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似乎在逐漸死亡。除了一些小說作者和小說批評者肩負著閱讀小說的職業性義務之外，小說雜誌是越來越少有人去光顧了——雖然小說家們的知名度還是不小，雖然他們的名字以及家中失竊或新作獲獎之類的訊息更多地成為小報花邊新聞。小說理論也不太有出息，甚至給自己命名的能力都已基本喪失，於是只好從政治和經濟那裡借來「改革小說」之類的名字，從攝影和建築藝術那裡借來「後現代主義」之類的名字，借了鄰居的帽子出動招搖過市，以示自己也如鄰家闊綽或顯赫。
小說的苦惱是越來越受到新聞、電視以及通俗讀物的壓迫排擠。小說家們曾經虔誠扞衛和竭力喚醒的人民，似乎一夜之間變成了庸眾，忘恩負義，人闊臉變。他們無情地拋棄了小說家，居然轉過背去朝搔首弄姿的三四流歌星熱烈鼓掌。但小說更大的苦惱是怎麼寫也多是重複，已很難再使我們驚訝。驚訝是小說的內動力。對人性驚訝的發現，曾推動小說掀起了一個又一個漲涌的浪峰。如果說「現實主義」小說曾以昭示人的尊嚴和道義而使我們驚訝，「現代主義」小說曾以剖露人的荒謬和孤絕而使我們驚訝，那麼，這片葉子兩面都被我們仔仔細細審視過後，我們還能指望發現什麼?小說家們能不能說出比前輩經典作家們更聰明的一些話來?小說的真理是不是已經窮盡?
可以玩一玩技術。對於一個開發中國家來說，技術引進在汽車、飲料、小說行業都是十分重要的。儘管技術引進的初級階段往往有點混亂，比方用製作燕尾服的技術來生產蠟染布，用黑色幽默的小說技術來頌揚農村責任制。但這都沒什麼要緊，除開那些永遠不懂得形式即內容的藝術盲，除開那些感悟力遠不及某位村婦或某個孩童的文匠，技術引進的過程總是能使多數作者和讀者受益。問題在於技術不是小說，新觀念不是小說。小說遠比汽車或飲料要複雜得多，小說不是靠讀幾本洋書或游幾個外國就能技術更新產值增升的。技術一旦廉價地「主義」起來，一旦失去了人的真情實感這個靈魂，一旦滲漏流失了鮮活的感覺、生動的具象、智慧的思索，便只能批量生產出各種新款式的行屍走肉。比方說用存在主義的假大空代替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假大空，用性解放的概念化代替勞動模範的概念化。前不久我翻閱幾本小說雜誌，吃驚地發現某些技術能手實在活得無聊，如果擠乾他們作品中聰明的水分，如果伸出指頭查地圖般地剔出作品中真正有感受的幾句話，那麼就可以發現它們無論怎樣怪誕怎樣蠻荒怎樣隨意性怎樣散裝英語怎樣能指和所指，差不多絕大多數作品的內容（——我很不時髦地使用「內容」這個詞），都可以一言以蔽之：乏味的偷情。因為偷情，所以大倡人性解放；因為乏味，所以怨天尤人滿面悲容。這當然是文學頗為重要的當代主題之一。但歷經了極左專制又歷經了商品經濟大潮的國民們，在精神的大劫難大熔冶之後，最高水準的精神收穫倘若只是一部關於乏味的偷情的百科全書，這種文壇實在太沒能耐。
技術主義競賽的歸宿是技術虛無主義。用倚瘋作邪胡說八道信口開河來欺世，往往是技術主義葬禮上的熱鬧，是很不怎麼難的事。聰明的造句技術員們突然藐視文體藐視敘述模式藐視包括自己昨天所為的一切技術，但他們除了給純技術批評家們包銷一點點次等的新談資外，不會比華麗的陳詞濫調更多說一點什麼。
今天小說的難點是真情實感的問題，是小說能否重新獲得靈魂的問題。
我們身處一個沒有上帝的時代，一個不相信靈魂的時代。周圍的情感正在沙化。博士生在小奸商面前點頭哈腰爭相獻媚。女中學生登上歌台便如已經談過上百次戀愛一樣要死要活。白天造反的鬥士晚上偷偷給官僚送禮。滿嘴莊禪的高人盯著豪華別墅眼紅。先鋒派先鋒地盤剝童工。自由派自由地爭官。恥言理想，理想只是在上街民主表演或向海外華僑要錢時的面具。蔑視道德，道德的最後利用價值只是用來指責拋棄自己的情婦或情夫。什麼都敢幹，但又全都嚮往著不做事而多撈錢。到處可見浮躁不寧面容緊張的精神流氓。
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經死亡，但西方的上帝還不及在中國死得這麼徹底。多數西方人在金錢統治下有時還多少恪守一點殘留的天經地義，連嬉皮士們有時也有信守諾言的自尊，有少數服從多數的規則和風度。而中國很多奢談民主的人什麼時候少數服從過多數？穿小鞋，設圈套，搞蠶食，動不動投封匿名信告哪個對立面有作風問題。權勢和無恥是他們的憎惡所在更是他們的羨慕所在。靈魂紛紛熄滅的「痞子運動」正在成為我們的一部分現實。
這種價值真空的狀態，當然只會生長出空洞無聊的文學。幸好還有技術主義的整容，雖未治本，但多少遮掩了它的衰亡。
當然，一個文化大國的靈魂之聲是不那麼容易消失的。胡人張承志離開了他的邊地北京，奔赴他的聖都西海固，在貧困而堅強的同胞血親們那裡，在他的精神導師馬志文們那裡，他獲得了驚訝的發現，勃發了真正的激情。他狂怒而粗野地反叛入伙，發誓要獻身於一場精神聖戰，用文字為哲合忍耶征討歷史和實現大預言。我們是他既需要又不需要的讀者，這不要緊。我們可以注意到他最終還是離開了西海固而踏上了現代旅途，異族讀者可以尊重但也可以不去熱烈擁護他稍稍穆斯林化的孤傲，甚至可以提請他注意當代更為普遍更為持久和更為現實的屠殺——至少每天殺人數萬乃至數十萬的交通事故和環境污染——來補充張承志的人性觀察視域。但對小說來說，這些也不是最要緊的。超越人類自我認識的局限還有很多事可做，可以由其他的作品來做，其他的人來做。要緊的是張承志獲得了他的激情，他發現的驚訝，已經有了賴以為文為人的高貴靈魂。他的赤子血性與全人類相通。一個小說家可以是張承志，也可以是曹雪芹或魯迅，可以偏執一些也可以放達一些，可以後顧也可以前瞻，但小說家至少不是紙人。
史鐵生當然與張承志有很多的不同。他躺在輪椅上望著窗外的屋角，少一些流浪而多一些靜思，少一些宣諭而多一些自語。他的精神聖戰沒有民族史的大背景，而是以個體的生命力為路標，孤軍深入，默默探測全人類永恆的純靜和輝煌。史鐵生的筆下是較少有醜惡相與殘酷相的，顯示出他出於通透的一種拒絕和一種對人世至宥至慈的寬厚，他是一尊微笑著的菩薩。他發現了磨難正是幸運，虛幻便是實在，他從牆基、石階、秋樹、夕陽中發現了人的生命可以無限，萬物其實與我一體。我以為一九九一年()的小說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與地壇》，也完全可說是豐年。
張、史二位當然不是小說的全部，不是好小說的全部。他們的意義在於反抗精神叛賣的黑暗，並被黑暗襯托得更為燦爛。他們的光輝不是因為滿身披掛，而是因為非常簡單非常簡單的心誠則靈，立地成佛，說出一些對這個世界誠實的體會。這些聖戰者單兵作戰，獨特的精神空間不可能被跟蹤被模仿並且形成所謂文學運動。他們無須靠人多勢眾來壯膽，無須靠評獎來升值，他們已經走向了世界並且在最尖端的話題上與古今優秀的人們展開了對話。他們常常無法被現實主義或現代主義來認領，因為他們筆下的種種驚訝發現已道破天機，具有神諭的品質，與「主義」沒什麼關係。
這樣的世界完全自足。
當新聞從文學中分離出來並且日益發達之後，小說其實就只能幹這樣的事。小說不能創匯發財。小說只意味著一種精神自由，為現代人提供和保護著精神的多種可能性空間。包括小說在內的文學能使人接近神。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