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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犁:楊國元

冬季,我下鄉到於村。中午的時候,我就到村公所了。這是沒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東屋是圖書室,西屋,財政委員們用來算帳和收存公糧,北屋三大間,地下擺著一排檁條,是村幹部們開聯席會議的地方。

幹部們還沒有來,陽光很好,我站在院子裡取暖。

最先來到的幹部,是楊國元。他是村支部的組織委員。他個子並不很高,穿著黑色棉襖棉褲,腰裡繫著一條寬皮帶,光看頭。他的頭髮極黑極密,像用墨膠塑成。加上他那黑臉,濃眉,絡腮鬍子楂,當他偶一皺眉的時候,那黑勁就連成一個了。他抱著他的小女兒,這是打扮得很華麗,長得很好看的一個孩子,臉上還點著胭脂,抹著粉兒。這孩子在他懷裡,就像是在一塊大黑石頭旁邊,伸出來開放的一箭花朵。

楊國元很熱情,他立在院裡,和我談了兩個小時。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襖的旁邊口袋裡,當我們談到這一帶在抗日初期,組織隊伍的時候,他才把左手掏出來,那已經是殘廢得很厲害了。他說:

「我從小受苦,那時我認做是紅軍,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隊裡當偵察連長,作戰很勇敢,左手受了傷,那時醫療條件很不好,復員回來,手背上還帶著一塊碎鐵,整天流膿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著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塊鐵片才掉了出來。

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費了一番考慮和周折,他說:

「第一,民眾條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邊上;第三,要靠近幹部。」

隨後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們都要睡覺了,他才來領我到黎彥增家去,那裡一條炕上睡著兩個青年團的幹部。楊國元說暫時在這裡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婦合併了,就叫我搬到他那裡去住。他說他就是願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發個牢騷什麼的也方便。

我終於在黎彥增家長住下來了,並沒有搬。我覺得叫他和老婆離開是很不合適的。

而這裡離他家並不遠,差不多每天晚上,楊國元都要來的。他給我借了一個小煤爐,又套車到合作社拉砟子,我們生起火來,屋裡很暖,坐上小沙壺,又有開水喝了。

於是,他的牢騷就來了。他總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們現在分布全國,很多人擔負著重要的職責。楊國元說:

「我還是一個村幹部。當然,什麼工作也一樣,可是村裡的工作就是難,別人也不把咱看到眼裡。我參加工作的時候,這些人還不知道在哪裡,現在有的竟當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裡的人,連土帶末子給我往車上裝,我把他的鐵鏟奪過來了!合作社主任出來和我講,我把左手伸出來,把他頂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評了他的魯莽作風,其實他現在的缺點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級布置:每個支委帶動民眾打一眼井,他沒有完成,受了批評。這些天,村里正在整黨,一天早上,我在縣城的大集上看見他背著一個糞筐遛達著。我說:

「今天上午不是有會嗎?」

他笑了笑說:

「腦子發脹,要出來轉游轉游才行。」

一談起過去的事,他的興致就來了。常常在我那裡一坐就是半夜。餓了,就拿黎家幾塊山芋,放在爐口邊上,用鐵洗臉盆一蓋,悶出來的山芋,實在好吃。但他也從來沒有像一些農村青年那樣嚮往城市生活,想出來工作的意思。

整黨正緊張,他鬧起爆發眼,躺在家裡不出來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個梢門筒,兩間西屋,三間北屋,都是磚房,是土地改革時分配的。他父親和兄弟媳婦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線上一個國營農場裡工作,兄弟媳婦也常去住,家裡纏嚼很輕。楊國元夫婦住西屋,他因為殘廢,每年可以領到八百斤小米的撫恤。此外,種著十五畝地,養一匹小驢,小驢就在楊國元的外間餵著。

楊國元的屋裡拾掇得很乾淨,北牆上掛著毛主席的相片,裝著鏡框,旁邊有一副寫得很好的對聯,橫批是「革命家庭」。東牆上掛著時鐘,有三四架,滴答響著,像進了鐘錶店一樣。這使我吃驚了。

楊國元躺在炕上,戴著一副墨晶眼鏡。他說:

「這都是我買來的,過去我好修理槍,現在就好修理這個。

對對你那表吧,我這鐘都是根據電台播音對好的。」

我才看見,在迎門櫥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礦石收音機。楊國元爬過來,把耳機子安在我的頭上,說:

「聽聽吧,清楚著哩!」

在鄉下看不見當天的報紙,我自從知道楊國元有這個設備,每天就抽些時間去聽一聽。

我發現,楊國元並不大好聽這個,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鐘錶,也是為了修理的興趣買來的,並非為的實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買來的。他問了我很多關於無線電的問題,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說,他打算給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寫封信,和他們取得聯繫。可是,直到現在,他認識的字還很少。

他老婆進來,把孩子交給楊國元。這女人很年輕,看來,楊國元很聽她的話。她說:

「上級批評俺家他爹不參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參加呀,是俺家他爺爺頑固。家裡整天為這個吵架,里外夾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於村住了兩個月,我和楊國元接近的最多。臘月,我要轉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車送我。他的車油漆得很好,小驢兒刷理得很乾淨,他替我鋪好褥子,上面蓋得嚴嚴實實。這天,道路上的風霜很大。

「你再給我提些意見吧,」楊國元坐在車轅上說,「昨天,支委會上你談的很簡單。」

「也就是那些意見了。」我說,「你常常想到過去,過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艱苦的年代,我們想到工作的時候多,照顧家庭的心情少。現在,因為家庭生活有個規模了,我們為家庭分心的時候也就多了。村裡的公眾的事情,幹部們不大關心,比如村公所的會議室,民校的教室,國小校,到冬天還是窗子不糊,爛磚滿地,沒人去管。我們應該像過去那樣,熱心地學習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機,可以和宣傳委員合作,把電台每天廣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記下來,自己學習了再向民眾講解。」

實際上,教育別()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難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別人,除去了解他的歷史,還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沒有。我也不知道是因為惜別呢,還是我的話引起了他的苦悶,看來楊國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說:

「我應該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戰爭的環境裡出現的剛強的人物。是矗立在亂石中間的一塊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從靜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質和他身體裡包藏的無限火種的力量,再能激發這種力量,他就進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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