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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幸運的青春從來都是別人的

2004年初,我結束第一份工作回到杭州。

杭州並不是我的故鄉,只是我和男票讀了四年大學的地方。但是因為這四年太美好太快樂,我們在初入社會的寒冷中貪婪地從記憶里攝取能量,於是兜兜轉轉,還是回到了這裡。

在母校的後門,一個叫做青芝塢的農房集中地,我們租了一間小小的平房。我堅持擺了兩張床,當然其實我們睡在一張床上,但多出來的那一張總讓我略覺心安——萬一有片警查結婚證呢?!十年前的姑娘小伙們就是這么傻。

你別說,片警還真的來過一次,當然不是查結婚證,而是因為這附近出了一宗強姦案。自那以後,我睡覺的時候都把一個板凳拖到那扇搖搖欲墜的木門後,板凳上放一串風鈴,枕頭邊放一把菜刀。

但最可怕的還不是傳說中的強姦犯,而是睡到半夜時的尿尿問題。屋裡沒有廁所,公廁在步行十分鐘開外。寒冬臘月的月黑風高,哆哆嗦嗦地朝著公廁一路小跑,男票舉著手電打著哈欠跟在旁邊,這時候真羨慕他能隨便找個亂石堆就是一泡。

比起畢業的那年,我們都虛長了幾歲,但還在原點。男票在讀研,而我再一次面臨找工作這件大事。

十年前的我很幼稚,總是太晚看到生活的本質。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滿腦子都是對偶像劇裏白領麗人的盲目嚮往,結果被第一份工作狠狠地扇了一記耳光。

可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時候我還是沒長進。在看起來很美的世貿中心裡工作了幾個月之後,我再一次不得不從讓我找不著三觀的私營諮詢公司里辭職,卻被拖欠了一個多月的薪水,遲遲得不到落實。

之前,在與他人的爭鬥中,我總是先放棄的那一個,因為很害怕醜陋。在糾纏和放手之間,我永遠選擇後者。但這一次,我較真了。與生活較真,與自己較真,與那些我搞不明白為什麼要傷害我的人較真。

我每天準時出現在世貿中心十樓的辦公室里,搬一張椅子坐在老闆的身邊,沉默著什麼也不說。有客戶來找他,他斥責我出去,我還是不說話,不走。

這樣堅持了一個星期。拿到討來的薪水的那一天,我大步走出世貿中心,脊背挺得直直的。然後,站在門口明晃晃的陽光中,放聲大哭。

《飄》里有句話說,當一個女人無所畏懼的時候,她就不是個真正的女人了。而我知道,從那一天起,我也不是個真正的女人了,我有了潑婦的那一面。對這個世界,從此以後,我潑得出去了。

這不知該算杯具還是洗具。

要債要來的錢並不是什麼大數字,因為薪水本來就不高。那段時間我和男票還是窮得很爽的。我們曾經捏著兩塊錢,從解放路的百貨大樓逛到延安路的銀泰,然後坐公車回家,還好當時沒有空調車。我們還曾經在一個早上,分享最後的一包甜趣餅乾,都為了對方不肯多吃一塊假裝大發雷霆。

銀行卡里剩下最後的五百塊的時候,同學裡的第一個紅包炸彈降臨了。是男票的鐵哥們,不送或者少送都絕對不行。我從卡里取出最後的錢遞給他,然後摳著ATM機哭了。

奇怪的是,這些細節都是多年後現在的老公,當時的男票告訴我的。我自己居然都忘了。當我回憶自己的青春歲月,我記得的竟然全是幸運和快樂。也許是因為我的心靈太粗糙,也許是因為,就像我對老公說的那樣:

有青春打底,什麼樣的苦都不算苦。

2004年的夏天,我又開始找工作。這一次相對順利,在一次朋友聚會上,一位師兄說他帶的團隊正在招人,我如果願意,就可以去,連面試也不需要。

我接受了。一個IT銷售員的職位。如果是年初的時候,我不會有勇氣接受這樣的職位,但經過了討薪大戰之後,我知道自己有一個平常看不見的硬核。

我不相信自己,但我相信那個硬核。

進了公司才知道,一切沒那么簡單。當然了,對一個二十四歲的女孩來說,這個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這句話來總結:原來沒那么簡單。

師兄帶的團隊如果叫做正規軍,那么就還有另一支團隊叫做野戰軍。野戰軍全不按章法做事,到處搶單,連正規軍的也不放過。正規軍里都是像我和師兄這樣的人,玩野戰,我們玩不過對方。

師兄對我說,我們要找藍海。有些人適合開拓,有些人適合纏鬥,把適合開拓的那些人放到纏鬥中,他們總是會吃虧,所以,聰明的選擇是放開紅海,去找藍海。

從2004年夏天,到2005年的夏天,有一個25歲的女孩,拎著一個行李箱,箱子裡有一份師兄給她的通訊錄,跑遍了浙江所有的城市。

每到一個城市,有時常常是深夜,坐上計程車之後我會打一個電話給男票,告訴他:“我現在上了車牌號XXXX的計程車,正在向XXXX開去。”

這個電話不是給男票聽的,是給計程車司機聽的。這是一個女孩想出來的保護自己的辦法。一直到今天,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都會打這樣的一個電話,有時甚至只是裝裝樣子,根本沒撥通。

在陌生的城市裡,我還發明了快速找到經濟、乾淨、安全的旅館的辦法,那就是當地最著名大學的招待所。白天,我換上套裙拜訪客戶,黃昏時回到大學食堂里吃頓晚飯,內心寧靜。

我按照通訊錄逐個打電話約人,有時要打出十幾個電話才能約上一個。但我的優勢是:我看起來極其無害。在浙江,人們往往見過了太多的精明人,反倒願意和一個無害的女孩打打交道。

2005年的夏天,我和師兄的那一片藍海,已經略顯浩瀚。野戰軍們再也搶不了我們的單,我偶爾回公司處理報銷單據的時候,連對方的頭頭都會過來道一聲辛苦。

但我自己的心裡知道,我累了,跑不動了。還有無可避免的是,在這種狗一般的生涯中,我和男票的愛情漸漸瀕臨死亡。什麼也無法填平那條由時間和距離造成的鴻溝,多少滿欲傾訴的時刻一旦被錯過,再見面的時候也只能相對無言。

在公司的時候,我常常喜歡躲開人群呆在複印間裡。有一天,我發現傳真機不停地吐出同一封信,收信人是我,落款人是男票,信的內容只有一句話

“If there is a chance to love you, I will never hesitate.”

只要還能再愛你,我絕不會猶豫。這是大學裡他常常對我說的一句話。

那天我在複印間裡,一邊一封封地用碎紙機粉碎這些信,一邊哭。哭完了,我決定再一次辭職。在一次又一次的投標中,我與我們代理的某500強品牌的銷售經理逐漸熟悉,後來他知道了我的第一份工作經歷也是在500強公司,又有了這么多的代理銷售經驗,他說我應該去他們的公司工作。

就這樣,2006年,我和研究生畢業的男票一起來到上海。火車駛入如今已被停用的梅隴火車站,這是我們徹徹底底的再出發:事業、愛情、生活。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忐忑。

時隔多年之後,我還在上海,由二字頭變成三字頭,由女孩變成母親,由房客變成房東。我80末的妹妹對我的一切人生教誨都很鄙視,因為她認為我是幸運的一代,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但我一直想告訴她的是:傳說中幸運的青春,從來都是別人的。事實上,不會有哪一場青春是特別幸運的,也不會有哪一場青春會特別悲慘。所謂的幸運或悲慘,只取決於你看事物的角度而已。

青春,就是一場自己與自己的戰爭,愛過自己,恨過自己,放過自己,然後可以坦然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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