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情拿起王小波的著作，原來接觸過他的個把篇討論文字，印象不錯，但是現在熱到這般地步，已經有「炒死人」之譏在報端出現。我不敢跟著起鬨。
王小波當然很聰明（以至有人說，他沒法不死，大概是人至清則無魚而且無壽的意思），當然很有文學才華，當然也還有所積蓄，博聞強記。他也很幽默，很鬼。他的文風自成一路。但是這都不是我讀他的作品的首要印象，首要印象是，這個人太明白了。
十多年前，北京市經濟工作的領導人提出，企業需要一些「明白人」。什麼是明白人呢? 不知道最初提出這問題來時的所指，依我主觀想法，提這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當時糊塗人實在不少。而明白的意思就是不但讀書，而且明理，或曰明白事理，能用書本上的知識廓清實際生活中的太多的糊塗，明白真實的而不是臆想的人生世界，如同毛澤東講王明時講的，需要明白打仗是會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要一步一步走的。明白人拒絕自欺欺人和鑽牛角尖，明白人拒絕指鹿為馬望梅止渴畫餅充飢，明白人拒絕用情緒哪怕是非常強烈和自稱偉大的情緒代替事實、邏輯與常識，明白人絕對不會認為社會主義的草比資本主義的苗好，因為愈明白愈知道吃飯的必要性，明白人也不會相信背一句語錄就能打贏桌球，哪怕世界冠軍聲稱他的金牌是靠背語錄贏來的。蓋人們在發明和運用概念。發明和運用知識的時候也為自己設立了許多孽障，動不動用一個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教條嚇唬自己也嚇唬旁人或迎合旁人，非把一個明白人訓練成糊塗人才罷休。
文學界有沒有糊塗人呢？我們看看王小波（以下簡稱王）明白在哪裡就自明了。
要說王是夠諷刺的。例如他把比利時的公共廁所說成是一個文化園地。他先說「假如我說我在那裡看到了人文精神的討論，你肯定不相信」（唉！）「但國外也有高層次的問題」，說那裡的四壁上寫著種族問題、環境問題、讓世界充滿愛、如今我有一個夢想、禁止核武器。王問道：「坐在馬桶上去反對到底有沒有效力」？他還說布魯塞爾的那個廁所是個「世界性的正義論壇」，「很多留言要求打倒一批獨裁者」。「這些留言都用了祈使句式，主要是促成做一些事的動機，但這些事到底是什麼，由誰來做，通通沒有說明。這就如我們的文化園地，總有人在呼籲著……要是你有這些勇氣和精力，不如動手去做。」
認真讀讀這一段，人們就笑不出來了，除非是笑自己。
當然王也有片面性。呼籲，總也要人做的。但是我們是不是太耽於籠統的呼籲了？以致把呼籲變成一種文化姿態，變成一種做秀，變成一種清談了呢？
這是王小波的一個特點，他不會被你的泰山壓頂的氣概所壓倒。你說得再好，他要從操作的層面考慮考慮。他提出，不論解決什麼高層次問題，首先，你要離開你的馬桶蓋——而我們曾經怎樣地耽於坐在馬桶蓋上的清議。
王說：「假如你遇到一種可疑的說法，這種說法對自己又過於有利，這種說法準不對，因為它是編出來自己騙自己的!"完全對。用王蒙（以下簡稱蒙，以區別哪些是客觀介紹，哪些是蒙在發揮。）的習慣說法就是「凡把複雜的問題說得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者，凡把困難的任務說的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者，皆不可信。」
從王身上，我深深感到我們的一些同行包括本人的一大缺陷可能是缺少自然科學方面的應有訓練，動不動就那麼情緒化模糊化姿態化直至表演化。一個自然科學家要是這種脾氣，準保一事無成——說不定他不得不改行寫呼籲性散文雜文和文學短評。
明白人總是寧可相信常識相信理性，而不願意相信大而無當的牛皮。王稱這種牛皮癖為「極端體驗」——恰如唐朝崇拜李白至極的李赤之喜歡往糞坑裡跳。
救出來還要跳，最後喪了命。王說：「我這個庸人又有種見解，太平年月比亂世要好。這兩種時代的區別比新鮮空氣與臭屎之間的區別還要大。」他居然這樣俗話俗說，蒙為他捏一把汗。他的一篇文章題名為「救世情結與白日夢」。對於「瞎浪漫」"意淫全世界」說了很不客氣的話。這裡插一句：王的親人和至友稱他為「浪漫騎士」，其實他是很反對「瞎浪漫」的，他的觀點其實是非浪漫的。當某一種「瞎浪漫」的語言氛圍成了氣候成了「現實」以後，一個敢於直面人生直面現實講常識講邏輯的人反而顯得特立獨行，乃至相當「浪漫」相當「不現實」
了。是的，當林彪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時候，如果你說不是，那就不僅是浪漫而且是提著腦袋冒險了。當一九五八年畝產人十萬斤紅薯的任務勢如破竹地壓下來的時候，一個生產隊長提出他這個隊的指標是畝產三千斤，他也就成了浪漫騎士乃至金剛烈士了。
王提到蕭伯納劇本中的一個年輕角色，說這個活寶什麼專長都沒有，但是自稱能夠「明辨是非」。王說：「我年輕時所見的人，只掌握了一些粗淺（且不說是荒謬）的原則。就以為無所不知。對世界妄加判斷……」王說他下了決心，無論如何不要做一個什麼學問都沒有但是專門「明辨是非」的人。說得何等好！不下功夫去做認知判斷，卻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去做價值判斷，小說還沒有逐字逐句讀完，就抓住片言隻語把這個小說家貶得一文不值，就意氣用事地臭罵，或者就神呀聖呀地捧，這種文風學風是何等荒唐，又何等流行呀！
（這種情況的發生，與特定歷史條件下「明辨是非」的賭博性有關，明辨完了，就要站隊，隊站對了終生受用無窮，隊站錯了不知道倒多大霉乃至倒一輩子霉。這種明辨是非的刺激性與吸引力還與中國的文化的泛道德化傳統有關，德育第一，選拔人才也是以德為主。王指出，國人在對待文學藝術及其他人文領域的問題時用的是雙重標準，對外國人用的是科學與藝術的標準，而對國人，用的是單一的道德標準。單一道德標準使許多人無法說話，因為誰也不願意出言不同不妥就背上不道德的惡名。蒙認為我們從來重視的是價值判斷而不是知識積累，價值判斷出大效益，而知識積累只能杯水車薪地起作用。）何況這種明辨是非（常常是專門教給別人特別是有專長的人明辨是非）的行家裡手明辨的並不僅僅是是非。如果僅僅說是己是而入非那就該謝天謝地，太寬大了，問題是專門明辨是非的人特別擅長論證「非」就是不道德的，誰非誰就十惡不赦，就該死。王在《論戰與道德》一文中指出，我們的許多爭論爭的不是誰對誰錯，而是誰好誰壞，包括誰是「資產階級」。蒙按，這意味著，我們不但擅長明辨是非而且擅長誅心。我們常常明辨一個人主張某種觀點就是為了升官；或者反過來主張另一種觀點就是為了準備賣國當漢好；反正主張什麼觀點都是為了爭權奪利。這樣觀點之爭知識之爭動輒變成狗屎之爭。王也說，你只要關心文化方面的事情，就會介人了論戰的某一方，那麼，自身也就不得清白了。他說他明知這樣不對，但也顧不得許多。蒙說真是呀，談到某種文化討論時立即就有友人告我：「不要去淌混水」，我沒有聽這話至今後悔莫及。
王說：「現在，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認為，討論問題的正當方式是把對方說成反動派。毒蛇，並且設法去捉他們的好：然而假如是有關誰好誰壞的爭論……就會得到這種結果」；王認為現在雖然沒有搞起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人們還是在那裡爭誰好誰壞，在這方面，人們並沒有進步。這可說的夠尖銳的。王認為當是非之爭進一步變為好壞之爭後，「每一句辯駁都會加深惡意，……"假如你有權力，就給對方組織處理，就讓對方頭破血流；什麼都沒有的也會恫嚇檢舉。」真是一語中的！
王以他親眼所見的事實證明，人如果一味強調自己的道德優勢，就會不滿足於僅僅在言辭上壓倒對手，而會難以壓住採取行動的欲望，例如在反右時和文革時，都有知識分子去捉右派或對立面的好；知識分子到了這種時候都會變得十分「凶蠻」……他的這一親身經驗，也許勝過一打學院式的空對空論證。看看隨時可見的與人為惡與出口傷人吧，對於同行的那種凶蠻的敵意，難道能表現出自己的本事了更不要說偉大了。有幾個讀者因為一個學人罵倒了旁人就膜拜在這個文風兇惡的老弟腳下呢？什麼時候我們能有善意的、公正客觀的、心平氣和的、相互取長補短的文明的討論呢？
王批評了作者把自己的動機「神聖化」、再把自己的作品神聖化、再把自己也神聖化的現象。王說，這樣一來，「他就像天兄下凡的楊秀清」。王還以同樣的思路論證了「哲人王」的可怕。王明白地指出，別的行業，競爭的是聰明才智、辛勤勞動（哪怕是競爭關係多，路子野，花招花式，蒙注），「唯獨在文化界賭的是人品：愛國心、羞恥心。照我看來，這有點像賭命，甚至比賭命還嚴重！」
「假設文化領域裡一切論爭都是道德之爭神聖之爭，那麼爭論的結果就應該出人命。」他說得何等慘痛！何等明晰！何等透徹！他也一語道破了那種動不動把某種概念學理、與主張該種概念學理的人神聖化的糊塗人的危險。
在文學上立論不易，任何一種論點都可以說是相對意義上的，略略一絕對化，它就成了謬論。王對於神聖化的批評也是如此。蒙牢記一些朋友的論點，不能由於警惕糊塗人的行動而限制思想的豐富，糊塗人也不會絕對糊塗，而是某一點或幾點聰明，總體糊塗。如果反對一切神聖化，也就等於把反神聖化神聖化。但王確是抓到了一定條件下的現實問題的穴位。抓到了我們的文藝論爭動不動爛泥化狗屎化的要害。那麼我們以此來檢驗一下王自己的評論如何了王顯然不是老好人，不是沒有鋒芒，不是過於聰明的中國作家。但是他的最刻薄的說法也不是針對哪一個具體人或具體圈子，他的評論里絕無人身攻擊。更重要的是，他爭的是個明白，爭的是一個不要犯傻不要愚昧不要自欺欺人的問題；爭的不是一個愛國一個賣國，一個高潔一個齷齪，一個聖者一個喪家走狗，一個上流一個下流或不上不下的流，也不是爭我是英雄你是痞子（有一篇文章居然題名《我是英雄我怕誰》，如果是「我是痞子我怕誰」，那口氣倒是像，哪怕是做秀的痞子。如果是英雄，這「凶蠻」的口氣像麼？)王進行的是智愚之辨，明暗之辨，通會通達通順與矯情糊塗迷信專鑽死胡同的專橫之辨。王特別喜愛引用羅素的話，大意是人本來是生來平等的，但人的智力是有高有低的，這就是最大的不平等，這就是問題之所在。王幽默說，聰明人比笨人不但智力優越，而且能享受到更多的精神的幸福，所以笨人對於聰明人是非常嫉妒的。笨人總是要想法使聰明人與他一樣地笨。一種辦法是用棍子打聰明人的頭，但這會把聰明者的腦子打出來，這並非初衷。因此更常用的辦法是當聰明人和笨人爭起來的時候大家都說笨人有理而聰明人無理——最後使聰明人也笨得與笨人技平，也就天下太平了。
蒙對此還有一點發揮，不但說聰明人錯了，而且要說聰明人不道德。在我們這裡，某些人認為過於聰明就是狡滑、善變、不忠不孝、不可靠、可能今後叛變的同義語。一邊是聰明反被聰明誤，機關算盡太聰明。反誤了卿卿性命；另一面是愚忠愚直愚孝，傻子精神直至傻子（氣）功。誰敢承認自己聰明？誰敢練聰明功? 文革當中有多少人（還有知識分子呢）以大學沒畢業，不能使用任何外語來證明自己尚可救藥，來求一個高抬貴手。我的天！泛道德論的另一面就是尚愚尚笨而棄智貶智疑智的傾向。
而王對自己的智力充滿信心，他在《我為什麼要寫作》一文中說：「我相信我自己有文學才能。」他認為文化遺產固然應該尊重。更應該尊重這些遺產的來源——就是活人的智慧。是活人的智慧讓人保有無限的希望。他提倡好好地用智，他說：「人類僥倖擁有了智慧，就應該善用它。」他說得多樸素多真誠多實在，他在求大家，再不要以愚昧糊塗蠻不講理為榮，不要以聰明文明明白為恥了！看到這樣的話蒙都想哭！他的其他文字中也流露著一個聰明人的自信，但止於此。
他從來沒有表示過叫賣過自己的道德優勢，沒有把自己看作聖者、英雄、救世者。
偉人、教主、哲人王，也就沒有把與自己意見不和的人看成流氓地痞漢好賣國賊車匪路霸妖魔醜八怪。而且，這一點很重要，說完了自己有才能他就自嘲道：「這句話正如一個嫌疑犯說自己沒殺人一樣不可信。」太棒了，一個人能這樣開明地對待自己，對待自己深信不疑的長處，對待自己的破釜沉舟的選擇（要知道他為了寫作辭去了那麼體面的職務），也對待別人對他的尚未認可；他還對什麼不能合情合理地開明地對待呢？
注意，蒙的經驗是，不要和絲毫沒有幽默感的人交往，不要和從不自嘲的人合作，那種人是危險的，一旦他不再是你的朋友，他也許就會反目成仇，怒目橫眉，偏激執拗。而像王小波這樣，即使他也有比較激烈乃至不無偏頗的論點——如對於國學對於《紅樓夢》——但他的自嘲已經留下了討論的餘地，留下了他自己再前進一步的餘地，他給人類的具有無限希望的活的智慧留下了空間，留下了伸縮施展的地盤。他不會把自己也把旁人封死，他不會宣布自己已經到了頭：你即使與他意見相左。
如不承認他有文學才能至少他也不可能宣布你是壞蛋仇敵。這裡又牽扯到一個王喜歡講的詞兒，那就是趣味。人應該儘可能地聰明和有趣，我不知道我概括的王的這個基本命題是否準確。這裡趣味不僅是娛樂，（在中文裡娛樂兩字或是與休息、懈怠、消費、頑皮、玩世不恭、玩物喪志等一些詞聯繫在一起）蒙認為趣味是一種對於人性的肯定與尊重，是對於此岸而不僅是終極的彼岸、對於人間世、對於生命的親和與愛惜，是對於自己也對於他者的善意、和善、和平。趣味是一種活力，一種對於活生生的人生與世界的興趣。叫做津津有味，是一種美麗的光澤，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欲望，是一種健康的身心狀態。一點趣味也感不到，這樣的人甚至連吃飯也不可思議。我們無法要求一個一臉路線鬥爭一肚子陰謀詭計的人有趣，我們也無法要求一個蓋世太保一個劊子手太有趣味。自聖的結果往往使一個當初滿有趣味的人變得乾癟乏味不近人情還動不動怒氣沖沖苦大仇深起來——用王的話來說動不動與人家賭起命，用蒙的說話是亡起命來。王認為開初孔子是滿有趣味的，後來被解釋得生氣全無——這當然不是創見而差不多是許多學人的共識——孔學的這個發展過程就很給明白人以教益，也不免使孔夫子的同胞與徒子徒孫痛心。豈止是孔子，多少活生生的真理被我們的笨師爺生生搞得僵死無救、搞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所以毛澤東提起黨八股來，也有些咬牙切齒。
所以，王在談到近年我國的「文化熱」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前兩次文化熱還有點正經，後一次最不行，主要在發牢騷，說社會對人文知識分子態度不對，知識分子自己態度也不正，還有就是文化這種門庭決不容痞子插足。這使王聯想起了《水滸傳》中插翅虎雷橫所受到的奚落。王說，如此看來，文化是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還有點黨同伐異（！）的意思。但王不願意把另一些人想得太壞，所以王說這次討論的文化原來就是一種操守（名節，蒙注），叫人不要受物慾玷污，如同唐僧不要與蠍子精睡覺失了元陽。王進一步指出文化要有多方面的貨色，是創造性勞動的成果，例如你可以去佛羅倫斯看看，看看人家的文化果實（蒙按那可不僅僅是唐僧坐懷不亂的功夫），王說，把文化說成一種操守，就如把蔬菜只說成一種——胡蘿；「這次文化熱正說到這個地步，下一次就要說蔬菜是胡蘿蔔纓子，讓我們徹底沒萊吃。」王因此呼籲（他也不是不呼籲）：「我希望別再熱了。」也許事情遠遠沒有這樣糟，也許這只是王的內心恐懼，杞人優天？
但願如此。只怕是真吃不上豐富多彩的蔬菜的時候也就都不吭氣了。
我們知道難得糊塗了。看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園》，我深感難得明白，明白最難得。什麼叫明白呢？第一很實在，書本聯繫現實，理論聯繫經驗，不是雲端空談，不是空對空，模糊對模糊；第二尊重常識和理性，不是一煽就熱，也不是你熱我就熱，不生文化傳染病。第三他有所比較，知方通今，學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得過華、洋學位，英語棒。於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的人明明被他批駁了也還在若無其事地誇他。叫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貨比三家，真偽立見，想用幾個大而無當的好詞或洋詞或港台詞蒙住唬住王小波，沒有那麼容易。
第四他深入淺出，樸素鮮活，幾句話說明一個道理，不用發功，不用念咒，不用做秀表演豪邁悲壯孤獨一個人與全世界全中國血戰到底。第五，他雖在智力上自視甚高，但絕對不把自己當成高人一等的特殊材料製成的精英、救世主；更不用說是像掛在嘴上的「聖者」了。用陳建功當年的一句話就是他絕對「不裝Ｘｘ。」
這最後一點尤其表現在他的小說里，他的小說沒有任何說教氣炫耀味，更沒有天兄下界諸神退位的楊秀清式包裝。看了他的小說不是像看完有些人的小說那樣，你主要是會懷疑作者他是否當真那麼偉大。而看了王的小說，你懷疑的是他王小波「真有那麼壞嗎?"這裡的壞並不是說他寫的內容多麼墮落下流，而是他寫的那樣天真本色率性頑皮還動不動撒點野，搞點惡作劇，不無一種「痞」味兒，完全達不到坐如弓立如松五講四美的規範與我乃精英也的酸溜溜風來。
如果說你在某些人的作品中()常常看到感到假面的阻隔，那麼他的小說使你覺得他常常戴起鬼臉。至少在這一點上他與那個已被批倒批臭的有相似處。但是他有學問呀，他不嘲笑智力和知識，不嘲笑理性和學習，所以他的遭遇好得多。看來，讀書是能防身的，能不苦讀也乎?
而我當然是一個正人君子，我的小說里絕對沒有王小波那種天花亂墜的那話這話兒。我認為與他的議論相比，他的小說未免太頑童化了。所以我就不在這篇文字裡再提他的小說，免得再和一名王某綁到一塊兒，就是說我不能連累王小波。
反之亦成立。
雖然帶有廣告氣，文化藝術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六月第一次、次月就印第二次的《我的精神家園》一書封底上的一段話還是真的，我認可：
「那些連他的隨筆都沒有讀過的人真是錯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