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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低到塵埃里的種子不開花

2010年我從香港浸會大學畢業,出了新書,之後被拉去全國簽售一圈。那種累不是體力的累,是心累,感覺像被人牽著當戲看。心像一個想飛的熱氣球,吊籃里卻掛了太多沙袋,怎么都飛不起來,覺得脹得快要破掉了,一看,卻還在原地。

那年年底,回到老家,宅著。天天手腳冰涼,冷得發抖——我真是覺得從來沒有經歷過那么冷的冬天,我可是在北方下雪的時候都只穿單褲出門的人。那會兒生活空蕩蕩的,喊一聲都有回音。大雪天一個人騎車去游泳,泳池浮著薄冰,咬著牙扎進冰水裡去,那滋味兒,真痛快。

世上能逼死人的東西太多了,迷茫也算一個。我一時間找不到事做,抑鬱症復發,重得沒法跟別人說。每天專心致志地想死的事情,沒人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既沒缺胳膊少腿又沒餓著凍著,抑鬱什么?比比非洲難民,好意思嗎?

老媽看出來了,小心翼翼地拿崔永元的事跡鼓勵我,說:“你看人家崔老師抑鬱了,就休息,出來做《我的抗戰》,一個人走走長征路,你看,不也挺好的嗎?”我苦著臉說:“他是誰啊,我要是崔永元,我才不抑鬱呢!”老媽說:“你這么想就不對了啊!別人還會說,他要是你,他才不抑鬱呢!”

閒得發慌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該做什么。想過做雜誌,但做雜誌的人太多了,全都雷同,再做也沒有意義;寫東西吧,那會兒不知怎么搞的,可能是青黃不接吧——年少時什么都敢寫的勁兒過去了,該成熟的又沒熟透,所謂瓶頸期吧,什么都寫不出來。

做什么好呢,就這么漂著嗎?漂泊之所以讓人羨慕,那是因為你只見到了漂上去的,沒見過沉下去的:後者才是大多數。什么事兒都是聽上去很美,到了實處,要拿膽子來說話——心裡掂了掂分量,這膽子我還真沒有。

只受得起普通的苦,就只要普通人的生活吧,於是,我開始夢寐以求一份穩定的工作。我覺得找到了工作,就什么都好了。別人聽說我要找工作,都問我:“你還找工作?你不好好寫東西,找什么工作?”姑且只能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了。

天天在網上刷啊刷,終於看到一個招聘訊息,我立馬把簡歷遞過去。體制內的工作,大都是拼爹,我沒爹,娘也沒得拼,但還是象徵性地找了找,拐著彎兒地聯繫上那個書記。後來聽說,我媽媽一個朋友的朋友的親戚的孩子,去年給硬塞進那個單位裡面去了。家裡是做房地產的,不差錢,花了二三十萬吧。

死馬當活馬醫吧,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心裡又悲壯又淒涼。我和我媽就拿著簡歷,花血本買了兩瓶酒,再商量半天,有點心疼地塞了一個紅包在裡面,跑了400公里長途,去攔那個書記。好不容易找到了,不吃不喝在書記家樓下等了一天,把他等出來了。我遠遠看著母親巴結著臉過去,遞上我的簡歷和酒,書記不耐煩地揮了揮手,不理會,沒說兩句就走了。

南方的冬天本來就陰冷,我心酸得淚都快掉下來。

當天我們往老家趕,一路上走高速公路,老媽一路對我說風涼話,把我寫東西得來的那點可憐的自信給踩得一塌糊塗:“出了你們那個圈兒,你就什么都不是——說白了,就算在那個圈兒里,你也什么都不是!別不知天高地厚了,一天到晚裝腔作勢、矯揉造作……”有時候,親人的狠話最傷人,我一路上淚流滿面,小小年紀心如死灰的感覺居然都有了。

那天到家是晚上9點,我累極了,一臉淚痕,臉面緊繃發痛。我什么都沒說,洗洗睡了。爬上床的時候,掀開被子,打開床頭柜上的檯燈——在一束燈光下,才看到有那么多灰塵。黑暗中,灰塵什么的沒人看得見;燈光下,你才看得到,原來有這么多灰塵。

那個瞬間我突然想,如果說寫作還有什么意義的話,那就是作品就像一盞燈,照亮了你原本看不見的灰塵。它們都是活生生的人,都在活生生的生活中飛舞,包括你我。如果不是因為一篇文章、一本書,你可能不會知道有怎么樣的一群人,生活在怎么樣的一個世界中。

後來,那份工作的事兒,反正也找不到“後門”,就從“前門”走吧:硬著頭皮面試,問什么答什么,講了半小時。鬼使神差地,他們說我英文很好,錄用了。

就這樣,我也打算去生活了。

工作一年多,抑鬱症漸漸好了。又開始覺得日子少了些什么,忍不住想,如果當初就著性子不工作,是不是現在很清閒?春花秋月,在杏花下喝酒?週遊世界?哪像現在這樣,忙得四腳朝天。

原來不光是選老婆,生活也是紅玫瑰白玫瑰:夢寐以求的,未必有想的那么好——有了就知道了;從前看不起的不要的,未必有那么差——沒了就知道了。

生活像一台榨汁機。沒時間寫作,沒時間思考,生活不是要么激情四射,要么春花秋月的。有多少人和我一樣,被堵在上下班高峰的路上,呼吸著汽車的尾氣,連夢都累得沒法兒做了。要人人都去“餵馬、劈柴,週遊世界”,GDP誰來貢獻?

沒低到塵埃里的種子,是開不出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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