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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的勵志人生

俞敏洪的勵志人生


俞敏洪的辦公室里,一幅放大的、掛在牆上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在一片長著荒草的田地上,立著兩間已無人居住、搖搖欲墜的破瓦房。

那是俞敏洪在江蘇江陰農村的老家。

他拍下這張照片,為的是永遠記住過去,記住生命中那一段又一段孤獨、失敗與屈辱的日子。

許多人見到他,都不敢相信,眼前這位瘦弱高挑、面容憔悴、長著一雙浮腫眼睛的男人,就是製造了“新東方神話”的俞敏洪?他就是那個人選《亞洲周刊》“21世紀影響中國社會的10位人物”、《中國青年》“21世紀影響中國社會的100位人物”,中國千百萬青年人心目中的“平民英雄”?

這一切,俞敏洪是怎樣做到的?

他曾經出版過一本演講集,《挺立在孤獨、失敗與屈辱的廢墟上》。書名就讓人驚心動魄。

上大學三件事:知識、友誼、愛情。可是,伴隨他的永遠是絕望

從國小習差勁、江陰農村田野里的插秧能手俞敏洪,連續考了三次大學,英語從33分、55分,考到98分,出人意料地進了北京大學。北大是什麼地方?人人都是人中龍鳳,人人都比俞敏洪聰明能幹。他總是被同學嘲笑。

俞敏洪心情鬱悶,讀到三年級生病了,大口吐血,肺結核,休學一年。休學意味著留級,和原來的同班同學又差了一大截。這個打擊是毀滅性的。

他悵惘,希望在哪兒?他概括上大學三件事:知識、友誼、愛情。可是,伴隨他的永遠是絕望。學識不如人,聰慧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交女朋友更不如人……“死的念頭都有了”。

然而俞敏洪畢業時陰差陽錯留了校。當時,出國幾乎成了成功的一標誌。朋友和同學,徐小平、劉江、包凡一……陸陸續續去了美國和加拿大,剩下總是不如人的俞敏洪。老婆恨鐵不成鋼,罵他窩囊廢。

終於有一家美國大學錄取他,3/4獎學金,還差5000美元。連買個饅頭,買棵蔥都算了又算的俞敏洪,到哪兒湊這個錢?

他決定到外面去兼職上課。1989年夏末,他穿著褲衩、趿著拖鞋出了北大校門,到外面英語培訓班當老師。每小時20元,他定了個目標,為3/4美元而奮鬥。

1990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外面下著雨,同學加好友王強竄到他家喝酒。北大的高音大喇叭正在廣播。

“你聽你聽,老俞,在說你呢!”王強急呼。

果然,廣播裡在說“俞敏洪”如何如何。呀,是北大對英語系教師俞敏洪的處分決定,說俞敏洪私自在外授課,嚴重影響教學秩序。

處分決定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里鎖了一個半月。處分這么重,公開侮辱,俞敏洪事先不知道,沒有思想準備。

北大曾經規定,對教師的處分不公開,因為教師要給學生上課,在學生面前最重要的是面子。北大在俞敏洪這裡破了規矩。第二天,俞敏洪走進教室,學生異樣的眼神告訴他,他呆不下去了。

1991年秋天,28歲的俞敏洪離開了北大。這個曾給他榮耀、自信、自卑。讓他夢縈魂繞又傷心不已的北大……

離開北大第二天,宿舍就被學校收回。他拖家帶口,打游擊一樣租了四五次房子,剛開始租農民的房子,教農民的孩子英語、數學、語文,用來代替房租……

流離失所的俞敏洪,下定決心扎進江湖,憑著北大練出來的頭腦和一張嘴,當了“個體戶”。

他去找曾經任過課的民辦東方大學商量,創辦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學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費。

他在中關村第二國小租了間平房當教室,一個窄窄的胡同里。門外支張桌子,一把椅子,“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正式成立,只有兩個人,他是頭,他老婆打下手,當出納會計,上午俞敏洪騎腳踏車出去,拎著漿糊桶。電線桿子上貼廣告,下午守株待兔。

第一天,來了兩個學生,看見“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那么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倆,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記冊乾乾淨淨,人影都沒有,滿臉狐疑。俞敏洪好說歹說,讓兩個學生留下錢。夫妻倆正高興著呢,兩個學生又回來把錢要回去了。

一個星期六,三個學生十分爽快地扔下錢走了。“1000多塊錢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個月的工資啊!”晚上回家,他老婆一面數錢,嘴裡一面念叨著:“來了三個……來了三個……”

他在一旁看著,心裡琢磨,為什麼來了三個人後,再往後就沒有了呢?為什麼好多人來看看報名冊就走了呢?

俞敏洪心生一計。第二天,他在出國考試托福、GRE所有報名冊上各填30個假名字,來人像是從第31個開始。這一招還挺靈,一些學生將信將疑報了名。

俞敏洪精確計算過,搞了這種詭計後,每四個學生,會有兩三個學生放下錢。轉眼間,到了1991年冬天。中關村二小這潭水開始活了,但是,學生還是不多,死不了、活不好,沒有生氣。怎樣才能讓大家相信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牛,他俞敏洪牛,而且有信用?

他又心生一計,“咱們現在學生少,賺不到錢,乾脆辦免費講座。”

他寫了廣告,定了中關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結果大出所料,晚上來了二三百人,教室里擠得滿滿的,教室外還有200多人,把四個視窗堵得嚴嚴實實。

場面宏大感人,人氣旺盛。俞敏洪頓時精神倍增,侃侃而談,超水平發揮,兩個小時下來,效果極佳。北京初冬的天氣,外面奇冷,教室窗子大開著,里外的人,沒有一個離開。這是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師生涯中從未有過的經歷。他在學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種激情,一種渴望,給他以震撼和希望。

又一次租了個圖書館,會場外又有好幾百人進不來,俞敏洪乾脆到外面去講。他站在一個大汽油桶上,在凜冽的寒風中像革命志士一樣慷慨激昂,講得自己和學生都熱血沸騰……

“免費講座”開創了北京民辦教育的新形式,為俞敏洪的出國考試培訓打開了局面。

一上路,就進入了激烈競爭的漩渦中心。

1992年初春,一個廣告員出去貼電線桿廣告,被競爭對手捅了三刀。俞敏洪意識到社會關係的好壞,是將來自己做大的前提。人托人。好不容易請了公安局的人吃飯。不會社會上那套經驗的俞敏洪,憋不出話來,為了顯示自己的真誠和掩蓋內心的尷尬、恐懼,他不停勸酒,自己先喝,最後把自己喝到了桌子底下。

送到醫院、搶救兩個半小時才活過來。醫生說,換一般人,回不來了。

老師背他回家的路上,一個多小時,他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我不幹了,把學校關了——”

“那時,我感到特別痛苦,特別孤獨無助,四面漏風的破辦公室,一家人住在四面漏風漏雨的農村房子裡,沒有生源,沒有教師,沒有能力應付社會上的事,同學都在國外,幹的事看不到希望……”

哭夠了,喊累了,睡著了,醒來後,酒也醒了。晚上7點還有課,又像往常一樣,背上書包上課去了。

競爭在繼續,捅刀子的沒有了。

一個沖妻子大喊“我發財了!”一個說“這太奇妙,太刺激了”

活下來後,生命的衝動就是長大。

1993年11月16日這個日子,俞敏洪就像自己女兒生日一樣記得清楚。這一天,“新東方”在北京西北角的西三旗一間平房裡誕生了。

到1994年時,俞敏洪已經掙夠了學費,可以追隨徐小平、王強出國留學了。停下來往回一看。他發現,新東方這駕馬車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程,學生數1994年比1991年出來乾時增加了好幾百倍,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他自己都嚇了一跳:事情乾大了?!

出國,還是繼續拖著新東方這駕馬車往前走?他拿著學生報名冊愣了很久,2000多個名字,都是自己一筆一划寫下來的。新東方這個孩子養大了,襁褓中撫育,風雨里成長,扔掉,捨不得啊。那台“紅大發”麵包車,已經開了三年,天天跑印刷廠,跑各教室,印資料,運資料,親自把一份份資料發給學生。出國。學什麼?說穿了,就是一個面子的問題。

他終於做出了一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決定:留下來,讓出國留學見鬼去吧!

他意識到新東方將是他的終身事業時,他想到了國外的老朋友們,他需要這些人與他一起乾。1995年底,新東方已經有足夠的實力和發展前景,吸引國外的老朋友們回來了。

1995年11月9日,溫哥華機場。

俞敏洪在溫哥華機場寒風中等徐小平已經等了一個半小時!

不熱情的回應電話里“失去了精氣神”,又把第一次出國的“老朋友”撂在機場上一個半小時,都不是徐小平以往的風格。原來,天才徐小平在國外混得窮困潦倒,妻子教書養家,自己在家帶倆孩子。前途無望,長期以來心情沮喪。

一開始,徐小平還裝著“驢屎外面光”,很有錢的樣子。

沒兩天露了馬腳。他領俞敏洪到一家酒吧,開著車在酒吧外繞了兩圈都不停車。俞敏洪指著停車場說:

“你把車停到那兒不就行了嗎?”

“這兒有個免費停車場,我在找呢。”徐小平很自然地說。

“怎么這……”俞敏洪一時很震驚,想說“怎么這么窮”,咽回去了。其實,俞敏洪不說出來,徐小平也知道他想說什麼。

徐小平也在觀察俞敏洪。俞敏洪花錢如流水,在北美40多天,見同學,見朋友,一路上花了一萬多美元。他有明顯的顯擺心理,要花錢給大家看看,急於想讓同學們知道,“我俞敏洪從一個特沒出息的人,變成了一個特有出息的人。”

俞敏洪對徐小平大談新東方的情況。他說:新東方現在有一萬多學生,北京城起碼有10萬人是他的“門徒”,新東方的老師一節課最多能掙1000多塊,一節課兩個小時,他和有的老師一天要講10個小時課,一天掙好幾千塊錢。

“一節課i000多塊?”“是啊。”

徐小平開始算賬。一個哈佛教授年薪12萬美元,一個月1萬美元,一天300美元,換算成人民幣,一天也就是掙2400元人民幣,新東方老師一天掙四五千元人民幣!在加拿大講課,一天掙100美元就不錯。這絕對是全球以教書為生的人最高的日工資!

徐小平大為震驚。

俞敏洪勸徐小平回來做移民諮詢,因為他在加拿大的一家公司做過移民諮詢,懂加拿大法律,可以利用新東方這個舞台。

俞敏洪說,你回來,你的夢想我幫你實現。徐小平開始傾述他的夢想,情感的閘門打開,就止不住。他不停地傾訴,不停地給俞敏洪唱他寫的歌,苦悶而憂傷的歌,一首一首地唱,一邊流淚,一邊唱。

俞敏洪心裡哽哽地想哭,哭不出來。

一會兒老婆回家,徐小平興奮得忘乎所以,沖老婆大喊,“我發財了!”

然後,孤零零的俞敏洪開著車,在北美的風雪交加的夜晚中狂奔。他還要去找王強。王強在美國著名的貝爾實驗室做軟體開發,拿著6萬美元的年薪。

真正打動王強的是“看”。

王強帶俞敏洪去普林斯頓,走進一家超市,有打工的中國學生,突然走過來,滿臉景仰地問:“你是俞老師嗎?”走進一家餐館,也有中國學生站起來,“俞老師……”甚至走在大街上、校園區,也碰見了不少叫“俞老師”的人。王強兩眼放光,像看外星人一樣看著俞敏洪。這太奇妙了!太刺激了!

那時候,俞敏洪在新東方親自教的學生成千上萬,分布在北美各大學,真正是“桃李滿天下”的感覺。而這也正是王強夢寐以求的感覺。

四隻老虎一隻猴,形成了新東方極強的爆發力

俞敏洪、徐小平、王強“聚義”,給新東方注入了新鮮血液。

這幫哥們兒可不是等閒之輩。俞敏洪做了四件事:第一,為迎接徐小平,他用30萬元的原裝“帕薩特”換了“紅大發”麵包車;第二,攆走了原來做移民的加拿大老外,騰出地方讓徐小平入主移民公司;第三,王強回來不久,撒出管財務、行政、後勤的老婆,改變新東方“夫妻店”形象;第四,劃分地盤,確定新的利益格局。

俞敏洪決定不出國後,開始用比較長遠的眼光來規劃新東方學校。徐、王回來前,他就開始做鋪墊。1994年底。他找到了民辦外語培訓學校“理想學校”校長杜子華。杜子華口語、聽力教得不錯。

兩個民辦校長見面。俞敏洪提出了兼併方案:一,新東方教師一節課平均300元,如果杜子華過來,可以每節課600元,翻一倍;二,口語班可以合併到新東方,交學校15%的管理費,其餘歸杜子華。各有所得,皆大歡喜,兩人一拍即合。

這是俞敏洪典型的“糖紙理論”實戰演習。小時候,俞敏洪有糖自己不吃,給農村小夥伴吃,大家便甘願為他四處打架(給合作夥伴利益,做大);糖紙俞敏洪自己留著,成了“孩子王”的象徵(品牌自己掌控,擴大影響)。

徐小平、王強回來後,俞敏洪如法炮製。

徐小平管留學、簽證、移民和諮詢,王強的地盤是基礎英語培訓。

1997年10月,包凡一回國,俞敏洪給了新東方出版地盤。俞敏洪繼續守著出國考試培訓的老陣地。至此,新東方“諸侯分封制”格局形成,外語培訓教學門類體系整合完畢。五個人當中,三個“海龜”,兩個“土鱉”;俞敏洪、王強、包凡一三個同班同學,都屬虎,加上杜子華屬虎,四隻虎。四隻老虎一隻猴,形成了新東方極強的爆發力。

同時,新東方開始形成自己的一種文化——“英雄不問出處,英雄不問年齡”。比如十分邪乎的是,高中都沒畢業的羅永浩,混跡江湖,也站到了新東方講台上!山東師大畢業的宋昊想到新東方上課,找不到俞敏洪,急了,(  )打電話對辦公室的人扯了個幌子:“我是他大學同學,睡在他上鋪的兄弟,從加拿大回來剛下飛機,要他來接我,快把他的手機告訴我。”錢永強則直接把剛下車的俞敏洪堵在車門口,“我要到新東方上課。”“不拘一格降人才”,新東方撒著歡地跑起來。

從1995年起,新東方進入快速增長期。招生人數每年遞增100%以上!

6年的時間,學生人數由1994年的3500人次,增加到2001年的25萬人次。增加約71倍!(2004年全國招生人數達到75萬)而且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出國考試培訓、基礎外語培訓、出國留學服務教學體系和正在展開的相關產業體系,市場競爭半徑伸展到了主要中心城市。

至此,新東方奠定了中國外語培訓市場的霸主地位。

“蠟燭馬上就到,我會給你們帶來光明!”

財富和名聲為新東方聚集了人才,人才反過來為新東方創造了更大的名聲,更多的財富,使“新東方”三個字成為商業潛力無窮的超級品牌。

但自從新東方有“海龜”的第一天起,就有以“海龜”為代表的西方思想與以俞敏洪為代表的“土鱉”本土觀念、生活方式的衝突、磨擦。

美國耶魯大學MBA畢業的錢永強,看見俞敏洪和徐小平在耶魯和哈佛大講特講“新東方精神”,諸如對“在絕望中尋找希望……”頗不以為然。《新東方精神》這部影響很大的書是徐小平編撰的,其中將新東方精神歸納為:“追求卓越,挑戰極限,在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

錢永強對新東方精神不以為然,認為內涵不夠。徐小平和他吵作一團。

俞敏洪見他們吵得差不多了,說:“永強呀,新東方精神有多高,有多神,咱們不管。我自己也從來沒為已經獲得的東西而牛。而自豪。我只是想講一個小故事給你聽。我小時候,我家門前有一條路,一下雨。這條路就被水衝出一條溝,這條路不寬不窄,中間必須墊一塊磚頭,你才能走過去。不墊磚頭,你就過不去,你想過去,有時候,一怕,一跳,就掉到泥里去了。所以,每次下雨的時候,我都要揀一塊磚頭,墊在溝中間,來往行人,一腳就墊過溝坎了。新東方精神就是這么一小塊磚頭,使得每一個學生。在他奮鬥最艱難的時候,最疲憊的時候。我們給他墊上一塊磚頭,他不至於在一跳的時候掉到溝里去。我們就是這塊磚頭,這塊墊腳石,讓他們可以順利地跨過這個溝坎。新東方確確實實幫助過無數學生跨過這個溝坎,給了他們力量,給了他們知識,給了他們方向。新東方做到這一點,就夠了。”

這是俞敏洪第一次用意象來系統地闡述“新東方精神”。

耶魯的春夜裡,自視甚高的錢永強和徐小平,都被感動了。

要做一塊“墊腳石”不容易。

這些副校長們都知道,俞敏洪把學生當上帝看待,“對學生不好,就變成了魔鬼”。不惜代價給不滿意(不管是什麼原因)的學生退學費,組織參加春節不能回家的學生的聯歡會,為學習好的學生髮獎,一獎十多萬。結業發獎大會上讓校長們向台下的學生三鞠躬。徐小平至今對鞠躬的事耿耿於懷,說:“有失師道尊嚴。”俞敏洪不這么看:“學生學得太難太苦,學完了,給他們鞠躬,向他們表示慰問,表示敬意。有什麼不好?傷著我們什麼了?”

夏天熱的時候,條件差的教室沒有空調沒有電風扇,要準備成車的冰塊拉到各個教室。幾百人的大教室,講台上放幾塊冰不管用啊,俞敏洪說。“教室里桌子凳子擠滿了,再多了放不下,起碼可以在心理上解決問題啊,你不知道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嗎?”

北京到處挖坑修路,教室經常停電,新東方每年都要準備上萬支蠟燭,上百個煤油燈,哪停電往哪運。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點蠟燭點煤油燈上課,像是《天方夜譚》里的神話故事。

新東方“激情新概念英語”的創始人江博說,講課,應該是一門藝術,要有思想,有審美,讓學生就像在沙漠中行走,突然發現一罐“紅牛”,發現一頭駱駝。有一天晚上,正上著課,突然停電,江博喊道,“同學們,你們等一會兒,蠟燭馬上就到,我會給你們帶來光明的!”

學生們在黑暗中等待著蠟燭,等待著蠟燭帶來的火光。

十幾分鐘後,蠟燭來了。他先點燃了兩支,放在黑板的托盤上。黑板被照亮了。他把第三支點燃,交給前排的同學,依次往後傳。光明向後傳遞,黑暗漸漸隱退。燭光騰騰閃爍,像一個個會說話的靈魂,照亮了學生的臉龐,照亮了學生的眼睛。江博看到一雙雙眼睛裡“沒有抱怨,只有新奇”。他說,這是他“一生中看到的最美麗的眼睛”。

教室里靜靜的,誰都不敢說話,生怕褻瀆這一神聖的時刻。

俞敏洪對這種情景太熟悉了。他在新東方點燃了第一支蠟燭。1995年底,他去加拿大蒙特婁一個大教堂參觀,教堂里上千支燃燒著的蠟燭一層一層升上去,肅穆,莊嚴,神聖。這使他想到了幾年前他在北大附中階梯教室上課。停電了,一片漆黑,他找人買來了蠟燭。在100多支蠟燭的照耀下,他堅持講完了兩個小時的課。他說:“我當時感覺太神聖了!那種神聖莊嚴感,無法用語言來形容。”

新東方創業時期,幾乎所有的老師都經歷過這種場面。

“我願意用個人換回新東方。用生命換回新東方”

窮教書匠,歷史上教書匠從來都是跟“窮”字綁一塊兒的,俞敏洪和新東方硬是把教書匠前邊的“窮”字拿掉了,不僅拿掉了,而且還讓教書匠變成了百萬富翁。

然而任何事物總是變化的,“大成功後面必是大危機。”到2000年初,隨著英語培訓市場的變化,因人而異開闢的地盤沒有覆蓋到的新領域(如電腦培訓、教學軟體)的迅速發展,各路諸侯的胃口和攀比心態隨之擴大,利益邊界嚴重混淆、重疊,紛爭、矛盾、衝突、攻伐日漸加劇,俞敏洪精心設計的,曾經非常有效的“分封制度”,開始出現隱患。

危機與機遇往往又是並存的。

同是2000年初,資本運作專家、人民大學金融研究所所長王明夫來到新東方,說:“為什麼新東方不值50個億?!”

新東方人在“50億”的巨大誘惑下,迅速結束了近5年的“分封割據”。2000年5月開始股份制改造。五個月後,他們註冊了“東方人教育科技發展有限公司”,準備在較短的時間裡,實現現代公司治理結構,整合新東方產業資源,然後展開資本運作,籌備上市。

這一來,在未來虛幻的“巨大誘惑”面前,諸侯們交出了地盤,意圖“一統江山”。那個一團和氣,大塊吃肉,大碗喝酒,友情為重的“現實利益”時代結束了。尤其是公司股權設計,俞敏洪占絕對控股地位。其他十個人分享其餘股權,小股東大多數人不舒服,認為應該得到更多。

新東方開始了艱難而痛苦的現代企業轉型。

新東方公司化改造2000年5月1日正式啟動,歷時一年半,高層思想不統一,衝突不斷。小股東地盤沒有了,人、財、物的支配權取消了,公司沒有利潤,股權朝不保夕,自然陷入恐慌,陷入對俞敏洪“改革”動機的懷疑,結果被理解為俞敏洪“杯酒釋兵權”的一場“陰謀”;又說他搞“人民公社”,“剝奪”大家的勞動成果。

俞敏洪和他的新東方團隊。面臨著二次創業內部利益調整的複雜局面。

2001年8月27日,王強提出辭職。第二天,徐小平支持王強,也向董事長俞敏洪遞交了辭去董事的辭呈。兩個訊息,“如同晴天霹靂”。

俞敏洪一臉的震驚、茫然和沮喪。

此時的新東方號稱“三駕馬車”,三駕去其二,還會有新東方嗎?

2001年8月28日晚,新東方緊急召開董事會。董事會開成了批判會。所有矛頭直指俞敏洪。

平時不抽菸的俞敏洪要了一支煙,眼睛鼻子都擠在了一塊兒,悶悶地抽著。

俞敏洪意識到,新東方新一輪危機開始了。

從管理學的角度看,新東方最大的麻煩是朋友在一起做事,互相要求完美,特別是要求道德上的完美。同時,沒有統一對新東方發展前景的認識,對很多最基本的價值層面的問題沒有取得共識。權力繫於俞敏洪一身,反而強化了元老們被拋棄或即將被拋棄的恐懼感。

看大家發難結束,俞敏洪說話了:“我希望王強和小平留下來。對新東方有好處。如果以我的離開一段時間或者徹底離開,能換來新東方團隊的團結,我願意。”

他提出辭去新東方董事長兼總經理的職務。“如果能以我的離開換來新東方的發展,我會高興一百倍一千倍。我願意用個人換回新東方,用生命換回新東方。

“我幹了十年了,幹得很累。我需要家庭團聚,妻子女兒在加拿大,長期分離,女兒都快要不認識我了。我應該到國外去讀書……”俞敏洪的淚水在眼眶裡打轉兒,強忍著在眼鏡後面閃爍。

會場上已有人泣不成聲。

“都江堰都能一勞永逸。完成千秋大業,為什麼新東方不能?”

11月1日,是王強給俞敏洪的最後期限。這天,徐小平發難。他以非常激烈的形式抵制俞敏洪關於讓錢永強擔任新東方市場推廣總監的任命。

徐小平的行動雪上加霜,把俞敏洪逼上了絕路。

11月初,俞敏洪一人來到四川青城山。他想喘口氣。

青城天下幽。青城山是道教名山。不遠處,就是中華民族的豐功偉業——都江堰。

青城後山峰迴路轉,溪流時而潺潺,時而轟鳴。山上有茶館,老嫗沏上一杯香茶,山人合一,充溢著靈氣。俞敏洪讀都江堰碑,知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因勢利導,順其自然,一勞永逸,從此岷江安瀾,成都平原生民2200年享其利,遂成“天府之國”。他說:“都江堰都能一勞永逸,完成千秋大業,為什麼新東方不能?”

俞敏洪游青城山、都江堰似乎悟到了什麼。

今年的11月有兩個重要的日子,一個是王強給定的時間表,一個是11月16日——新東方學校創建8周年。

11月6日,俞敏洪飛回北京,決心已下。

他回北京走的第一步是繼續強勢“削藩”,終結小股東們“回到過去”的幻想,迅速建立新的薪酬體系和組織結構,建立期權制度,在新東方真正結束了“分封割據”;

第二步,說服杜子華留下來;

第三步,說服王強留在新東方,並且恢復董事職務,出任新東方公司的產業開發副總經理。“你一定要回來!我可以跪下來請你回來!”

話說到了這種份上,王強開始鬆動。

第四步,徹底打消小股東的不安全感,在利益的層面上妥協,以穩定新東方團隊。11月20日,他提議召開股東大會,通過關於年終-分紅的“股東協定”。

第五步,削弱徐小平的權利。

第六步,在新的薪酬體系下,新團隊立即審議2002年各部門、各分支機構的財務預算,在現有產業基礎上挖掘發展潛力,把原來的財務預算提高了近一倍,讓大家能見度很高地看到了明年可能的收益,極大地鼓舞了士氣。

正當新東方內部鬥爭最激烈的時候,俞敏洪在幾個月的時間裡讀了幾十本現代企業管理的書和企業家傳記,不懂的地方,拜訪各方高人,根據新東方的實際情況,寫出了新東方企業組織結構、人事制度、薪酬制度等一系列設計文案。他說:“如果沒有制度設計,自己都搞不清楚方向,說什麼都等於零。”

俞敏洪在變化,在提升。

在新東方新團隊的真誠挽留下,王強決定捐棄前嫌,回歸新東方。

新東方又躲過一劫。接著徐小平重回核心團隊,俞敏洪長嘆:“老天爺不滅新東方!”

新東方諸公以他們的理智、學養、友誼、理想。以及有缺陷的個人魅力和初見端倪的新型利益關係,避免了一場由內訌而崩潰的庸俗結局。

這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福音。

永遠記住生命中那些孤獨、失敗與屈辱的日子

“新東方神話”已經在中國大學生中廣為傳播,新東方的成長史、俞敏洪的成才史已經成了某種激勵哲學,被廣泛運用在了新東方的課堂上。

一個考GKE的男生說,一天200個新單詞的任務量,我面對著學校的院牆拚命地乾嚎,背得快吐的時候,一想起自己只要努力就能從小人物變成俞敏洪一樣的牛人,就信心百倍,感覺能推倒面前這堵牆!

學生們想像不到的是,新東方和他們的偶像俞敏洪,還會變得更牛。2004年,老虎基金的3000萬美元無聲無息地進入了新東方。“很多私募企業都被引進的資金擠得半死不活。”俞敏洪強調新東方的不可複製性。老虎基金中國負責人陳曉紅,是俞敏洪北大任教時的學生。對當年的老師,她對其人品和做事高度信賴。所以老虎基金進入前連新東方的賬目都沒怎么認真審查,而且表示:“錢如何花由新東方自主,對新東方業務不予干涉。”

同時,周成剛等現代企業“管理派”精英,恰到好處地發揮了作用。

2006年,在美國東部時間9月7曰上午9:25,一個通過教育產業成功上市的中國範例誕生了。俞敏洪身價立馬躥上18億,不到一年漲到55億!

新東方作為中國第一家在紐約證交所上市的教育機構,催生了中國近10名身價過億教師的發財機器,引來教育圈內外強烈關注。從美國甚至世界圈來的錢,能否用到中國教育事業中去?新東方的上市模式能否拷貝。能為中國的教育特別是民辦教育帶來什麼,新東方成了中國教育界的焦點。

新東方的示範效應,使國際熱錢愛上了中國教育,大量基金拚命在中國民辦教育中尋找合作夥伴。中國教育界的資本春天,已經到來。

隨後,俞敏洪被評為“CCTV2006年度經濟人物”,再後,被評為“2007年度最具影響力的25位企業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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