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銀資本讀後感（一）
讀完弗蘭克《白銀資本》使我收穫頗豐。一方面拓展了自己的視野，也使得自己在思考的問題上開始多視角的對其進行考察。
讀這本書我最大的收穫有三個：一，重視數據的重要性和準確性，弗蘭克在本書中大量的引用各種數據，用數據證明自己所掌握資料的可信性，可是這只能是相對可信性，因為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口只能算個虛數，官府只是為了收稅的需要才將人口做了大概的記錄，而且多是對男丁的記錄，對於家中的孩子和婦女一般不會有精確的記錄，不會像西方人口在教會中都有明確的記錄。所以我在想弗蘭克中各種交易的交易數據是從哪裡來的，那時候的中國還沒有精確等帳簿管理體制，更何況英文資料是怎麼樣來的。二，治學思路上的聯繫性和開闊性。那時候的中國，結合其它的史料，我們知道18世紀的中國已經是日落西山暮了，如果有繁榮的話，或者僅僅是江南一隅的繁盛。1793年，可以說是18世紀末了，那一年是可以說是清朝的中國再次拒絕了世界向我們張開的邀請之手。大不列顛王國派出他們的代表馬噶爾尼，隨行的還有後來為英國入侵中國和拓展中國市場做煽風點火作用的斯當東（其作品《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在馬噶爾尼《乾隆英使覲見記》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英國對打開中國這個大市場的渴望，也可以看到馬噶爾尼對當時清王朝的認識，用兩個字做總結和形容就是：破敗。運河的阻塞，創造性的低迷和百姓生活的窘迫。讓馬噶爾尼做出了清政府日薄西山的預言。這種情況更是給年幼的斯當東諸多的啟發再加上其在嘉慶年間作為大使再次來到中國後遭到的沒有國家間大使級的禮節性接待，使他對當時的清王朝有幾分的忿恨和不屑，或者對清王朝實力的懷疑，以至於使他成為後來發動鴉片戰爭的主要推動者。我們習慣了割裂開中國歷史和世界之間的關係，從研究角度上講，注重彼此的聯繫性是多麼重要。再比如明朝萬曆年內的張居正改革實行的一條鞭法和康熙年間推行的地丁銀，是不是和當時的貨幣供應有著一定的關聯。張居正所處的時代是在16世紀，其推行一條鞭法是為了增加明政府的收入，將勞役，租稅，賦稅都化成銀兩來徵收，但是由於王朝末路，種種有效的規則只是曇花一現，而後便是種種加派的費用使人們苦不堪言。一條鞭法也形同虛設。到了北部的滿族定鼎中原後再次將這條法令經過調整後執行。就是康熙皇帝的地丁銀，雍正以後也予以繼承。這一條例的推行對古代中國的發展意義重大。這兩次財政上的調整和當時世界貨幣流動是怎樣一種關係也是值得我們探討的。第三便是對全球體系文明，世界史的粗淺的看法。從完整意義上講全球體系是在全球連為一體後才能進行探討的話題。作為歷史一部分的世界史來說不是這樣。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一種結果」。吳於廑先生在其文章中對這句話進行了有效的解讀。世界史有著地區和時間上的局限。所以其展現出來的部分也是不斷發展和擴大的。正如文明圈的擴展，從點到片再到面的擴展。以點為單位的文明可以從亞斯貝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中看到。他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等等。可以看出這個時候的文明雖然是有一定的地帶性但還是點狀的。而後出現的大帝國如漢帝國，羅馬帝國和後來的隋唐帝國，薩珊波斯帝國以及隨之而來的阿拉伯帝國等都是以面的形式呈現。其實那時候的亞歐大陸有著相應的聯繫，寧夏固原隋唐墓葬中出土的薩珊波斯的貨幣甚至人骨都引發人們對當時各文明圈交流深度的猜測和好奇。在唐長安城內設有專門的西市供同來自西域商人商貿往來。這時候的世界間的交流從中國角度來講從方豪的《中西交通史》和相關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可見一斑。但是具體從怎樣的角度來探討全球體系，個人認為大可加入諸多的中國因素。畢竟古代的中國在當時的世界中的作用是不可小視的。
讀此書，收穫了一種敢於創新的志學精神和大膽懷疑的態度。當然這需要大量的史料做支撐。也促使我在治學的道路上更加踏實的前進。
白銀資本讀後感（二）
閱讀弗蘭克的書，確實感受到了因強烈的攻擊性而帶來的刺激，但不一定是震撼。假若文如其人的話，我感覺中的弗蘭克，自尊心極強，個性張揚，屬於多血質一類的人物。他思維敏銳而情意外露，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或許就不曾想過需要控制自己。他像我們生活中時或遇到的那種人，一旦認定了什麼，「十頭牛也拉不回來」，難以分辨這種異乎情常的堅韌，是執著還是執拗。他攻強於守，猶如衝擊力、爆發力俱強的足球前鋒，不管能不能打進球門，必須使自己始終處在不斷射門的亢奮狀態。他更像海底生物，時刻張開富攻擊性的思維觸鬚，敏感地捕捉一切可以被送上祭壇的獵物，只要對方暴露出極細微的弱點，即或是自己的盟友，都毫不遲疑地將其捕逮到手，決不姑貸。他對中國的推崇自然會使我們中國人感到高興，但總擔心他對中國歷史沒有足夠的體驗，擔心不是因為先有了對中國歷史全面深入的觀察，更像中國是因為體系的需要才被選擇為利器。
王國斌的風格正好相反，沉靜委婉，從容而有耐心。他的質疑是在反覆思考的過程中進行的，並力求把思考的各個側面剝筍似層層呈現於讀者之前。他也質詢「歐洲中心論」，卻更多的是不斷向自己提問，讓「問題意識」反覆困擾自己，給人一種沉重感。我的感覺，他當然也在乎自己的結論，但更關心這種問題意識的展開能不能更周全、更具啟發性，避免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希望把方法懸念留給讀者。他很像足球場上出色的前腰，專致於用頭腦踢球，細心環顧雙方隊員的站位和跑動路線，突然插上射門中的，或不時使出一腳妙傳，為隊友進攻創造空檔，其機靈令人叫絕。他親身深入過中國歷史的腹地，諳悉地形的複雜，知道名山大川在哪裡，哪裡又有沼澤泥淖。或許在弗蘭克看來，王國斌缺少那種摧枯拉朽的果敢和徹底決裂的勇氣，沒有解決的比解決的多得多。但在我想來，恰當的謹慎是必須的，至少不會因行色匆匆有誤入陷阱的危險，或因過於主觀而堵塞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與弗蘭克一樣，王國斌也堅信中國歷史有過長期的輝煌，曾經有理由傲視群雄，但他更能體驗和貼近行動中的「中國心」，把討論的重心放在爭議叢集的「中國何以沒有發生或何以不能順利實現近代化」的老話題上，希望跳出是或否的絕對判斷，開拓一種新的思考境界。我覺得他在為《白銀資本》所寫《序言》的結尾，說了一段實在與弗氏之書搭不上脈的話，卻很堪回味：「他向中國人也提出了另一種挑戰，即超越中國的絕對核心論，用一種體系架構來更仔細地考察中國的變化與歐洲的變化之間的平行關係，更周全地考察中國與世界之間的關係。」（請注意「絕對核心論」與「平行關係」的提法！）然而，這些卻正是《轉變的中國》所要表達的善意。書中他特注重回溯，對預測未來保持極度的謹慎，只是提示我們一切都必須從歷史的連續性方面出發思考，用心聚焦世界歷史螢幕上民族、國家間一切同異、似非似的軌跡，進行反覆較量，尋找屬於自己的答案――對歐洲、對中國都是如此。作為一個中國讀者，我從情感和理智上都更願意接受王國斌的思考方式，從世界背景上反省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認知。
弗蘭克的經歷，我只是從推薦者和著者《前言》那裡稍知一二，極其有限。在閱讀過程中我曾反覆揣摩，是什麼造就了弗蘭克這樣強烈的個性和堅忍不拔的意志？是早期的挫折感推動他走上摧毀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歸之路，還是拉丁美洲叢林裡的「游擊生活」把他錘鍊成了思想界的「格瓦拉」？他那種烈火般的個性，橫掃一切的狠勁，雖然其攻擊的對象是西方（主要針對美國）的「歐洲中心論」和「歐洲特殊論」，卻讓我不時聯想起現代中國「打倒孔家店」到「橫掃四舊」無所畏懼的鬥士們，勾起複雜難言的感情。
必須坦白承認，我只是從閱讀本書中去認識弗蘭克――這顯然有誤讀的風險，但在我只能如此。希望有更多了解弗蘭克經歷和學術資源的方家能提供深入的解讀，並糾正本文極可能有的理解過失。
白銀資本讀後感（三）
讀完《白銀資本》，我一直在想：同是解讀中國歷史，弗蘭克的感覺何以如此特別？
弗蘭克在《白銀資本》裡對中國歷史評價之高確是「史無前例」的。儘管弗蘭克的評價可能會給我們帶來某種感情上的愉悅，但我仍然希望學界能鄭重地對待這種「大膽的假設」。在未經充分證實證偽之前，這些假設的意義僅止於「問題意識」的層面。「外來的和尚好念經」，「見風便是雨」，不是一種好辦法。()
弗蘭克全書著筆最多的是關於以白銀為潤滑劑的外貿運動史的描述，但在不少地方為了證實「中國中心論」（他有時也忌諱這一用詞，但全書遍處可見，有關論證詳上節），涉及到了對明清時期中國國民生產總值、人均收入水平、城鄉農工商業狀況的評估，而且常常舉出很精確的數據以支持自己的立論。這些數據之出人意外，真可用「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來形容。然而離奇的數據卻讓我懷疑起這些立論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
例如為說明中國內地城鄉工業的發達程度，他援引了17世紀晚期到達上海的耶穌會傳教士的記述，實則是「道聽途說」，一看就知道歷史情景被大大誇張了：「僅此一地就有20萬織布工人和60萬提供紗線的紡紗工人。」（第164頁）該「地」是上海縣、松江府還是範圍更大些，弗蘭克沒有說明。再則這數據是指城鎮專業工人，還是農民家庭手工業？如此含混的數據著實可以拿來嚇唬西歐！弗蘭克在書中還藉助拜羅克的研究成果，稱1800年世界「發達」地區的人均收入為198美元，所有「欠發達」地區為188美元，而中國為210美元（第241頁）。更有意思的是，麥迪遜在另外的地方還推出頗具現代味的估算：在1700—1820年間，中國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從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長率達0.85％；而整個歐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僅從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長率為0.21％。「因此直到鴉片戰爭前不久，中國經濟規模依然雄居世界各大經濟地區之首，其地位遠遠超過今日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後一結論與《白銀資本》完全吻合，可見他們屬於同一流派。
撇開許多細節不說，這裡我想著重從解讀歷史心境的不同說開去，就有關中國歷史的大局觀談點看法。我覺得，與國外漢學的對讀，相互間常有語境、心境和情境的差異，其中心境的隔膜更關聯著對歷史情境的體驗，不可不辨。對弗蘭克的書尤其應注意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