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作者余秋雨，使我國著名美學家和作家，藝術家，中國文化史學者。現任上海戲劇院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
《文化苦旅》是一部很好的書，是值得細細品味和體悟的書，這本書先後獲上海市文協藝術優秀成果獎、台灣聯合報讀書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上海市出版一等獎等。看了這部書我想談以下幾點體會。
一、《文化苦旅》是一部散文集，作者主要是從描寫文化景點入手，他從祖國的大西北的甘肅敦煌起步，一直到大西南四川，再到東南的吳越春秋，最後到境外南洋——新加坡一路上寫下了《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江南小鎮》、《家住龍華》、《華語情結》、等37個文化景點，共記載文章37篇。每篇文章文辭雍容典雅，在每一個景點故事淡淡的敘述中又蘊涵著濃濃的抒情意味，每篇文章都耐人尋味，也可以說都成了讓炎黃子孫驚醒的文章。我感到作者這趟旅程不是為了旅行而旅行，而是在於和歷史、文化進行對話，不是單純描寫名勝古蹟而是帶著探索挖掘歷史文化的決心而浪跡天涯，一站又一站地去探訪「人文山水」，是想通過山水風物探求文化靈魂、人生真諦、中國文化的人格構成。那一篇篇文章即表現了歷史的深邃荒涼，又展現了江南文化的清新婉約，即展示了中國文人的艱難心路，又不忘揭露世態人情。
二、看了這部書後猶如伴隨著作者的足跡再次遊覽一遍祖國大江南北文化景點，領略了一個個令人稱奇的名勝古蹟，還有那一個個飽含滄桑歷史背後的那一份無奈、失落、彷徨、感動甚至於驕傲。這部書可以說帶領我從民族甚至整個人類的制高點上，認識了那浮華塵世中的起伏盛衰，也是對擁有著太多苦難的中華民族更多了一份熱愛與敬畏。
三、這部書何謂《文化苦旅》，我感到可以從許多方面去解讀，但由於水平有限只能從最浮淺的角度去理解我感到有二個含義。
一是從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的時空去理解。在這部書中作者這樣寫道：「中國文化歷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難，所經歷的天災人禍、滄海桑田，豈是言語所能說盡」，在很多章節里都可以看得到。譬如敦煌的《道士塔》中的文物被王道士當廢品一樣賣給洋人，當時的衙門官僚們也棄而不顧，那一馬車，一馬車文物被洋人運往國外。在這篇文章里這樣描寫著：「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見過他的照片，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是那個時代到處可以遇見的一個中國平民。他原是湖北痲城的農民，逃荒到甘肅，做了道士。幾經轉折，不幸由他當了莫高窟的家，把持著中國古代最燦爛的文化。他從外國冒險家手裡接過極少的錢財，讓他們把難以計數的敦煌文物一箱箱運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們只得一次次屈辱地從外國博物館買取敦煌文獻的微縮膠捲，嘆息一聲，走到放大機前」。再譬如莫高窟的壁畫遭到無知道士的毀壞時這樣寫著「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歡到洞窟里轉轉，就像一個老農，看看他的宅院。他對洞窟里的壁畫有點不滿，暗乎乎的，看著有點眼花。亮堂一點多好呢，他找了兩個幫手，拎來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裝上一個長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開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顏六色還隱隱顯現，農民做事就講個認真，他再細細刷上第二遍。這兒空氣乾燥，一會兒石灰已經乾透。什麼也沒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淨白」。
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換得一個漠然的表情。讓他這具無知的軀體全然肩起這筆文化重債，連我們也會覺得無聊。
僅這兩個例子就說明了作者對中國歷史文物的遭遇表現出一種無奈，驚嘆，震撼，惋惜的心情。我感到作者看得多對歷史的感悟也比較多，在與歷史的對話中他寫到：「對歷史的多情總會加重人生的負載，由歷史的滄桑感更能引發出人生滄桑感，在山水歷史間跋涉的時候，便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體驗與回憶」。（這就是文人一種感悟）。所以作者在《文化苦旅》自序中最有感悟的一句話這樣描寫的：「我無法不老，但我還有可能年輕。我不敢對我們過於龐大的文化有什麼祝祈，卻希望自己筆下的文字能有一種苦澀的回味，焦灼後的會心，冥思後的放鬆，蒼老後的年輕」。這是作者寫完《文化苦旅》後對文化滄桑感提升到理性認識的一種思想感受。我感到作者如數家珍般的歷史描寫與山水文化臨摹中，籠罩上了一層淡淡的傷感的氣息，這種傷感來自於對數千年歷史文化的清理和總結，從而有了一種悲劇的味道。()讀了這部書也使我聯想到五千年悠久的中華民族文化歷史，有些歷史文物能夠保存到今天確實不容易，經歷了太多的滄海桑田。舉例說：如果大家有去台灣旅遊能夠看到台灣的「故宮博物館」，裡面展出的歷史文物都是解放戰爭時期蔣介石退到台灣時從北京「故宮博物館」中挑出3790箱歷史寶物運到台灣，這也是戰爭帶來的浩劫。好在這些文物都在中國的土地上，中國人的手裡，只不過暫時與大陸分隔開來。但也使我聯想到如果當時戰爭有現代這樣的先進飛彈武器很可能這些寶物弄不好就葬身海底。要是那樣的話，那真是文物的一場災難。還有聯想到「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運動中多少歷史文物在人為的浩劫中毀滅。這樣的例子太多了，就如作者前面說過那樣：「中國文化歷史本身就有太多苦難，所經歷的天災人禍、滄海桑田，豈是言語所能說盡」。
第二種含義就是作者本身寫《文化苦旅》這本書的苦澀的經歷。作者在後記中記載：《文化苦旅》一開始兆頭不壞，北京、上海、天津、廣州等地出版社都寄來過出版約請，但不知怎麼一來，我竟然被一位專程遠道而來的組稿編輯特別謙恭忠厚的口氣所感動，把文稿交給了他所在的外省的一家小出版社。結果是，半年後來信說部分稿件在「審閱」過程中被丟失要我補寫，補寫稿寄去整整一年多之後他們又發現我的文章並不都是輕鬆的遊記，很難成為在每個旅遊點兜售的小冊子，因此決定大幅度刪改後付印，並把這個訊息興高采烈地寫信告訴我。當時我遠在國外講學，幸虧單位的同事急忙去電話強令他們停止付印，把原稿全部退回。但寄回來的原稿已被改劃得不成樣子，難以卒讀，我幾次想把它投入火爐，又幸虧知識出版社同行都有心救活它，最後重新清理抄寫使之恢復原樣，才使這本書死裡逃生。一本書的出版就象一個人的成長一樣，都得經歷七災八難。這也是《文化苦旅》的又一種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