勵志人生首頁經典美文

羅蘭:我結婚的時候

朋友小楊要結婚了。在一片道賀聲中,小楊一面高興得合不攏嘴,一面向朋反們訴苦——「怎麼辦呢?」小楊是公務員,月入不豐,加上這一年多,為追求這位準新娘,早已花光了他的全部積蓄,而現在要用錢的地方還很多。算來算去,衣服、首飾、家具、用品,一切均要從簡,但即使從簡,也仍是必須再想辦法籌錢。於是,朋友們義不容辭,這個忙當然是要幫的。

我一面為小楊計算,一面就說起我結婚的時候如何如何。我覺得有些事,就硬是非要經過相當時間之後再說,才有昧道。現在我提10多年前,我結婚時候的情形,我不知新朋友聽了做何感想,老朋友卻一定會覺得親切,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那時候,是1948年,台灣光復才兩年多。我和他同在台灣廣播電台做事。我們都是憑著年輕人出來闖蕩的心情,隻身來台,可說是「四手空空」。要結婚的時候,同事們先就為我們擔起憂來——沒有錢,怎麼結婚?

於是,他們就提議給我們來個會。每位出幾千元老台幣,10位即可得幾萬元。至少可以買點必須的衣物用具。我們兩個「小天真」商量了一下,卻婉謝了。說,起了會,將來還不是要還?不如不要。那時,我每月薪水是2.6萬元老台幣(約合現在600元)。發了當月的薪水,買了一件略微像樣的旗袍料,就已去掉了兩萬元。他的薪水也比我多不了多少,大概是3萬元之譜。我們跑遍了台北市,好容易給我買到一雙合腳的白虎皮高跟鞋,說也湊巧,也是兩萬元。這樣結算下來,我們二人的全部余資,就只剩下了1.6萬元左右。也就是說,既不夠再買一件衣料,也不夠再買一雙鞋了。

我把剩的這點錢,放在錢包里,老同學澤宜跑來張羅,說:「新娘子不買點東西嗎?我陪你辦嫁妝去!太平町(延平北路)東西便宜。」於是,我們煞有介事地去了。結果,我挑來挑去,只買了一瓶小號的Pond'S面霜,以下就什麼也不買了。澤宜問我:「怎麼不一起買好,難道還要再跑一趟?」我說:「沒有什麼可買的了。」其實,就連老同學,也不知我竟然那麼窮。我手中只剩萬餘無,還得租件禮服,禮服就要一萬元租金,剩點零錢壓口袋,總比都花了好。

禮服有了,鞋有了,化妝品有了,旗袍有了。當時台大工學院的彭院長是我父親的好友,也是我在台灣僅有的父執輩。我請彭伯伯做主婚人。彭伯母送了我一件很漂亮的衣料,是紫紅、粉紅、粉藍、白等等彩色大花朵的。比我自己買的那件值錢多了。我決定先把這件做好,在婚禮那天穿。

結婚,一向是以新娘子為主角,因此,先忙我的。我的忙好了,這才想到新郎還沒有衣服。那時,他本來有兩套勉強可以見人的衣服,但是,他把一套新的送了朋友,身上一套太舊,簡直不能做禮服穿。無奈,只好向一位朋友黃君商量,由他向他的同事轉借一套,試了試,倒還合身,皮鞋也就免買新的了。

朋友黃君是個總務人才。他平常和我們一同玩鬧,常表現出他安排事務的才幹。這時,便自告奮勇,替我們負責辦酒席。有些朋友早已自動先把應送的禮金送來,由黃君統籌辦理。黃君果然有氣派,他把禮堂訂在「凱歌歸」(「凱歌歸」是當時最高級的宴客處所,位於仁愛路東門旁。)我們起先怕錢不夠,不大讚成。黃君卻很得意地告訴我們,一切他自有打算所收禮金除掉開銷之外,可能還有盈餘。

現在我們擔心的只是家具了。要說,日式房子,家具也不很重要,只是內地人習慣有個桌椅。尤其新婚之後,一定要招待朋友總不能讓人家學日本人,席地而坐。所以,我們和黃君商量,由他幫我們買了一個三夾板的圓形小几,但卻買不起沙發。無奈,只得向當時電台的業務科王科長家裡借來一套,言明數日之後,即行歸還。

於日,吉日良辰到了。我此地無家,主婚人彭伯伯是代表父親。彭府就是我的娘家。彭伯母里外地張羅忙碌,幫我打扮整齊。臨上汽車的時候,她忽然發現我手上仍拿的是平常上班用的那個黑色長方形的公事包。說:「這怎麼行?」她可沒想到我和新郎倆人都那麼窮,以為是我忘了買了,回身把她自己的一個新的白色皮包拿來遞給我,說:「用這個吧!」

我接過來,倒是覺得自己順眼多了。

我們坐車子先到台灣攝影社照了照片,新娘花不知他是從哪裡買的,紅紅綠綠的一大堆,實在俗氣。臨時向照像館老闆借了一束假花,那花是清一色淡黃的馬蹄蓮,非常別致。後來我把那張彩色的結婚照片寄回家去,家中親友來信,一致讚美,說台灣的花真好看!

我照完了像,來到「凱歌歸」,在黃君燃放的鞭炮聲中,進了新娘休息室。同學澤宜對著身穿禮服。頭戴花紗的我看了一陣,失聲叫道:「哎呀!怎麼沒戴耳環?」

「為什麼一定要戴耳環?」我說。

「不行,不行。」她說,「手上也光禿禿的,像什麼話?」

她邊說邊跑出去,坐車到她銅山街的家裡,把她二姐何太太的金手鐲、金戒指、金耳環,葉鈴咣啷的帶來一堆。挑了幾樣給我戴上。那真是我有生以來,唯一的一次,戴了那麼多的金飾!

婚禮進行曲是電台的唱片,經過擴大器播放,那倒是最標準的演奏——我想,大概是波士頓交響樂團灌錄的。彭伯伯把我帶進禮堂,司儀開始一項一項的贊禮,各項的致詞、行禮、蓋章、奏樂等等,循序進行,直到禮成,沒有人發現我們的婚禮省掉了一個項目,也許有人發現,而沒好意思提出糾正——我們沒有交換飾物。省掉這一項目的原因,是我們買不起金飾,沒有飾物可以交換。所以,事先就彼此同意,「免了這項吧!」誰說結婚一定要交換飾物?不交換又怎樣?於是,我們理直氣壯地免了這一條。

喜筵開始,寬敞的大廳,清清爽爽地排開十幾桌酒席。那氣氛,實在很美,不像兩個沒有錢的人在結婚。婚禮完畢,朋反們一哄到了我們的新房,少數人占據了借來的沙發椅,多數人還是得坐在「塌塌米」上。我招待大家吃西瓜。大家把西瓜皮都扔在臉盆里,西瓜水還是弄得「塌塌米」上到處都是,後來一直都在招螞蟻。

我們的床是向公家借的兩張單人床,我把它們並在一起,變成雙人的。上面的床罩是他在地攤上買的紅色絲織的窗簾紗。大概是日本人留下來的。幅面很寬。我把兩幅縫在一起,鋪在床上,兩邊長長的垂下來,不但喜氣洋洋,而且十分别致。朋友們人人說好,女同事而且還決定明天也去逛逛地攤,看還有沒有類似的簾紗,也可買來套用。

第二天,朋友黃君撥著算盤,來向我們報帳。朋友送的禮金不少,去掉禮堂租金、酒席錢、小帳、雜支等等,還剩下3萬多元。我一想,那怎麼行?結婚怎麼可以賺朋友的錢?人家送禮的錢,我們怎麼可以不吃完,而挪做別用?於是,在結婚半個月之內,我三天兩頭請客,直到把那些剩下的錢統統請光,才算放心。而那一陣,正趕上颱風季節,常常下雨。一下雨,房子就漏。我把中間漏雨的地方擺滿了洗臉盆、奶粉罐和水桶。把朋友都趕到不漏雨的角落裡,讓他們坐在牆角邊,吃我做的「靈感菜」。朋友們也完全一副「賓至如歸」的樣子,忘了我們本來沒錢,怎麼還直請客?

好了,這時,婚也給了,禮金也花完了;金飾還給了何太太,皮包還給了彭伯母,沙發也還給了王科長。我們新房的客廳里,就只剩廠一個孤零零的三夾板圓茶几。沒有沙發,光有茶几,真是難看。我們只得向公家借了4把本制的辦公椅子,圍在圓幾周圍。辦公椅子太高,茶几太矮,但是並不妨礙朋友們來聊天的興致。他們那居高臨下,身坐辦公椅,面對咖啡桌,高談闊論的風采,我至今猶覺歷歷在目。

我們沒有負債,所收禮金也完全「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現在想來,那時真有點傻裡傻氣,糊裡糊塗,莽莽撞撞。也就是因為年輕,凡事憑一股衝勁,管它三七二十一,一切傳統的風俗禮節,一切瞻前顧後的想法,統統不在我們考慮範圍之內。我們的結婚喜帖是一位寫詩的朋友設計的。他用厚的卡紙做成雙摺的卡片(當時的卡紙很黑,很粗,如今大概誰也看不上眼)。卡片是正方形,正面印新郎新娘的名字,背面印了一幅象徵愛情與祝福的木刻畫。裡面的詞句是我們別出心裁創造的。寫的是:

「我倆決定於X月X日X時在台北『凱歌歸』結婚,歡迎您來參加我們的婚禮。」

過了好幾年,我們一直很窮。忽然有一天,他在電台晚會中摸彩,得了一個不鏽鋼的戒指。我看了,說:「你直到現在都沒給我一個結婚戒指,不如就把這個給我吧!」於是,他把那枚戒指套在我手指上。以後我就一直戴著它。看見它的人都以為它是白金的,而且都說:「看那古怪的花紋,也不是本地貨色;又那麼寬,一定很重。」

白金就白金吧!本來在我看,也()沒有什麼兩樣。或許,它所代表的意義,比白金還多些。

我喜歡告訴人家我結婚的時候如何如何,因為它可以使那些為沒錢鋪張而難過的朋友們,得到很多安慰。尤其是我和他現在已經不必再用「居高臨下」式的桌椅來招待朋友,房子也不再漏雨。當初曾幫過我們,或為我們擔心著急過的朋友們也不再為我們擔心和著急。我想,我們所走過來的這一段人生路程,對尚在趑趄不前的青年朋友來說,是一面很好的鏡子。路,就是這麼走出來的。人生就是這麼一半懵懂,一半認真地闖過來的。我們的指南針很簡單,說穿了,也許只是「心之所安」四個字。他是一個很豁達的人,每到有困難的時候,就用他那北平調子的四川話說:「到哪個坡,唱哪個歌。」

這些年來,我們所唱過的歌有糊塗歌,有倔強歌,有不懂事歌,有受罪歌,有開心歌,有吵架拌嘴歌,也有雨過天晴歌。而結婚的時候那支歌是什麼歌呢?

無以名之,也許可以叫它做「不知天高地厚歌」吧!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