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二十年前，我曾讀過王林同志的《西安事變演義》前半部的打字稿，想不到一本書的出版竟是如此周折艱難，直到二十年後的今天，我才有幸讀到這本在舊稿基礎是修改重寫的《叱吒風雲》。風歲月匆匆，時不再來，王林同志最初動手寫這部書的時候，尚未及「知天命」之年，似乎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卻已成了年逾古稀的皤然老翁，連我這個後學都年近花甲，真不勝感慨系之！
然而，王林同志的寶刀不老，這有他的新作為證。在長篇小說《叱吒風雲》裡，我們感愛到一種青年的、向上的活力，它能使人心臟跳動頻繁，血液循環加劇。我們隨著作者那粗獷的、質樸的筆觸，眼前立刻浮現出一片如火如荼的鬥爭歲月。作為一名讀者，我是一口氣把這部長篇讀完的，如乘輕舟一葉，順流而下，令人不斷玩味「千里江陵一日還」的詩句。
《叱吒風雲》所反映的是眾所周知的一段歷史，即「九。一八」蔣介石拱手讓出東北後，席捲神州大地的愛國熱潮，以及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促成的「雙十二」張、楊「逼蔣抗日」的壯舉。小說以濃墨重彩寫了「西安事變」的全過程，並真實而具體地塑造了許多歷史人物：從發動「兵諫」的張學良、楊虎城，到力挽狂瀾、扭轉乾坤的我黨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從高唱「攘外必須先安內」的蔣介石及其愛妻、親信、爪牙，到親日派頭目何應欽。正因為這是一段大家所熟悉的歷史，寫起來難度也很大。一則，儘管以某一階段歷史為題材的小說只是小說，有藝術想像馳騁的餘地，但在大的方面卻不能違反歷史事實，更不能憑主觀隨意性塑造歷史上早有定評的人物；再則，以"西安事變"為題材的作品已屢有出現，「文化大革命」前唐人先生《金陵春夢》中的有關篇章，「文化大革命」後又有西安和甘肅兩個話劇演出。這些作品，在民眾中均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再接觸這一題材，就不能沒有新的東西。
那麼，王林同志的長篇小說，放在文學的、歷史的天平上，應當是個什麼分量呢？
一部書的成敗，固然決定於作者的思想深度與藝術功力，更決定於作者對生活熟悉的程度。王林同志正是一位在「九。一八」事變前加入黨的老同志，那個時代的脈博跳動恰是作家本人的脈博跳動，那個時代的喜怒悲歡也恰是作者的喜怒悲歡。他不但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積極參加者，而且是「雙十二」事變時期我黨在東北軍中的一個地下工作者，他在書中所描寫的生活，可以說絕大部分來自他的親見親聞。順便說幾句，「親見親聞」四個字，曹雪芹曾在《紅樓夢》第一回中大書特書，把他作為自己的創作準則，這四個字翻成現代語言，就是：「生活是創作的源泉」。但近年來，某些人以「解放思想」為名，似乎連這樣的一條創作根本規律也要打破了，他們生編硬造，想入非非，獵奇鬥豔，買空賣空，有時甚至以廉價的近乎娼妓的色相來取悅觀眾和讀者。《叱吒風雲》與上述這些東西完全相反，它高舉民族正氣的旗幟，植根於扎紮實實的歷史土壤，並客觀地、公正地反映了這一歷史。只要小說中的生活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回顧解放初期，王林出版他的第一部長篇《腹地》，反映了冀中「五一大掃蕩」的殘酷現實，很快就受到一位大批評家的嚴歷指責：「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時光流逝了三十餘年，這一批評人們早已淡忘了，但《腹地》中所反映的（儘管這種反映帶有若干缺陷）的生活，在歷史上並未改變它原來的面目：歷史嘲弄了一切不符合實際的批評。而王林本人更是「死而無悔」，依然沿著他那條「親見親聞」的創作道路前進。
小說自始至終貫串著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作者是懷著中華兒女的自豪與自尊來完成這部長篇的。除了那些漢奸、賣國賊、特務、、托派之外，這種愛國主義精神可以說滲透到《叱吒風雲》中每個人物中的血液里。從身負「剿匪」重任的三軍主帥到被迫進關打內戰的東北軍士兵，從普通軍官到婦女兒童，從進步的學生到一切有正義感的人士，對於妄圖滅我國家、毀我民族的日本帝國主義，都有決心「把我們的血肉築成一座新的長城」。 這種愛國熱情，通過書中人物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形成了任何反動勢力都無法撲滅的熊熊烈火，照亮了整個的中國。也許有人會說，愛國主義已經是陳舊的、過時的觀念了，難道社會主義時代還值得宣揚什麼愛國主義嗎？這是對愛國主義的誤解，也是一種閉上眼睛不看現時的指責。愛國主義是每個民族的神聖感情，中國人民建設四個現代化的飽滿熱情，正是基於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熱愛，沒有這種愛，就沒有民族的昌盛、祖國的富強。遺憾的是，有那麼一些人，卻已經喪失了民族自尊心，根本不知道愛國是一種什麼感情，在他們的心目中，喝一口外國地溝髒水都比祖國的奶法甜，吃一口洋人的殘羹剩飯也比祖國的稻米香，他們對外國由羨慕而崇拜，由崇拜而諂媚，直至出賣情報，出賣靈魂，出賣民族的尊嚴。對於這樣的人，難道我們不應當大聲疾呼，給他們注射一點愛國主義血清嗎？尤其對於青少年一代，難道我們不應當對他們多進行一些愛國主義教育，來抵制崇洋媚外的毒菌嗎？《叱吒風雲》在灌輸愛國主義思想方面，堪稱一份良好的教材。
王林同志的小說創作，有他自己久已形成的獨特風格，敘述近似人民喜聞樂見的古典說部，人物描寫線條較粗，文字不求華麗，而重質樸，很少有細膩的心理刻畫與情感挖掘，在把他所經歷的生活進行藝術構思上，不喜過多張開想像的翅膀，而寧願每一腳步都能踏在實處。他的作品往往因此被批評為有某種自然主義的傾向，他仍然繼續走自己的路。公平的說，《叱吒風雲》的題材和他渾厚的筆觸是相適應的，在再現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上，他都力求做到一個「真」字。他的筆墨吝嗇於表現青年男女的愛戀、知識分子的苦悶，卻不惜大塊文章，明朗節奏，高歌時代的風雲，猶如黃河怒吼，大江東去，形成了磅礴的氣勢。
《叱吒風雲》中出現了眾多的人物，均各有思想性格，各具神情姿態；但留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一些小人物。那些東北軍中的中下級軍官，那些忍受家亡國破之痛又被驅趕到內戰前線的士兵，那些隨著丈夫流落關內的東北軍眷屬及天真的兒童，一般雖著筆不多，但都栩栩如生。相形之下，作者大力塑造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白山與紅燕，倒顯得有些平板、拒謹，缺乏虎虎生氣。這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應當承認，對於東北軍軍官、士兵及其家屬和黨的地下工作者，作者都是熟悉的，對後者甚至比對前者更要熟悉一些，而在作品中的表現，後者反不如前者生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我以為是作者的筆未能充分放開的原故。自從《腹地》挨了棍棒以後，儘管作者對那種粗暴的批評深惡痛絕，但不能不承認，作家的膽子變得小了，在塑造共產黨員形象方面，有著一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情，致使他的第二部長篇《站起來的人民》多少有些四平八穩的趨向。《叱吒風雲》定稿於粉碎「四人幫」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正如作者在該書「後記」中所說：「……特別是經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評論，使我的思想得到解放，才放開膽子重新加工。」話雖如此，一個人經過多年的思想禁錮，要想從這種禁錮中完全解放出來，也並非輕而易舉。我們平時常說的「心有餘悸」，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正是如此，作者每當寫到白山和洪燕時，便透露出一種本能的瞻前顧後，不敢放馬賓士，生恐有損於黨的地下工作者的形象。我在這裡需要馬上聲明的是，作者筆下的白山和洪燕決不是概念化的產物，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只是按照作者的生活經歷與藝術修養，這兩個人物是有可能比現在寫的更好一些的。當然，從古往今來的藝術實踐中考察，這都是一個難題，許多作家都曾為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絞盡腦汁，結果反不如費力不多的次要人物更有藝術生命力，王林同志恐怕也還沒有突破這一困境。
在《叱吒風雲》中，最能吸引讀者的，()當首推幾個歷史人物。周恩來同志的從容鎮定、高瞻遠矚、愛憎分明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的記憶；愛國將張學良的豪爽、楊虎城的深謀遠慮以及獨夫蔣介石的狡詐陰毒、背信棄義，也都歷歷如在目前。如果我們要求得更高一些，那就是，對這些歷史人物的塑造，還應當多少增添一些工筆：在粗線條上適當加入一些細線條，會使許多人們所熟知的歷史人物更有風采，更覺婀娜多姿態。這裡面，特別使我這個讀者感到不太滿足的是周恩來同志與張學良將軍的延安之會，以及周恩來同志與蔣介石的西安重逢。前者是確定歷史轉折的一個關鍵時刻，後者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再度合合作的新起點。在這兩個非同尋常的場合里，許多歷史的、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色調，都各自在不同的人物的身上、不同的時間空間，充分顯現出來了，正是筆飽墨酣地塑造這些歷史人物的大好時機，卻被作者輕輕地放過了。這在作者，有可能擔心於過細地描寫與作品的整個基調不合；其實這是一種過濾。以《水滸傳》之粗，常常粗中有細，以《紅樓夢》之細，又常常細中有粗，一幅歷史畫卷，倘若都是一色筆墨，反而免於單調了。
以上這些粗淺之見未必妥當，更難免有吹毛求疵之嫌，我還要鄭重地說，我是懷著興奮的心情，如饑似渴般地讀完《叱吒風雲》的。我從王林[蔭道位老作家的身上學到了刻苦勤奮、百折不饒以及對待藝術問題的虛懷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