一入學就能看到3年後的結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會自暴自棄。”

  這是王紅接的結論。幾年前,四川一位貧困縣的幹部曾拜訪他。那位身高超過1米8的壯漢幾乎哭著說,縣裡教育改善後,生源回來了,跟著學生出去的家長也回來了,整個縣城又有了人氣,“房價都漲了。”

  王開富給我展示了一組世界銀行的數據:高中畢業人群的貧困發生率只有2.5%。

  據他說,祿勸縣的年財政收入為6.1億元,但縣裡、市里都注資教育,使得全縣教育支出反超財政總收入3.5億元。用了多年時間,實現了高中階段教育全部免費,毛入學率90%以上。

  “在我們這樣的貧困縣,投資教育,是防止貧困代際傳遞最好的辦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後甜,付出才有回報的等價交換。就像王開富給我講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時他還年輕,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窮苦的。直到他考出來,當了老師,又親手教妹妹考學,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還依仗於某些額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師,結束分享,離開遠端學校時,一轉頭,發現全校學生,烏壓壓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揮手告別。

  直播或錄像,他們都聽過他的課。

  他愣住了,然後開始哭。他從未想像過自己能有那么多學生,“好幾百人,可能要上千……”

  負責網校的王紅接和我說起這事兒。“你知道嗎?這個學校,其實只交了一個開通直播班的錢。”他笑著說,他早就知道學校其他班都在“偷錄”直播,各自播放。“但沒關係。所有人都很開心。”

  來源:中國青年報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