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學生和朋友問我：這輩子你崇拜過誰？我過去48年唯一崇拜的人是我的父親。在我的生命中，父親對我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我的籍貫是雲南省大姚縣，是我爺爺施平的出生地。爺爺年輕時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薰陶，後來離開了雲南，就讀於浙江大學農學院，在那裡與我的奶奶楊琳相愛並結婚。奶奶是當時杭州進步學生革命活動的主要組織者之一，並因此被國民黨政府判定是共產黨員而被捕入獄；1935年1月5日，我的父親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出生後18天，他的母親就犧牲在國民黨的監獄裡；為了紀念和懷念奶奶，爺爺給父親起名施懷琳。
爺爺隨後投身革命、參加抗戰，無暇照顧我的父親，只能把他託付給親戚朋友撫養長大。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爺爺四處打聽，才輾轉在雲南老家找到我的父親，並把他接到北京身邊。父親從出生就命苦，可以說沒有真正見到過生母，而直到長大成人後才與生父第一次團聚。
父親是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讀的本科，母親在北京礦業學院讀書，都是上世紀50年代的大學生。1962年，父親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河南省電力工業局，次年母親也從焦作礦業學院調到鄭州，與父親在同一個單位工作。1967年5月5日，我出生在河南鄭州，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哥哥。那時正好趕上河南省「文革」的高潮，就是武鬥開始，所以我母親在找醫院的時候都非常周折，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醫院，生下了我。「文革」期間出生的孩子，大部分的名字都帶有時代色彩，叫文革、衛東的有很多，父親很希望我有一個響亮一點的名字，但是又不希望太落俗套，最後想了又想，還是取意一心為公，選擇第一個字和最後一個字，「一公」，作為我的名字。父親賦予這個名字中的寓意，在我一生中的很多重要關頭，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我的選擇。
從我有一點點懂事開始，就記得家裡掛的一個精緻的大鏡框，裡面是一位面帶微笑的年輕女子的黑白照片，那是我奶奶大學入學時照的，每次搬家，父親總是小心翼翼地把鏡框包裹好，而每到一處、新家安頓完畢後，又把照片懸掛在最顯著的地方。
1969年10月底，我兩歲半，跟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駐馬店地區汝南縣老君廟鄉閆寨大隊小郭莊。那時的往事，我自己當然已經不記得了，後來母親告訴我，我們家下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受走資派爺爺的牽連和影響，「文革」期間爺爺在四人幫的監獄裡被關押折磨了整整4年半。我們離開鄭州的那一天，一大早就開始把收拾好的家具和行李搬到大卡車上，上午8點多就離開了鄭州，父親帶著年幼的哥哥坐在駕駛室司機旁邊，大姐則站在車上面，一路顛簸，開了十幾個小時，才到達兩百公里開外的小郭莊。因為我和二姐都還太小，跟著母親坐火車到駐馬店鎮車站，下來後再乘坐汽車到公社林場與父親的大卡車匯合，到達小郭莊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村民已經把當地村西頭上的一個牛棚騰了出來，開始味道很重，後來父親母親多次整改粉刷才好些；直到1972年離開小郭莊，這間牛棚成為我童年記憶里最溫暖的第一個家。
後來母親告訴我們：父親認為我們會一輩子生活在小郭莊、不會再有機會回到省城鄭州了；也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吧，父親特別認真地乾農活。每天天剛蒙蒙亮，父親就起床，背上一個籮筐，拿把小鏟子，順著小路去撿拾牛糞、用於農田施肥；白天則是到地里田間向鄉親們學習各種農活；父親很聰明，不僅很快就熟練掌握了各種農活技能，還學會了一邊撐船、一邊在寨河裡撒網打魚。駐馬店地處豫南，春夏季多雨，每次大雨過後，父親都會帶上大姐，兩人配合到田間抓青蛙；父親手持自制的長叉，循著聲音、用手電筒的光柱照射青蛙，此時的青蛙一動不動，很容易被長叉捕獲，然後扔到背著的一個帶蓋的小口籮筐里。在田間轉一大圈下來，就會有幾十隻青蛙入筐；第二天，父親會烹飪美味的田雞宴。
我記憶中的父親特別能幹，我甚至覺得他無所不能。為了讓我們住的更舒適一些，聰明的父親弄來高粱稈、石灰、黃膠泥，把牛棚裝修一新，還隔出好幾個小房間。父親是位很好的理髮師，我在到清華上學以前的18年間，從沒有去過理髮店，總是父親給我理髮；當然，在這方面，哥哥姐姐和媽媽也靠父親。父親還是個很出色的裁縫，我一直到國小畢業為止幾乎沒有買過一件衣服，大多數是繼承哥哥姐姐穿小了的衣服，而哥哥姐姐的幾乎所有衣褲和我過年時偶爾驚喜獲得的新衣服都是由父親親手裁剪縫紉的。除了剪髮和裁衣，父親還有一手好的木工手藝，會打造很美觀實用的家具，20世紀70年代我們家裡用的床、柜子、桌子、椅子大部分都是我父親親手製作的，有些家具現在仍在使用。
1970年以後，父親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講授數學和物理，他講課認真而又生動，頗得學生喜愛。再後來進了城，父親又在當地的鎮機械廠帶領技術人員進行硬質合金的技術革新。1977年恢復高考，他輔導表姐、表哥、大姐認真複習數理化，給他們講解方程式、熱力學，X、Y、Z……我當時一點兒都聽不懂，但感覺科學真酷，這種耳濡目染的環境對我潛移默化的影響非常大。等我們回到了鄭州，父親又去鄭州工學院任教，給學生講課。再再後來又去工廠，做管理工作……
對待左鄰右舍，父親更是一生助人為樂，這是他的做人準則。到了小郭莊之後不久，父親就成了全村90多口人的義務理髮師，一年四季常常有老鄉請父親理髮，逢年過節則是排隊到我們家門口理髮；而父親則從來都是來者不拒、大度寬厚。我們家從鄭州搬到小郭莊帶去的最珍貴的一大件就是一台半新的上海牌縫紉機，這台縫紉機在當地馬上出了名，父親用它不僅負責我們全家的衣褲製作，還幫助全村的鄉親做衣服；春節前一個月，村裡的鄉親大多會到鎮裡百貨店撕上幾尺布料，回來請我父親量體裁剪，大姐和母親也會幫忙縫紉，我則幾乎天天在縫紉機踩踏旋轉的規律節奏聲中入睡。後來大姐告訴我，父親每年春節前都會免費為鄉親們裁剪、製作近百件衣褲。鄉親們為了感謝我們家的幫助，常常拿來自己家裡的土產，比如紅薯乾、豌豆角等等，我父母則還以一些白面細糧。這樣久而久之，父親不僅在村里，而且在大隊和公社都開始享有名氣，很受鄉親們尊重。大家有事情、有矛盾時也會找父親來商量調解，甚至鄰村鄉親結婚都會請我的父親參加，以增添分量。
剛到小郭莊時，那裡還沒有通電，電線桿也只架設到光明公社和閆寨的大隊部，村民們也捨不得點蠟燭和煤油燈，一般天黑以後就上床睡覺了。晚上，整個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爾汪汪叫上兩聲。
1969年底，在徵得村幹部同意後，父親帶著大姐和幾個鄉親，買來電線、瓷瓶，豎起一個個用樹幹削制而成的電線桿，把電從大隊部一直引到小郭莊。小郭莊成為遠近十多個村莊中第一個通電的，這在當時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1972年夏天，父親工作調動到駐馬店地區工業局，我們也舉家搬遷到駐馬店鎮。離開那天，幾乎是全村出動、鄰里鄉親都來送行，難捨難分；村裡的眾多孩子們則是圍著搬家的解放牌卡車看來看去、爬上爬下，非常新鮮；我的母親從集鎮上買來兩斤糖果，分給孩子們吃。37年之後，2009年9月底，我攜妻子兒女陪同母親和兩個姐姐重回小郭莊，幾乎所有上了年紀的村民都出來了，熱情地拉住母親和大姐，問長問短，一再邀請我們住幾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親早已辭世的訊息後，紛紛向母親表達感激、思念之情，這些鄉親的深厚情誼讓老母親眼眶潤濕、讓我感動不已。
父親的言行舉止對我影響非常大。他很幽默，在家裡常常給我們講講笑話、開開玩笑；很豪爽，待人寬厚，做事情很大氣，從不斤斤計較；很開朗、很有范兒，在駐馬店鎮生活的那幾年裡，父親常常騎車帶我出去，一邊騎車一邊吟唱樣板戲選段，其中《智取威虎山》和《紅燈記》裡的幾段我都是在父親的腳踏車上聽會的。2014年底，新版的《智取威虎山》上映，我馬上想起父親、立即去電影院裡回味了精彩的劇情，也更加懷念我親愛的父親。不知不覺中，從小父親就成了我的偶像，我做事的時候總想得到父親的誇獎，父親對我既慈祥又要求很嚴格，他很少批評我，但是也很少會表揚我；即使對於我獲得1984年全國高中生數學聯賽河南賽區第一名這樣的榮譽，他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讚揚了兩句，並要我看到不足戒驕戒躁。父親的廚藝極佳，逢年過節都是父親掌勺炒出一盤盤可口的菜餚，1985年我保送清華大學之後，父親很高興，親自下廚給我做了一桌美味慶祝。他總是希望我能夠做得再好一點，不能知足常樂，而我也一直為了不讓父親失望而努力學習和進取，直到現在，我做每一件大事的時候總能想到要對得起父親的在天之靈。我覺得從小到大，一直到清華畢業至今，對我影響最深的人是我父親，而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是27年前的一天。
1987年9月21日，父親被疲勞駕駛的計程車在腳踏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的時候，他還處於昏迷狀態，但血壓和心跳等生命體徵都還正常。但是，醫院急救室的那位醫生告訴肇事司機：必須先交付500元押金，然後才能救人。四個半小時之後，待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測不出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我最敬愛的父親在醫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救治，沒有留下一句遺言，也再沒有睜開眼睛看他兒子一眼，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這個事故對於還在上大學三年級的我打擊太大了，我無法承受突然失去父親的痛苦；自己的世界傾覆、價值觀崩潰了，之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常常夜不能寐、凌晨三四點跑到空曠的圓明園內一個人抒發心中的悲憤。直到今天，夜深人靜時我還是常常想起親愛的父親、也抑制不住對父親深深的思念。當時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那位見死不救的急救室當值醫生：醫護人員的天職不是救死扶傷嗎？為什麼見死不救？不救救我的父親？！
但是，我後來逐漸想通了：這樣的悲劇不止我一個家庭。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生離死別的人為悲劇。父親活著的時候，總是在不遺餘力地幫助著鄰里鄉親和周邊許許多多沒有那麼幸運的人們，以自己的善良付出給這個世界帶來溫暖和關愛。子承父志，如果我真的有抱負、真的敢擔當，那就應該去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我開始反思、也開始成熟。
其實直到父親意外去世，我一直都非常幸運。從國小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覺得我缺乏像父親一樣的胸懷和回報之心。父親去世後，我真正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好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們，用自己的力量讓周圍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這種心情跟隨我在國外漂泊了十八個春秋。
現在我回來了，回到了清華大學。外面總有些人在揣度我的回國動機，說施一公回來如何如何。其實，我不止一次告訴大家，是我的真心話：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有理想、敢擔當的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較高的時候去影響他們，希望清華的學生在增強專業素質、追求個人價值的同時，讓他們清楚而堅定地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己對於這個國家和民族義不容辭的責任，承載起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大夢之重任！
2015年1月5日，是我父親的八十歲冥壽。這天，我恰好在杭州——父親的出生地——開會。一天忙碌之後，我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間，情不自禁地想起父親，淚流滿面，只能給父親的在天之靈寫信：「爸爸，您走得太早了、太急了，都沒能趕上一天好日子、也沒能叮囑兒子一句話；27年來，兒子拚命努力，只怕辜負了您的期望。」
我深深地懷念我的父親，也希望自己能有像父親一樣的大愛和情懷。父親的吟唱似乎就在我耳邊：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施一公，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1967年5月5日出生於河南省鄭州，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2014年12月，中科院院士施一公教授出任清華大學校長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