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先談《史記》。讀它，我有一個感覺，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談話。司馬遷，好人。好人經常倒霉，我對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覺得他這一輩子沒有白活。
《史記》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書，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羅多德之於希臘，我們也是把司馬遷當「史學之父」。但此書之意義，我理解，卻並不在於它是開了紀傳體的頭。相反，它的意義在哪兒？我看，倒是在於它不是一部以朝代為斷限，乾巴巴羅列帝王將相，孳孳於一姓興亡的狹義史書，像晚於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現在稱為「正史」的書。我欣賞它，是因為它視野開闊，胸襟博大，早於它的事，它做了總結；晚於它的事，它開了頭。它是一部上起軒轅，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際，窮古今之變」的「大歷史」。當時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當代史」，它都講到了。特別是他敘事生動，筆端熔鑄感情，讓人讀著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馬遷作《史記》，利用材料很多。它們不僅有「石室金匱」（漢代的國家圖書館兼檔案館）收藏的圖書檔案，也有他調查採訪的故老傳聞，包含社會調查和口頭史學的成分。學者對《史記》引書做詳細查證，僅就明確可考者而言，已相當可觀。我們現在還能看得到的早期古書，它幾乎都看過。我們現在看不到的古書，即大家講的佚書，更是多了去。這些早期史料，按後世分類，主要屬於經、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經書，其中有不少是來自官書舊檔，年代最古老。它們經戰國思想過濾，同諸子傳記一起，積澱為漢代的「六藝之書」和「六家之學」。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是我們從漢代思想進窺先秦歷史的重要門徑。不僅如此，它還涉及詩賦、兵書、數術、方技，包含後世集部和子部中屬於專門之學的許多重要內容，同時又是百科全書式的知識總匯。它於四部僅居其一，但對研究其他三部實有承上啟下（承經、子，啟史、集）的關鍵作用。借用一句老話，就是「舉一隅而三隅反」。據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舉時代的老先生，而是風氣轉移後的老先生，他們就是拿《史記》當閱讀古書的門徑，甚至讓自己的孩子從這裡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國維和楊樹達，他們的古書底子就是《史》、《漢》。所以，我一直認為，這是讀古書的一把鑰匙，特別是對研究早期的學者，更是如此。
讀《史記》，除史料依據，編纂體例也很重要。這本書的體例，按一般講法，是叫「紀傳體」，而有別於「編年體」（如魯《春秋》、《左傳》、《紀年》及後世的《通鑑》）和「紀事本末體」（如《國語》、《國策》和後人編的各種紀事本末）。但更準確地說，它卻是以「世係為經」，「編年」、「紀事」為緯，帶有綜合性，並不簡單是由傳記而構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貴族的譜牒。司馬遷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譜」。它是照《世本》和漢代保存的大量譜牒，按世系分衍，來講「空間」（國別、地域、郡望）和「時間」（朝代史、國別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間」、「時間」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本紀」是講「本」，即族譜的「根」或「主幹」；「世家」是講「世」，即族譜的「分枝」；「列傳」是講「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譜的「葉」。這是全書的主體。它的本紀、世家都是分國敘事、編年敘事，用以統攝後面的列傳。本紀、世家之外，還有「十表」互見，作全書的時空框架。其「紀傳五體」，其中只有「八書」是講典章制度，時空觀念較差，屬於結構性描述。原始人類有「尋根癖」，古代貴族有「血統論」，春秋戰國「禮壞樂崩」，但「擺譜」的風氣更盛（「世」在當時是貴族子弟的必修課），很多銅器銘文，都是一上來就「自報家門」，說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孫」。司馬遷雖生於布衣可取卿相的漢代，但他是作「大歷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聯貫，還是以這樣的體裁最方便。這是我們應該理解他的地方。
司馬遷作《史記》，其特點不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能以「互文相足之法」，節省筆墨，存真闕疑，儘量保存史料的「鮮活」。比如初讀《史記》的人，誰都不難發現，它的記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與篇之間會有這種問題，就是一篇之內也能擺好幾種說法，讓人覺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記》體例的人，他們都知道，這是作者「兼存異說」，故意如此。它講秦就以秦的史料為主，講楚就以楚的史料為主，儘量讓「角色」按「本色」講話。這非但不是《史記》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謹慎。如果吹毛求疵，給《史記》挑錯，當然會有大豐收，但找錯誤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記》這部書偉大，它的作者更偉大。我們「讀其書而想見其為人」，一定要讀他的《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安書》。《太史公自序》當然很重要，因為只有讀這篇東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學術背景和創作過程，知道他有家學淵源、名師傳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筆也老道。但我們千萬不要忽略，他還有一封《報任安書》。如果我們說《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學術史」，那麼《報任安書》就是他的「心靈史」。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將就死」之人的心靈對話，每句話都掏心窩子，裡面浸透著生之熱戀和死之痛苦。其輾轉於生死之際的羞辱、恐懼和悲憤，五內俱焚、汗發沾背的心理創傷，非身臨其境者，絕難體會。小時候讀《古文觀止》，我總以為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淚下的一篇。
司馬遷為「牆倒眾人推」的李將軍（李陵）打抱不平，慘遭宮刑，在我看來，正是屬於魯迅所說敢於「撫哭叛徒」的「脊樑」。他和李將軍，一個是文官，一個是武將，趣舍異路，素無杯酒交歡，竟能舍飯碗、性命不顧，仗義執言，已是諸、劌之勇不能當。而更難的是，他還能在這場「飛來橫禍」之後，從命運的泥潭中撐拄自拔，發憤著書，成就其名山事業。讀《報任安書》，我有一點感想：歷史並不僅僅是一種由死人積累的知識，也是一種由活人塑造的體驗。這種人生體驗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貫穿於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歷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類「超越」中尤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虛有數」的眾多生命匯為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首先就在於，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馬遷之為司馬遷，《史記》之為《史記》，人有俠氣，書有俠氣，實與這種人生經歷有關。一帆風順，缺乏人生體驗，要當歷史學家，可以；但要當大歷史學家，難（我以為，「大歷史」的意義就在通古今，齊生死）。
以個人榮辱看歷史，固然易生偏見，但司馬遷講歷史，卻能保持清醒客觀，即使是寫當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膚之痛，也能控制情緒，頂多在贊語中發點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歷史，寫史和評史，絕不亂摻乎。
對司馬遷的贊語和文學性描寫，我很欣賞。()因為恰好是在這樣的話語之中，我們才能窺見其個性，進而理解他的傳神之筆。例如，在他筆下，即使是「成者為王」的漢高祖也大有流氓氣，即使是「敗者為賊」的項羽也不失英雄相。就連當時的恐怖分子，他也會說「不欺其志，名垂後世」；就連李斯這樣的「大壞蛋」，他也會描寫其臨死之際，父子相哭，遙想當年，牽黃犬，逐狡兔的天倫之樂。很多「大人物」寫得就像「小人物」一樣。
同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有關，《李將軍傳》也值得一讀（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傳》和《衛將軍傳》的前邊）。他講李陵之禍，著墨不多，對比《漢書》，好像一筆帶過。這種省略是出於「不敢言」還是「不忍言」，我們很難猜測。但他在贊語中說：
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司馬遷說的「李將軍」是李廣而不是李陵，然陵為廣孫，有其家風，就連命運的悲慘都一模一樣。讀者若拿這段話去對比一下蘇建評衛青的話，所謂「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將軍傳》贊引），他的「無言」不是更勝於「有言」嗎？
漢代以後，「衛將軍」只見稱於記錄漢代武功的史乘，而無聞於民間。相反，李將軍卻借詩文的傳誦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其中有塊敦煌市博物館送展的西晉壁畫磚（圖一），上面有個騎馬的人物，正在回頭射箭，上有榜題為證，不是別人，正是李廣其人。
看見「李將軍」，我就想到了司馬遷，想到了史學中的文學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