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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零後為什麼比我們那時還艱難

八零後為什麼比我們那時還艱難

文/韓松

昨天晚上,與同事吃飯。回辦公室後,發了一條微博:春節前同事們聚餐,不少孩子散席後都返回租住的房間,打聽了一下,都挺貴的,單位附近的一居室要三千多元。如果不是家裡資助,他們今後都買不起房。我感到八零後的生活,其實比我年輕那會兒,更加艱辛,但他們希望獲得的,卻比我那時要多得多。我感到社會有問題,卻說不清楚。結果,有很多跟帖,令我頗有感觸。

我跟他們相差二十年。二十年前,我跟他們一樣,來到北京上班。一九九一年,一個月大概有三五百元的收入。兩年後上升到了千元。另外,單位可以分房子。大概上了五六年的班後,我分到了兩室一廳的房子。那時候的時尚東西,比如BP機什麼的,也都有了。我在一九九二年買了第一台黑白的筆記本電腦。那時常與同事一起到西門外下館子。買書也很多,書還很便宜。二零零零年,我的《二零六六年之西行漫記》(《火星照耀美國》)出版,四百多頁,賣十七塊錢,現在再版,同樣厚,要賣四十塊錢。一九九八年我有了手機。

我覺得,八零後年輕人與我那時不一樣的是,他們面對更豐裕的社會,有更多的生活需要去享受。一九九一年,對於年輕人來說,沒有蘋果手機,沒有出國旅遊,沒有錢櫃,沒有那么眼花繚亂的衣服、化妝品、手錶、運動鞋,沒有那么多的電影、影碟、圖書、動漫、科幻……是的,科幻,現在年輕人可以去參加成都的科幻大會,坐火車或坐飛機從很遠的地方過去。那時,我幾乎沒有這么想過。另外,他們還有電子遊戲,有穿越、懸疑和盜墓。同時,我那時的必需品,他們也都還要擁有,比如筆記本電腦,比那時便宜不了多少。而他們的確面臨更多的需求,他們要買房,他們要買車。這些都要花錢,花大錢。我無法想像,他們那每月三四千塊錢的收入,怎么去滿足。

我那時還能看得到未來,我不會說,我靠工資一輩子買不起房。但八零後靠工資,目前來看,的確一輩子買不起房。

社會出了什麼問題?一九九一年,我作為科幻作者想像過,二十年後,中國的很多問題應該都解決了。我年輕時出生的一代人,會過得比我更幸福、更豐裕,這絕對絕對是沒問題的,否則,時代就停滯了或者倒退了。

但如今的年輕人,活得比我那時,壓力更大,磨礪更多,形容他們,常常有“苦逼一代”。這首先是物質上的。而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了。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也很尖銳的問題。時代難道真的停滯或倒退了?

我在想,一九九一年時,社會上當權的,大都是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他們為什麼沒有創造出一個比期望中更美好的社會?他們為什麼沒有給年輕人帶來更充裕的各種財富?

八零後與我另一個不同的是,他們比我們這一代人,有更多的精神上的追求。

六十年代與八十年代生人的不同,是我們這些人更現實更世故。經歷了文革,經歷了八九,很多人都只顧個人,只看眼前,理想幾乎喪失了。但我覺得八零後更純真。他們對未來的烏托邦有憧憬,他們有夢,儘管那么大的壓力,但他們看到了很多的美好。他們的眼神是清澈的,他們的笑容是陽光的,不像一些五零後六零後那么虛假和城府(我們在二十年前就那樣了,而且我們比八零後更懂得怎么去搞“關係”)。他們會為一本書、一部電影感動得流淚。(  )他們有很單純的理想。他們工作很認真、很敬業,常常是為了守衛心中的一份真誠。我也看到,他們中的不少尋找各種機會體驗那些純粹精神層面的東西。雖然他們沒有錢,但他們中卻有那么多人熱愛科幻。而我那時不是這樣。我到單位十年,身邊沒有遇上一個喜歡科幻的。但八零後來了後,這樣的人就多了。另外,他們的眼光很高,欣賞的東西,理解的東西,很深入。我們那時要思考一番的,他們一下就明白了。他們似乎也更有文化。更讓我有感觸是,他們的思維比較正常。六零後不少人已對很多蠢事習以為常,但八零後看一眼就知道什麼很搞笑。

八零後活得很難,但他們卻在奧運會火炬被搶的時候,出來捍衛這個國家的榮譽。這讓五零後六零後很感動。但有些五零後六零後的人,早已不把這個國家當回事。有的人高喊著為中國爭民主自由的口號,其實在為自己謀私利。

在我看來,八零後(也包括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人)應該是中國最有希望的一代人。在他們之前的中國人,我覺得基本上還是農民,也就是用農耕意識來生活的人,有的人住在大城市裡,但他們的思想行為方式大致是鄉村式的。不是說農耕不好,它卻與工業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人類進化大過程脫節。但八零後,從整體上講,是第一代真正的城裡人。中國要現代化,這是一個新的起始點。

所以,我們現在要給八零後什麼?如今掌權的,五六十年代的人,可能很少去這么想。他們在忙著升官發財,很多人並沒有良知和正義,房價就是被他們搞高的。八零後是在六零後的剝削中成長起來的。當然,主觀上講,六零後所做的一部分,也是為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九零後的,積累一筆財富,讓他們今後不要過得這么難,但是,卻無法為八零後,或者九零後或零零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大環境。這是殺雞取卵。因為這一代掌權的人,許多都很自私,貪得無厭,也很狹隘和保守。他們整體上還是沒有太多文化。有文化一些的,都在二十年前出國了。

我本來覺得,決定一個國家命運最關鍵的,就是要有創造性的東西,有賈伯斯那樣的東西,這會在八零後這裡勃發,但現在看來,還是很難。因為八零後的生活很難,同時又沒有遭遇前幾代人那樣的瀕死苦難。這樣一種半死不活狀態。他們理應創造更大器的東西,但他們被瑣事纏身,目光收了回來,思想和精神糾結了,打起轉轉。

房子當然是一個問題。不過我也看到,一些有些背景或者不那么有背景的家長,靠著自己用各種方式在八九十年代獲得的積累,已經給自己的孩子買下了房子,也把他們送到西方國家讀書。這些相對活得寬鬆的八零後,會在未來中國的發展中,扮演什麼角色呢?我不知道。

而那些在城市裡做著搬家工人、建築工人的八零後呢?

要給八零後一些什麼?比如,給韓寒一個更舒服和更自由說話的機會?這是一個很要緊的問題。我在看《金陵十三釵》時,印象最深的一個鏡頭,是片子開始前,韓寒扮演著一個廣告片中的角色。韓寒未能堅持他最初的“不拍廣告”的理想。也許這個理想本來就是錯誤的。但這的確也曾是理想,我年輕那時,沒有過這樣的理想。

我覺得,應該在一代人年輕的時候,就要讓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不要過多陷入絕望。但中國的一些情況,正在讓大家變得十分絕望。很多東西,比如,住房,這並不是過分的要求。

六零後批評八零後為了買一個蘋果手機,不惜賣腎,卻沒有想到,這個手機本來是他或她該得到的。

八零後可能是中國曇花一現的、最後一代有理想主義色彩的人。九零、零零後也許會笑話他們,怎么把自己的生活搞得那么糟,怎么那么的不切實際。

當八零後最終也與社會妥協,與五零後六零後妥協,當他們最終也變得世故和圓滑,中國就將再一次喪失創造的機會。這種事似乎總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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