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胖娃娃，捉了三個大花活蛤蟆，
三個胖娃娃，捉了一個大花活蛤蟆，
捉了一個大花活蛤蟆的三個胖娃娃，
真不如捉了三個大花活蛤蟆的一個胖娃娃。
繞口令又稱急口令、吃口令、拗口令等。是一種漢族傳統的語言遊戲，由於它是將若干雙聲、疊詞辭彙或發音相同、相近的語、詞有意集中在一起，組成簡單、有趣的語韻，要求快速念出，所以讀起來使人感到節奏感強，妙趣橫生。繞口令是漢族民間語言遊戲，將聲母、韻母或聲調極易混同的字，組成反覆、重疊、繞口、拗口的句子，要求一口氣急速念出。
關於繞口令[1] 的產生，可以追尋到5000多年前的黃帝時代。古籍中僥倖保存下來的《彈歌》「晰竹，續竹，飛土」，相傳為黃帝時所作。據考證，這是比較接近於原始形態的歌謠，其中，已經有了繞口令的基本成分——雙聲疊韻詞。由此推想，很可能在文字出現以前，繞口令就已經萌動於漢族勞動人民的口頭語言之中了。
隨著語言文字的形成和發展，我們的祖先越來越注意漢字字音前後各部分的異同現象，發現了越來越多的雙聲疊韻詞。這些雙聲疊韻的關係，處理不好，很容易纏繞混淆；處理好了，又可以產生不同凡響的音韻美。這使得一些人想到尋找規律，練習發音，訓練口頭表達。於是，他們開始有意識地把一些聲韻相同的字組合在一起，故意兜圈子，繞彎子，連續成句子，教兒童念、誦。其中一些音韻響亮而又拗口、詼諧風趣的句子，不僅兒童喜歡，不少青年人也很喜歡。這樣，一個人唱出或幾個人唱和，就在人民民眾中耳口相傳，流傳開來。在流傳過程中，人們又不斷修改、加工、充實、完善，使它更近似於一首首幽默詼諧的歌謠，更加妙趣橫生。至於誰是繞口令的具體作者和修改者，人們根本沒有留意。因此，也就無所謂哪首繞口令是哪個人的作品了。
由於繞口令[1] 的逐步完善，在人民民眾中日漸流傳，一些接近下層人民的文人也開始注意這一通俗的文藝形式。稍後於屈原的楚國作家宋玉，就曾經把雙聲疊韻的辭彙引進了詩歌創作的殿堂。長篇政治抒情詩《九辯》是他的代表作，其中大量採用了聲韻相通的詞，使得語句音節錯綜變化，讀來音韻諧美，情味悠長。這無疑大大擴展了它的地位和影響。不少文人還在喝茶飲酒的時候，即興編上幾句，當作酒令，或者教給兒童念誦。保留至今的古代繞口令，差不多都是文人模擬漢族民間繞口令作的。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唐代詩人溫庭筠在1000多年前的《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作雙聲詩》：「犧息消心象；檐楹溢艷陽，簾櫳蘭露落，鄰里柳林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崗，潭庭月淡盪，仿佛復芬芳。」宋代大文學家蘇軾作過《吃語詩》（「散居劍閣隔錦官」），明代文學家高啟作過《吳宮詞》（「筵前憐嬋娟」）。從內容上看，這些繞口令大都是酒足飯飽之餘的乘興消遣之作，沒有多少價值，從、形式上看，幾乎都是咬文—嚼字的文字遊戲，書卷氣濃重，晦澀難懂，最廣大的下層民眾和少年兒童只有敬而遠之。這大大影響了繞口令的語言價值和文學價值，影響了繞口令的普及和提高。關於古代的繞口令，明代文學家謝肇涮所撰的《文海披沙》卷五，曾作過一些記載。
另一方面，漢族民間流傳的繞口[1] 令保持和發揚了它的通俗淺顯的特點，越來越完善，並且被蒐集整理出來。清朝末年，義大利駐中國的官員韋大利蒐集的《北京兒歌》（1896年出版，英漢對照本）中，就有繞口令《玲瓏塔》。何德蘭蒐集的《孺子歌圖》中，也有繞口《禿丫頭》。()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我國現代文學越來越接近下層人民，隨之而起的兒童文學也逐漸成為文藝大軍的一個支隊，這為繞口令的發展又開闢了一條道路。但是；由於社會意識和創作者思想的局限，不少繞口令的基調還是很低的。例如《螺螄和騾子》：「鬍子擔了一擔螺螄，駝子騎了一匹騾子。鬍子的螺螄撞了駝子的騾子，駝子的騾子踩了鬍子的騾螄。鬍子要駝子賠鬍子的螺螄，駝子要鬍子賠駝子的騾子。鬍子罵駝子，駝子打鬍子，螺螄也爬到騾子頭上去啃鼻子。」這反映了舊社會「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社會意識，反映了人與人之間赤裸裸的利害關係。新中國建立後，繞口令的思想內容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例如20世紀60年代流傳的繞口令《賠缽缽》：「你婆婆借給我婆婆一個缽缽，我婆婆打爛了你婆婆的缽缽。我婆婆買來一個缽缽，還給你婆婆。你婆婆說什麼也不要我婆婆賠缽缽，我婆婆硬要把買來的缽缽還給你婆婆。」這就反映了60年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充滿了新的時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