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幼小的時候就注意到胡同東口那一家的臨街的窗子了。高大的合歡樹，永遠緊閉的暗紅色的門，剝落的油漆，稀稀落落的、步伐沉重的行人，推車賣貨的小販，吵吵鬧鬧的上學和下學的孩子，秋天的落葉和冬天的雪。就在這單調的與亂鬨鬨的諸種景色之中，有一扇小小的高高的窗。是一扇永遠打不開的窗。是一塊安裝上了的玻璃。是一個透光的方孔，儘可能安置得高。這樣，在采進光照的同時卻不會暴露室內的秘密。
我們的城市是不作興把窗子開在臨街一面的。人們都是把窗開在院子裡，叫做四合院也可以，雖然未必四面都有房子。所以，當晚間走過這個胡同，那多半是看完了白雲或者陳雲裳主演的、完全不適合我這個年齡的孩子看的乏味的電影之後。
黝黑的胡同和更加黝黑的樹影里，只有一扇視窗透露出橙黃色的燈光，只有這一家人沒有用絕對的磚牆把自己與胡同、與街、與城市、與不相干的路人隔阻開來，這使我覺得溫暖，我推測，那裡面大概住著一個好心的母親和她的女兒，母親正催促女兒在昏黃的燈光下做功課。也可能是一個會寫童話的孤獨的老頭兒，他看一眼自己的住室的高高的臨街的視窗，就會想出一個逗人的故事。或者就是一個準備遠行的青年吧，第二天天不亮就會有人在窗下輕聲叫他，他們一起出發，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到不那麼殘暴也不那麼窮困的地方去了。
後來我大了，我沒有固定的職業。有的醫生說我的肺部有某種感染，有的說沒有什麼。這樣，我常常有時候徘徊在離那視窗很近的合歡樹下。每年學生考試、放暑假、升學並因而焦頭爛額的時刻，合歡的金紅花兒盛開。合歡花兒就像我的青春一樣地虛無縹緲，然而燦爛。在合歡樹下，我聽到了——隱約地聽到了窗里傳來的說話聲和音樂聲。
我說不清那是一種什麼音樂，是西樂還是國樂，是什麼樂器在響，是什麼旋律和節奏。我好像沒有抓住它的聲音，甚至也沒有感染到它的情緒。但是我已經共鳴了，我已經震顫了，一種溫柔的暖流已經流遍我的全身，我傻笑了，我覺得我已經不完全是我自己，世界也不完全是這個破爛的、搖搖欲墜的世界了。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聽到了她的說話聲：
你好，我的朋友！
這是在對我說麼？她是誰？再也聽不見什麼了，但還是有喃喃的低語，有一種誘導和撫摸，有一種語氣，有一種呼吸，有一種人的溫熱，人生並不總是那麼孤獨。
記得當年年紀小，
我愛唱歌你愛笑……
這是我悄聲唱起的歌。也許，她能聽見？
後來我參加了革命。後來我離開了家，離開了那條胡同，忘記了那扇窗。我很忙。我唱完全不同的歌：
我們是投彈組，
戰鬥裡頭逞英豪，
殺呀！
幾十年後我們那麼快地老了，離職休養回到家，回到我們的城市僅存的幾條面貌依然的小胡同來了。
我找到那間具有臨街的窗的房子了。窗已經堵死了，只有像我這樣的老居民，才能依稀分辨出窗的遺蹟及它與後砌的磚的接茬，儘管這茬口已經掩蓋在白灰、青灰與痲刀的灰皮之下。合歡樹已經沒有了，代替合歡的是年輕的楊。行人稠密，兒童歡笑，還常常有汽車經過這裡，汽車的牌子有上海、雪鐵龍、賓士和桑塔那。暗紅色的門的油漆剝落得更多，但門是經常打開的，有許多人從這門裡進進出出。有出來打太極拳的，早上。也有挽著手出來去跳舞的，禮拜六晚上。
我看著已經堵上的臨街的窗，祝福它過去的和現在的主人。想像著一幢一幢的新樓，一排又一排的大玻璃窗燈火通明。傳出了讓·米歇爾·雅爾的電子合成音樂《朔望》和芭爾芭拉唱的「我沒有帶給你一束花……」窗簾也愈來愈講究了。它們將喚起新的、密集得多也奇妙得多的幻想，給新的徘徊者以安慰，我想建議有關部門努力減少街道上的噪音，使窗里的人生活得更安逸、美好。
這間房子老顯得黑洞洞。向陽的一面窗子開得很小。南院牆離得近了，常常把陽光擋住。窗下堆著一大堆煤塊，是四輪車從皮里青礦拉來的，當然，漆黑。我們又是冬天搬進去的，冬天日頭矮。
不過門前有一株蘋果樹，每年長出七八片葉子，過晚地發芽，過早地枯黃，無人過問，卻還活著。但總要死的。
冬季取暖用的火牆連同給牆提供火的磚砌的灶把房間一分為二。屋內的牆潮乎乎，不白。房子剛修好，還沒有乾。住人生火以後，滿屋的濕霉麥秸味兒。每天早晨水汽把窗玻璃塗上厚厚一層霧障。
幾天以後牆上的原先沒有溶透的石灰開始爆炸，綻開了百花。又過幾天，奇蹟出現了。和泥用的麥秸里是不乏沒有揚淨的麥粒的，這說明了生產隊勞動責任心的缺乏。在適宜的溫度與濕度的作用下，麥粒甦醒了，萌動了，欣欣然發出了碧綠的芽。我的四面牆壁生機盎然。
「這是我的『試驗田』。」我告訴來訪的新結識的維吾爾農民朋友。他們笑個不停。他們忠告我說，這樣潮的房子，又是冬天，是不能住的。勉強住進去，會得關節炎。
死都不怕，還怕困難麼？同樣的邏輯，那麼多倒楣的事都碰到了，還怕關節炎麼？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下來了。
火牆的一分為二是把少半部分分在向陽面，背陰面倒在正房。正房有兩扇對開的較大一些的窗戶，臨街。
這是一九六五年我先到伊犁、妻後來也到了伊犁以後住的第二「所」房子。九月份妻到了，分到伊寧市的一所中學，先臨時住在共青團總支部的一間廢棄了的辦公室。十一月天寒地凍以後才搬進這所修好的極端簡易的土房子。
但我們充滿了生活的新鮮感，對來到伊犁，對在伊犁的重新團聚，對分到新房子，對臨街的窗。從前（注意，是從前，就像老祖母給孫兒講故事似的）我們在北京的時候，還沒住過有著臨街的窗的房子。
窗外的街巷是一條寬廣的土路。兩面各有一道小渠，並不經常有水。渠邊是兩排楊樹，樹幹挺拔有力。土路上來來往往的主要是步行的與騎腳踏車的人。有時候有兩三個騎馬的人走過。有時候一匹馬夫妻兩個人騎。妻子在丈夫的前邊，在丈夫的懷裡，讓人覺得很有愛情。即使別的什麼都還沒有。伊犁人騎馬的習慣與南疆喀什噶爾人不同。喀什噶爾的一對夫妻騎馬與美國西部片上的一對情人騎馬奔逃的形象是一樣的，男在前，女在後，雙手攀著男子的肩。伊犁之所以相反，據說是因為伊犁人的妻子是搶來的。清代為了屯墾荒涼的伊犁地區，鼓勵喀什噶爾人到伊犁安家落戶，並且規定凡去伊犁種麥子的，有「權」搶一個媳婦。搶來的媳婦，更加寶貴，當然要摟在懷裡，不可須臾離之了。
每天拂曉以前，可以聽到車輪軋軋聲與馬脖子上的銅鈴的叮冬響，那是去煤礦拉煤的車。冬季，他們到煤礦，要排很長時間的隊，這樣，便競相早起，越起越早，五更不到就冒著夜氣嚴寒起床備車備馬了。伊犁諺語：車夫就是苦夫，真的。而到了下午三點左右，煤黑子車夫疲憊不堪地趕著裝滿煤的車子回城上來了。這也是從窗向外看到的秋冬一景。
深夜，常常有喝醉了的男人高聲唱著歌從窗下走過。他們的歌聲壓抑而又舒緩，像一個波浪又一個波浪一樣地湧起又落下，包含著深重永久的希望、焦渴、失卻、離棄而又總不能甘心永遠地沉默垂頭下去的頑強與痛苦。他們的嘶啞的、呼喊式的歌聲，常常使我落淚。還有比落淚更沉重的戰慄。
後來就是春天了。楊樹先長出了不美麗的卻也是蓬勃的穗。鳥兒在樹上飛來飛去，吱吱喳喳。在富饒的伊犁河谷，在人們不認真地把糧食從田地里收淨的那些年，鳥兒大概比人吃得足實一些，發育得飽滿。春風吹了一陣，放風箏的各族兒童在土路上跑來跑去了一陣。化雪翻漿，軋成一道溝一道溝的土路終於乾燥、硬結。雖說還沒見到萬紫千紅的似錦繁花，卻首先看到了穿著色彩繽紛的衣裙的各族女孩子們。
伊犁的女孩子最喜歡成伙成對地走路了，勾肩搭背，又說又笑又唱，總是那麼親熱又那麼活潑。她們用維語唱著：
達格達姆約力芒艾米孜
（我們走在大路上……）
感謝這面臨街的窗。它使身處逆境、獨在異鄉的我們迅速克服了陌生感，使我們分外覺得伊犁河谷是真切而美麗的，伊寧市的土路是真切而美麗的，伊犁人的生活是真切而美麗的。
但這扇窗也出了難題。當我去公社「勞動鍛鍊」的時候，夜間剩下妻一個人，這扇窗便成了她的心病。整夜，她聽著清晰的腳步聲、說話聲、車輪聲、馬蹄聲、歌聲、笑聲，覺得缺乏安全感。窗子低低的，一層薄薄的玻璃，幾根歪斜的木條，只要輕輕一敲一捅，玻璃就會稀里嘩啦，任何想跳進室內的人都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跳進來，不需要事先練習跳躍或者武功。這使她夜夜難以成眠。
為此我們多次向校方要求安裝保護性的木窗扇。在伊犁，多數家庭的窗都臨街，人們把臨窗賞街景視作生活的一大樂趣。但臨街的窗必有木窗扇，木窗扇上多有浮雕花紋，夜間入睡以前把木窗扇關起，用一根鐵棍兩隻穿釘把窗扇固定起來，自然萬無一失。木窗扇不僅有利於安全，冬季也有助於保護室內的溫暖。但這一排新落成的簡易房子，卻沒有這美好的設施。大家都要求裝木窗扇，學校無力解決。
「文化大革命」 開始以後， 窗外的昇平景象減少了，增加了戴柳條帽的武鬥「野戰軍」隊員，游斗的牛鬼蛇神，還有各種狂熱的敲鑼打鼓歡呼「特大喜訊」的隊伍。但是妻反而放心了一些，「階級鬥爭」的弦繃緊到了空前緊張的程度，人們無心去防小愉了。
一天，一個歪戴著骯髒的硬頂帽的頑童，突然從地上抄起一塊石頭，向我們的這窗拋來。砰的一響，窗玻璃裂了幾條大縫，把我們嚇了一跳。我恰在室內目睹頑童的惡行，氣急敗壞地奪路出門去追，頑童已不見蹤影。但街上的其他小朋友主動熱心地前來向我提供線索，告訴我頑童的姓名、住址，並都願充當嚮導領我去找那個頑童算帳。不知道這是由於他們富有同情心與正義感，或是由於他們與那頑童有隙，還是僅僅由於他們煩悶無聊喜歡看人與人發生衝突。我在熱心人的帶領之下，迅即找到頑童家裡，先看到了一個青年小伙子，估計是頑童的哥哥。我向他說明了情況，他便從裡屋把那個頑童揪著耳朵揪出來了。我確認就是他以後，青年人照著頑童就是一拳，使我反而起身勸解。這時從裡屋出來一位老人，銀須長袍，道貌岸然，彬彬有禮地接待了我。對我的街窗被砸深表同情和遺憾，並講述了他的關於人人應是兄弟、各族應是一家的崇高信念。我怒火全消，也不好意思再提出賠償損失之類的要求。只好自認倒霉，回到窗已被砸的小屋裡去。
這樣，臨街的窗就變得更加不安全了。妻要求我回來得勤一點。
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就充滿了不祥的預感，我每天都等待著災難的降臨，諸如收到某個「革命組織」的勒令，被揪回烏魯木齊、被關入「民眾專政隊」之類。
但截至窗玻璃被砸的那一天，並沒有發生什麼特殊的、專門針對我的事。我只是在一種「雷霆萬鈞」 的威懾下， 「只準規規矩矩，不準亂說亂動」罷了。而且這種「規規矩矩」是完全自覺的。我小心翼翼地思量了一下，認定多回幾趟家，照看孤身處於玻璃被砸的臨街的房室的妻子，也許尚不能算是對抗文化革命的大罪，便自動增加了每周回家的次數。
當然，回家不能影響勞動，只有勞動才能得到改造和新生。我是在每天下田耕作之後，洗一把臉，再騎上我的雜牌破腳踏車，一小時之後才回到伊寧市，才回到家來的。夏季農田裡幹活時間長，九點才下班，到家就十點多了，有時候還更晚。
夜深人靜之時，騎腳踏車離開村鎮，走上公路，穿過鹼灘，穿過墳塋，穿過臭味撲鼻的沼地，經過一個又一個黝黑的大果園，經過星光和伸手不辨五指的黑暗——全仗著路熟。在下地勞動十小時之後，在騎車一小時之後，終於依稀看到伊寧市的蕭疏的燈火了，終於腳踏車拐彎、拐進我家所在的胡同了，終於進家見到從愁容滿面轉變為喜形於色的妻子……這也是那個年月的一種快樂。雖說難免被批評者譏之為「卑微」。第二天天不亮便又走了。
但心裡還是有點鬼，不願意讓人看到自己的夜歸早遁。隨著社會形勢的日趨緊張，這所家屬院每晚十時便從裡面扣上了門。於是我與妻約定，遇到我十時以後抵家，先按一定的節奏輕敲臨街的破窗，然後妻給我小心翼翼地開啟大門。
緊張的夏收開始了，我本來已經與妻說定，這一星期不回家了的。三天以後卻又不放心起來，我想像著不遠萬里從北京隨我來到新疆來到伊犁的妻，驚恐地注視著已被砸爛的窗，不得入夢、輾轉反側的情景，一種說不清的柔情和歉疚感使我覺得哀痛。即使有被槍決之虞，在槍決之前，我還是要多回去幾次陪伴她，我含淚下了決心。於是，這一天，在勞動完了，吃罷晚飯，夜十一時半了，房東大娘已經為我準備了床鋪之後，我突然說，我要回城裡的家看看。
公路上已經沒有一人一車，這使我反而感到自由，感到自己的強壯和「偉大」，我很滿意於自己的決斷力與想像力，還有勇氣。生活鍛鍊了我，我雖寫過幾篇小說之類什麼的，但我畢竟不是夢遊式的或清淡式的文人。我一定會想方設法活下去，想方設法活得自由而且快樂。差不多夜裡一點了，我回到了家。我的獨有的敲窗曲——小夜曲（？）立刻得到了驚喜的妻的回應。
但是大門已經鎖上了，而鑰匙並不在這個院子裡。這樣的深夜去找鑰匙開大門，「政治上」與技術上幾乎都是不能允許的。
事情有點痲煩。隔著大門，聽完妻子的述說，我覺出她已快哭出來了。
我分析情況，當機立斷。大門下面，有一道縫，瘦削的我完全有可能爬進去，雖然不雅。腳踏車就沒有辦法了，只好鎖起放在巷裡，我們的窗下。
妻子對我的方案還在懷疑，我已開始了行動。一分鐘後，渾身是土的笑嘻嘻的我已站在妻面前，我的表情甚至是得意洋洋的。
這也是勝利。我們都快活。
一小時後，我們剛剛睡下，窗下傳來了人聲。原來是幾個漢、維同胞研究這輛破車。他們分析說，這輛車可能是小偷偷掉，用完，甩在這裡的。
我連忙在窗內應聲，說這是我的車。
「為什麼扔在巷子裡？」質問開始了。
我只好據實招去。
窗外安靜了一會兒，他們改用維語小聲計議，他們沒想到我這個操著關內口音的漢人也懂維語。我聽出他們是離我們這裡不遠的州法院的巡夜的。他們認為我的腳踏車擺在那裡實在不成體統，孕育著危險（什麼危險？我不明白。我那輛破車白給也不會有人要的）。但他們並沒有順藤摸瓜，借腳踏車的古怪對我進行進一步審查。謝謝了，性本善的人們。
於是他們用漢語對我說，車這樣放著不好，他們要把它搬到法院院裡去，明天早晨，我可以去法院取。
我表示完全同意。就這樣。然後人車平安，皆大歡喜。
從此，這扇窗似乎變得更親切了，還有點——妙不可言。後來玻璃終於換了好的。後來我們在窗上掛了潔白的窗簾。窗簾是一個維吾爾女工幫助做的，她用精緻的挑花技術，使兩片普通的白布幻化出迷人的花與月的圖案。當然，這圖案花是地地道道的維吾爾()式的。
從此，不知究里的從巷子裡路經我們的窗子的人認定這裡住著維吾爾人。常常有尋找自己的親友乃至來乞討的維吾爾人來敲我們的門——穆斯林對於乞討者都是慷慨施捨的，據說「伊斯蘭」一詞便是「義務」的意思，而施捨與朝覲、封齋、禱告、犧牲一道，是伊斯蘭教徒的必盡義務。當他們敲門之後，看到開門的人並不是維吾爾人，他們臉上常常顯出迷惑不解的神氣。
但我終於沒有使他們完全失望。我儘量像一個土著維吾爾人一樣地盡義務和說話。如果說我至今沒有忘記維吾爾語，至少有一部分是這窗、這窗簾的「認同」作用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