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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不遠遊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六,算起來,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裡,驅使我不斷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和「事業」。父母在人前誇耀兒子時,所依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圓滿,事業小成。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可以說,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榮耀,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開始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節,父母來上海和我們一起過年,那一天,全家人擠在沙發上看小品,歡聲笑語之時,老家一個電話打過來:姥爺去世了。我們的歡樂就此結束,一個多小時後,我們拎著匆忙收拾的行李來到虹橋火車站,四個小時後,我們回到了那個悲傷、破敗的北方。一路上,母親流淚,後悔,如果她不來上海過年,就能看姥爺最後一眼,或許還能救姥爺一命。我一路安慰她,心裡卻在想:他們來上海過年尚屬偶然,我卻常年定居在此,有一天,當我的父母老去時,我能侍奉左右嗎?我能趕得上最後一眼嗎?

犧牲大片鄉村和城鎮、成就個別大城市的發展路徑,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資源極端不平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廣大「不幸」生在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扎堆「北上廣」。從正面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常昂貴。當年我興沖沖離家,眼裡只有名校、大都市與錦繡前程,卻不知出來混,遲早要還。如今父母年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吝嗇得每年只給他們一兩次見面機會。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農民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背井離鄉,他們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人,並未因此獲得他們的尊重與諒解——那些「北上廣」的當地人,那些一輩子不曾離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外地人「報恩」父母的想法太陳舊,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難,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外地人那顆思鄉的心,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老實實待在家鄉不就沒這些痲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三年後才可陳請復職。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說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鹹豐皇帝親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矩或許多餘得可笑,但是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莊重。胡適的兒子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這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說歸說,做歸做,胡適本人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堅持每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標準來要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訊手段無比發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說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簡訊?

這是一個制度化、結構性地消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路、中國電信,並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輕人即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走求生的現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原本至高無上,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倒在這坑爹的時代。

網上有人感嘆:「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結束後,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

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親情並未退化到泯滅,它仍然死守在我們內心的底角,當朋友不可靠、愛人不可靠時,父母幾乎是我們最後的情感依託。更何況,千瘡百孔的養老體系,讓子女們更加放不下心,國家不養老,只能「養兒防老」,兒卻遠在千里之外。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把全部心思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們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牽掛是相互傳染的,是要繼承的,父母過分的愛,成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要變本加厲地「返還」給父母。如果中國人的親子關係也像外國人一樣相對獨立,我們兩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灑脫一些?

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也有更多的理由牽掛子女。孔子說: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後半句是說:如果子女一定要遠遊,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讓父母放心的去處。可是,這恰恰是一個「無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異鄉,身心無處寄放,不知道哪裡才是真正的家。這正是讓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親擔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飯沒有著落,潦草應付過去,虧了身子,「不怕一頓不吃,就怕十頓不飽」。我常嘲笑她,說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話說,「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麼多人生難題、終極困惑你不關心,偏偏要糾結什麼早餐。可是,今年,我體會到了她的深意。穩定的、營養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標誌,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對一個母親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擔心。

一位海外學子在日誌上說:「我十九歲上曾發誓,父母去世之時守孝三年,如今我再發一誓,畢業後五年為期,縱棄前程錦繡,亦決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還有人說:「有人問我,為什麼上完學不留在大城市要回來工作?我說,因為家裡有我的家人。我自認為,工作不是說簽了牛逼的企業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過是為了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生活,我不喜歡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建設別人的家鄉,等到爹娘老死還要趕著飛機回去,還不一定買得到票!」少數人的回歸和反抗,讓人欽佩,但另一個事實是,大部分人仍被時代裹挾,急惶惶踏上不歸路,卻忘了其實身後還有另一條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這話放在親子關係上也成立,對父母來說,我就是他們的「面子」,我自幼學習好,不惹痲煩,上學工作都沒讓父母操心,現在混跡大上海,娶了上海的漂亮媳婦,在北方的縣城,這些足夠他們炫耀了。但其實,我不過是一張「面子」,我一點都不實用,我只有觀賞價值,基本沒有使用價值,父母不要我的錢,我也沒能力為他們托關係走後門,我們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們通一個電話,一年回去一到兩次,和他們朝夕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也就半個月,對他們來說,我越來越只剩下象徵意義。我的父母為了省下一塊錢的公車票,甘願步行幾站路去辦事,我在上海,一個月打車費上千塊,下一次館子就夠他們一個月生活費,我們好像生活在兩個世界。

萬幸的是,我的父母還有一張「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無憂,她把父母接到身邊共同生活,給他們吃穿,帶他們看病,陪他們聊天,忍受他們的爭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沒有那麼多值得吹噓的頭銜,卻是一個盡職貼心的「小棉襖」,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甘願犧牲的「里子」,才有了我這個逍遙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來越不能原諒自己,尤其當父母六十歲以後,當父母的父母相繼離世後,我越發意識到他們的孤獨無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個子女,每一個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該以任何理由推卸責任。

「今生還能和父母見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歲,你每年回家見一次,還能見多少次?」這條微博在網上廣為流傳,每個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數字,每一個數字都觸目驚心。親情在倒計時,永別似乎近在眼前。

姥爺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鐵,列車長嘯,以300公里的時速追趕猝亡的老人,追趕逝去的親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兒,他們只剩下我們,而我們已經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機上悄悄記下:平生第一次,我發現了比生命愛情、正義、寫作更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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