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演講後，我有幾個方面的感想。
馬克思曾說，資本主義在它不到100年的時間裡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所有時代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
看了這句話，由不得要問：中國生產力創造的黃金時代是落在哪個區間了呢？它與我們的國際話語權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國際上的發言權，在某種程度上是取決於財富、取決於生產力水平的。人類歷史再往前推516年，在「西半球不知道東半球，東半球不知道西半球」的那個漫長時代，古中國曾經擁有過世界上最強大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但由於時代所限，祖先們沒怎麼在國際上發出過聲音。
接下來的「屈辱近代史」大家都了解了，列強瓜分中國，「八國聯軍」所在的每一國，都用中國人的血汗錢墊高了自己的「腳跟」一一最早的掠奪者大英帝國自不必說，法、德、俄、意、美也不必說，就連此前追隨中國幾千年的日本小兄弟也「回刀屠師」，用大清帝國的巨額賠款充實了百年維新的底子。
從這個意義上追本溯源，我們甚至可以說：已開發國家的「長城」是用開發中國家的「磚頭」砌成的！（再說得委婉一點：已開發國家的「長城」中有我們開發中國家的「磚頭」。）那時，被人一隻腳踩住左肩、另一隻腳踩住右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只能切膚痛感一個真理：「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無話語權）
新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財富創造最快的時期。套用馬克思的句式，我們可以說：中國在最近3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比它過去300年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還要大一一這，正是我們今天獲得話語權的源泉所在。
把生產力搞上去，是我們贏得國際「話語權」最為根本的路徑！
美國的崛起，與一戰、二戰「腥風血雨」都未在其本土上是有關聯的。
哈佛大學的傳奇，從源頭上講，也可以說是哈佛先生所捐財富催生出的燦爛奇葩。據介紹，哈佛大學的畢業生中，共有六位曾當選過美國總統，他們是約翰·亞當斯（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奧多·羅斯福、富蘭克林·羅斯福（連任四屆）和約翰·甘迺迪；哈佛大學的教授團中，總共產生了34名諾貝爾獎得主。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於物質一一經濟與文化就是這樣循環漸進的。
不管是被迫，還是主動，當我們「與別人較勁」的時候；收穫的是「零和遊戲」，當我們「與自己較勁」的時候，你贏我贏，沒有輸家。
20世紀的中國，我把前半葉看作「負數」，後半葉看作「正數」。
為啥？戰爭，人死物傷，減法；和平，國泰民安，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虛數」，後30年看作「實數」。
為啥？前30年有「鬥爭」，「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其樂無窮」，外斗修帝主義，內鬥地富反壞，直斗得天昏天暗，是非難辨，人身不保，生產力的創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線」了。後30年雖有競爭，卻沒「鬥爭」，所以，人的主觀能動性得到空前解放，我們成為全世界最為耀眼的一個「增長極」！
下一個30年，「競爭」與「合作」的關係怎麼處理？「和諧」十白是硬道理。
在哈佛大學接受提問的時候，話趕話，趕出這樣一個回答：先富有先富的累贅，後富有後富的便利一一西方人過去已經購買過的東西，像房子和房子裡的貴重物品，他現在就不需要購買了；而我們中國許多人過去沒買過這些東西，所以購買力就旺盛。
毛澤東說過，一窮二白也有一窮二白的好處，可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這裡好有一比：改革開放30年，這當中許多人曾有個「鐵飯碗」，這是優勢，似乎不用為未來發愁；但也是劣勢，反而捆住了自己的手腳。而另一些連飯碗也沒有的人，只好「自己給自己造飯碗」，於是，這些人成為中國最早的萬元戶、百萬富翁乃至傑出企業家。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階層逐步擴大，許多人是在「用錢掙錢」，那種為工作「殫精竭慮，廢寢忘食」的「原始圖景」在他們的生活中漸行漸遠。()但我們沒有錢，我們還得艱苦勵志創業，我們還得把自己的腦力和體力挖掘到最大化，「別人睡覺的時候，我們得走著」一一而這，正是我們可以後來居上的理由。
眾所周知，新建企業的設備一般總是比先建企業的設備要前衛一些，而先建企業又不可能一夜之間把所有的舊設備統統扔進垃圾場。後發國家與先發國家之間也往往面臨著同樣的際遇。這也是後來居上的理由。
每一個後發國家的崛起，都與新的歷史潮流有關。在網際網路、信息化這個歷史潮流滾滾湧來的時候，全世界所有國家幾乎一下子站到了同一起跑線，這就是機遇。
我們中國勵志創業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擁全世界最大的市場。
而且，你最有可能對這個市場的脈搏把握得最準。
所以，還是我老說的那句話：你只要做成中國第一，那你就有機會成為世界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