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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啦馮小剛演講稿:溫故知幸福

各位同學,大家好:

特別高興能有機會到這來跟大家有一個面對面的一個交流。其實要說的話非常多,但是我還是想說說,是什麼時候開始動了拍《溫故1942》這個電影的念頭。

大概是在1993年,在一個陽光明媚的一個下午,王朔從他的客房穿過堂屋,走到我這個客房來,就扔給我一個小說。這個小說是劉震雲寫的《溫故1942》,我就一口氣把這個小說看完了,非常地受到觸動。這個小說里寫了1942年發生在河南的一場災荒,大概有三千多萬河南人向陝西逃荒,途中有三百萬人餓死了。但是我非常吃驚就是,在看他的這個小說之前我完全不了解有這麼一場災難。當劉震雲要寫這個小說的時候,去採訪那些倖存的當事人的時候,大家也都說記不清了。是不是我們是善於忘記的一個民族,還是說我們這個民族遭遇的苦難實在太多了?所以我想,拍這個電影的意義其實挺大的,一個是讓我們大家了解河南發生,我們中國歷史上一個大的悲劇,另外一個通過這個電影,也想一想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悲劇,以後還會不會發生。

所以,溫故而知新,我覺得非常的重要。這個電影就像一個鏡子一樣,照見了我們自己。你看我長得是挺寒磣一個人,因為有鏡子,所以我知道我長得寒磣。倘若沒有這鏡子,我可能會把自己想像得特英俊,特別的器宇軒昂。但是當你照到鏡子的時候,你發現跟你想的不一樣。我覺得儘管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會很不舒服,但是比我不知道要強一點。所以《一九四二》也是照見了我們的民族性里的一部分不堪。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民族肯定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是優秀的,否則的話我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不是一個特別有責任感的人,但是因為被劉震雲的這個小說擊中了我的內心,於是我跟震雲說,能不能把它拍成電影。劉震雲說不著急,再等一等。我覺得他說不著急再等一等,並不是他不想把它拍成一電影,他肯定是對我不信任。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沒有拍過任何一部電影。時間到2000年的時候,元旦過年中的一個晚上,震雲找到我,我們倆包的餃子,喝了一頓大酒,然後他開始跟我說,兄長我今天找你來是想把《一九四二》這孩子託付給你。我聽後特別特別興奮,於是我們就找了很多的專家、很多的導演來討論。大家有一個共識——這個小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小說,但是它非常不適合改成電影,因為這個小說既沒有故事也沒有具體的人物,也沒有情節。大家散去,我就跟震雲蹲在我那工作室外頭的樹蔭底下,我就問他:怎麼辦?震雲問我你還想乾不想乾,我說想乾。接著震雲跟我說,我覺得把一個可能的事變成可能的工作,很多人都在做,只有很少的人在做的事,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但是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

怎麼把不可能變成可能?肯定是非常難的。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聰明人,很聰明的編劇,首先要知道我寫這個劇本,我不要走彎路,我不能繞遠,不做無用功。還有一種編劇,是笨人,用的是最笨的方法,他是在路上走出來的,就是說他不知道哪條路是他要走的路。怎麼辦呢?把每條路都走一遍,這種編劇很笨,做了很多的無用功,但是有一條就是他真的找到了。他是因為發現,他走了很多的冤枉路,然後他發現這條路是我要走的。我跟震雲說,我說咱們倆肯定是那笨的人,所以咱們得選擇笨的方法。震雲說好,我就等你這句話。

我們工作室六個人一起上路,我們走了幾個月,我們首先沿著小說的這個線索,河南、重慶、開羅,經過幾個月的採訪、摸索,這個劇本就浮現出來了。這個劇本幾起幾落,都沒有拍成,我光成立攝製組就成立了三次,大張旗鼓地選景、找演員,最後幾次折騰下來,我開始意識到,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沒有機會,或者說在我能夠有創作精力、有這樣的衝動的時候、有這樣的體力的時候,可能沒有機會把這個小說拍成電影了。這期間我拍了很多其它的電影,在這個過程中,因為想拍的東西一直沒辦法拍,所以我可以全心全意地走一個商業片的道路,然後把這條道走得很通。這是一條什麼路呢?就是充分尊重觀眾。然後讓我自己也覺得好玩,也有意思,我覺得也不噁心。就是這樣一些片子形成了一個很高的人氣。對我來說,就是所謂的大家說的品牌。這個品牌是什麼呢?就是觀眾對我的電影有個基本的信任,而剛好在這種影響力、力量最大的時候,終於在2010年又賊心不死地把《溫故1942》的劇本放到案頭上。之所以在拍攝《一九四二》這條路上這麼坎坷,有這麼多阻力,這麼不順,其實是因為你沒準備好。這是一好東西,你想乾可以,你要做一個很好的準備。可能到2010年的時候,覺得你準備的差不多了,可以拍了,所以這電影就拍出來了。

《一九四二》我覺得是我們在所有的中國電影,向著一個商業大潮洪流裹挾著衝過去的時候,我們突然獨樹一幟地殺了一個回馬槍,這個叫大清新。有個詞叫小清新,我覺得《一九四二》是大清新。我們就是想做別人不敢做的那些事,我覺得沒關係,對於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我出名、得利,我名利早就雙收了。名利雙收了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就享受所有這些名利帶來的好處,還有一種就是我就敢於把這些東西壓上去,去做我非常想做的那件事。也許我揮霍了觀眾這麼多年來,我積累起來的對我的信任。在《一九四二》這部電影上,但是我認為,我更相信是由於《一九四二》我又建立起來了更大的一個信任。

我發現尤其是年輕的觀眾,他們看完這個電影之後,有一個特彆強烈的感受,就是走出電影院的時候,突然意識到自己很幸福。你看完這個電影你會知道,如果你生在1942年的河南,你真的是叫生不逢時。你會覺得在今天,你怎麼想你遇到的所有的挫折,你都不會想我給餓死了。跟餓死了相比,咱們目前的這些挫折、這些的不幸,其實都不在話下。張國立他說演完了這個戲,他有一個特別大的體會,就是飢餓和人的尊嚴。這種關係,經常我們聽到一句話叫:不為五斗米折腰。是不是咱們經常說,一個人特別有氣節,不為五斗米折腰。我拍完《一九四二》,我就有這麼一個感覺,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這些人,他一定是家裡頭擱著有五斗米,或者十斗米,或者十旦米,他是不為你給他這五斗米折腰。如果家裡老婆孩子嗷嗷待哺,你弄不會這口吃的去,年邁的父母、妻兒老小,全都得餓死,我就真的不相信他不折腰,一斗米什麼事都能幹,只要為了能活下去。貧窮使人變得更加的自私,目光短淺,因為他看不到遠處,他只能看錢。我怎麼能夠活下去,怎麼能夠湊合地活下去。在1942年,什麼是尊嚴?尊嚴就是肚皮。所以到今天國家開始,變得富強一些了,你才可以討論有沒有尊嚴這件事。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我這個也不是說唱一高調,應該通過看這個電影你知道,你能夠活在今天,你是很幸福的。

最後我也想把我們()電影開始的那段旁白用河南話跟大家說說: 「1942年冬到1944年春,因為一場旱災,我的故鄉河南發生了吃的問題。」與此同時,世界上還發生著這樣一些事,史達林格勒戰役、甘地絕食、宋美齡訪美和邱吉爾感冒,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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