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社會讀後感（一）
《保衛社會》這本書是將鄭永年近十年來撰寫的有關中國社會問題和社會改革的文章收編成冊，內容涉及從經濟到社會的改革思路轉型、房地產領域的社會改革、中產階級與社會改革、社會衝突、社會暴力、思想與道德危機、收入分配與社會公正以及教育改革八個方面。做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非常贊同鄭永年的某些觀點，下面談一些自己膚淺的看法。
綜觀當代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近30年的歷程，中國小教育主要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在價值取向上以追求實用功利為主導，從而導致學校教育的功利化、世俗化、行政化，和所謂「科學量化」。二是片面強調與升學就業密切相關的知識技能，忽視與人的全面發展有關的人文知識，導致學生知識面狹窄、知識結構不合理，綜合素質差。我們現在的學生中真正愛讀書和會讀書的少之有少，我們的教師也是如此。教育面臨的環境是如此惡劣，個人可以做些什麼呢？這是在與很多教師交流時，他們提出的問題，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尋找答案的問題。
許多壓力我們都能夠理解，因為環境制約著我們，我們也往往順從環境並使之更加惡化。但是，我們不能在順從這種惡劣時，還意識不到自己的原罪。一個優秀的教師必須是一個自信的人，是輸得起的人，是在許多方面放得下的人，他知道自己不需要在任何地方都強過別人，包括身高、體重、容貌、學歷、房子、成績、論文發表、優質課比賽？？他知道自己是誰，知道自己想要什麼，知道自己可能不得不放棄什麼，不得不把某些價值放在次要的位置。
我們不能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體制，體制在哪裡？體制是一個實體嗎？如果體制中的每一個人都能覺悟，那麼這些不合理的體制自然不復存在。教育的目的本是就要啟發人們心中的真、善、美，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不能因為眼前的功利就忘了教育的使命，如果每個老師都能站著教書，中國的未來就有了希望。當然是站著教書還是趴著甚至是跪著教書，最終取決於教師自身。
保衛社會讀後感（二）
《保衛社會》集中了作者多年來對中國社會問題和社會領域（社會保障、教育、住房和收入分配）改革的60多篇評論文章。
這些文章的基本背景是中國十年以來的社會變遷（2001—2010），尤其是最近三四年的各種比較突出、意義重大的社會改革課題。為此作者把文章整理成八個章節，分別關注改革模式、房地產、中產階層、社會抗議、社會矛盾與暴力、思想道德、收入分配和教育改革等八個方面的問題。
社會為什麼需要被保護？道理很簡單，最弱的社會，一旦失去了生存權，就會暴力化。在人類歷史上，暴力永遠是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手段。在作者看來，中國三十多年的改革固然帶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經濟主義的國家戰略導致了社會的嚴重分化甚至解體，群體之間關係高度緊張。種種危機如果再不由以「社會均衡」為取向的社會改革加以糾正，社會必將暴力化，國家將難以長治久安，執政黨的執政地位也會面臨極大挑戰。為此，作者高聲呼籲「保衛社會」，呼籲國家建立公正的社會基本制度，以保護人民的基本社會權利，讓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的成果，並對涉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重要、緊迫的問題提出了睿智、冷靜、獨到的建設性思想。
當代中國社會問題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一個改革模式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中國政府優先經濟建設，著眼國民經濟的規模和效率，促成了中國經濟的歷史性持續增長。但過度的、單一的強調經濟成長，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不分，往往是以破壞社會基礎為代價的。這就導致一系列嚴重的社會與政治後果，最後反過來拖累經濟成長，以致形成一種發展不可持續的局面。可持續發展意味著改革模式的轉變，改革目的必須從追求增長轉移到制度建設，改革重點必須從經濟改革向社會改革轉移。
談起中國的總體社會轉型，房地產及其相關土地和分配問題無疑是利益最複雜、問題最突出、矛盾最尖銳、民怨最集中的一塊。那麼房地產改革也就成為社會改革的最大項目。追本溯源，房地產問題的根源在於舊體制的設計只看到其財政和經濟意義，而無視其更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意義。所以，下一步的改革核心議程，就是要肯定居民的住房權，建立起與商品房市場平行的公共住房市場。「有恆產者有恆心」，只有人民的居住權確立下來了，中國才能建立一個社會、經濟和政治上能持久的住房體制。
一個與房地產相關的深層次問題是社會結構的失衡。眾所周知，這十幾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歷了巨變，但變化的方向很難確定。一方面城市化和產業化催生了一大批城市中產階層，他們無疑將是中國社會的穩定器。但另一方面，許多重要社會福利、保險和保障體系的缺失，使中國的中產階層無時不處於一種危險的狀態。更嚴重的，剛剛邁入歷史舞台的「80後」和「90後」，已經明顯感覺到權力和資本對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壟斷，中產階層的形成渠道在縮小。這最突出地表現在收入分配的極度不均和分配體系的不公。短短十幾年間，中國的基尼係數從0。40以下躥升到了0。50左右，位列亞洲收入差距最大經濟體之列。經濟發展的成就並沒有比較普遍和均勻地惠及整個社會。
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中產階層的窘境都意味著中國社會穩定的基礎正在動搖。與此相伴出現的，還有整個社會層面的信任危機和社會意識的分裂。面對這樣一種趨勢，中國政治必須做出必要的改革，制止權力和資本對中產階層和收入分配公平的侵蝕。其中最重要的調整，就是要逐步降低權力對要素和資本市場的壟斷，廢除權力階層的某些經濟特權，並且放寬對社會成員的經濟和社會方面組織能力的束縛。換句話說，當社會變成絕對的弱者，權力必須保護社會；而權力自覺保護社會的辦法，就是讓它重新「嵌入」社會當中，而不是高高在上，靠壟斷維持其地位。很簡單，如果壟斷國企也必須接受市場和法律制約，如果政府的官員和公務員都必須面對社會成員必須面對的問題，如果社會能夠組織起來參與利益表達和規則制定，如果中小企業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那麼，整個社會資源和機會的分配就必然會更加理性，社會結構的失衡局面也自然能夠得到緩解。這種改革可能會觸動許多既得利益，但它卻能觸及收入分配的核心問題，即權力和資本的壟斷。
社會矛盾和衝突的上升，有時表現為社會抗議，有時表現為暴力行為。這兩種社會現象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很大的不同。總體上看，我覺得社會抗議本身（群體性事件）是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必然結果。它的大背景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社會（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的轉軌，這方面的衝突我們不必太過擔心。人們現在有更多的方式，更大的動力，以更低的成本的組織抗議活動。在全球化時代，任何社會都面臨這種情況，是社會自我疏解壓力的一種機制。
但另一方面，社會矛盾和衝突的增長趨勢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其中又以暴力的蔓延為甚。這說明，至少有一部分的抗議，出自於我們體制的一些問題，尤其是這樣的抗爭需要通過政治轉型（包括行政與司法改革）來解決。換句話說，要能夠「內化」利益衝突，讓不同利益通過更合法通暢的渠道參與政策制定和監督，並且讓利益衝突處理步入法制的軌道，從而在源頭上消化大部分抗爭。
當今社會的許多結構型問題又進一步反映在思想文化領域。從大方面來說，中國確實缺少一種全社會認同的主流價值。軟力量不足、宗教力量崛起、思想危機以及社會信任問題，都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所以，思想文化領域的改革大問題，是要促成一套新的主流價值體系。人本主義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但其內涵和外延都需要最佳化充實。
同樣，我特別在專欄中關注了中國的高等教育問題。高等教育和房地產在我這本書中都具有特殊價值，這是因為它們都是社會經濟矛盾最突出、最亟待改革的領域。高教作為「社會再生產」的核心體系，其改革尤其關鍵。中國高等教育的「高投入、低產出」已經是社會公認的問題。這與中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的地位極不匹配，而且也無助於中國經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提高。高等教育的首要問題，還是決策、考核與管理體制的官僚化。這與高校作為一個教育與學術共同體，特別應該強調專業精神這一點完全相悖。應該說，例如合併擴張、創新能力、評價機制等許多方面問題都是這一個問題引發的。所以，高校的「去行政化」和教育自治的確立應該是未來高教改革的方向。
一、政府應該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先於經濟發展的基本職責，加快職能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適當淡化，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不再抓經濟建設，而是在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經濟環境比較成熟之後，政府就有條件實現轉型，發展經濟的大部分職能可以由市場承擔。而在我國長期保持經濟高速增長之後，社會建設相對滯後，社會問題突出的形勢，倒逼政府必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社會建設上。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體制無法解決社會問題，只能主要依靠政府解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包括維護公民在生存和發展、就業和創業、收入分配、人才選拔、基本公共服務等方面的公平正義，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環境的公平正義。政府應該向法制型、服務型、公正型政府轉變，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職能邊界，從「萬能政府」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二、政府應該更加重視軟實力的提升，實現社會全面的發展。科學發展觀要求「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如果把經濟實力視為「硬實力」的話，則可把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面建設的水平視為「軟實力」。目前，我們在打造軟實力方面明顯滯後於發展硬實力。在國際上，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綜合實力的評價，更加注重軟實力的水平。當前打造軟實力我認為要突出抓好兩個方面：一是增強制度競爭力，從「摸著石頭過河」轉變到「修路搭橋」，不斷完善社會制度設計，健全體制機制，為社會建設提供長效保障。二是增強文化競爭力，尤其要促進形成既發揚優秀歷史文化傳統，又適應時代要求的當代中華民族精神。
三、維護社會穩定要創新思路。只有先「維權」，才能後「維穩」，政府把重點回歸到維護民眾權益上，才可能換來社會長久穩定。要力戒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尤其是對待群體性事件要變「高壓」為「減壓」，變「堵」為「疏」，變「新聞失聲」為「新聞公開」。政府必須學會與民眾合理合法上訪和平共處，保障民眾和社會的訴求渠道暢通，並積極主動促進問題的解決。切實改進信訪工作，建議取消信訪考核制度，一方面可以保障民眾合理合法上訪的權益，不然信訪部門從利益衝動來說是牴觸正常上訪的；另一方面可以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引導民眾和社會主要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訴求問題，扭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被動局面。加強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尤其是重大事件和突發性事件要及時公開，保障人民民眾和社會的知情權。
四、政府要善於做「小事」，杜絕「假、大、空」。當前，政府的工作容易陷入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軌道，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現行官員選拔制度使官員有為上級服務的利益衝動，而缺乏為民眾服務的利益衝動，民眾還難以影響官員的任免。因此政府容易滋生急功近利搞政績工程的行為，並且習慣於把一切工作政治化、崇高化。「民生無小事」，唱不出高調或者政績形象不突出的事情也應該重視解決，政府應「勿以善小而不為」，不僅要辦大事，還要善於做小事，才能一點一滴地解決民眾的實際問題。
五、政府誠信至關重要，自身建設亟待加強。目前群體性事件有一個比較明顯的發展趨勢就是「非直接利益者」的大量捲入，其中不少參與了暴力惡性事件。關鍵就是政府的誠信出現問題，民眾對立情緒強烈，一有風吹草動就尋釁滋事，即使對政府合情合理的做法也要牴觸甚至對抗。因此，政府一定要加強自身能力建設和廉政建設，樹立誠信政府的形象，真正執政為民，坐言立行，取信於民。要象溫家寶總理說的那樣，「要創造條件讓人民民眾批評和監督政府」，儘量減少政府工作的失誤和不廉政行為的發生。促進新聞立法，保護和規範輿論監督。
六、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加強基層自治組織建設。當前我國社會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基層社會的無政府狀態。應該充分發揮社會組織促進公民發展的作用，加快培育和發展各種社會中介組織，有效彌補政府服務的不足。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保障公民基本權益的作用，進一步規範基層自治組織的民主選舉和民主管理，探索在村委會和村民小組之外建立農民自治組織，調動公民自我管理的積極性。加快「工、青、婦」的改革，共同構築政府與社會的緩衝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