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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青春沒有逆襲

24歲的林宇第一次當伴郎。

他悉心置辦了一身正裝,顏色灰暗、款式規矩的襯衫加西褲。當初找工作時,也不曾有這樣拾掇自己的興致。在外地的大學室友要結婚了,特意叮囑他:“不要穿你的萬年球服過來。”林宇對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還是鄭重地答應了。

套上裝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陣彆扭,卻是欣喜的煩惱。他人的婚禮,自我的規範,對這個大學結業生來說,生活似乎要進入正常化的軌道。

林宇屬於社會所解讀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費主義的風潮裹挾了他們從童年至青年的全部過程。同時,他們又處在一個劇烈變化、理想主義遠去的時代,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從單純到世故、從無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長。

他們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時候都短暫。

2003年以後,大學擴招導致就業潮持續高漲,讀書的性價比劣勢改變了高等教育的傳統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亂的價值觀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間徘徊。培養精英的意義不再,整個社會在慨嘆中國的高校已淪為職業培訓場而又不夠實用的時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這代人的心理共鳴。“畢業即失業”並不是誇大其詞的恐慌製造,是大部分人必須面對的殘酷現實。

而與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種參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飛揚跋扈和不勞而獲。普通的年輕人甚至無須從網路和報端上獲取信息,因為同齡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許就在他們身邊。“只有身份才能改變身份”的社會價值判斷,深深烙在他們尚未成熟的價值體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學業,也不一定會有一個好的出路。對普通人來講,這是一個在起跑線上就已輸掉的時代。”林宇說。也許正是這種想法,讓他選擇了“混”.

大一的第二個學期,林宇掛科了。學校把成績單寄到家裡的時候,他和父母都不以為意。這個家庭還沒有從兒子考上北京重點大學的喜悅中冷卻下來。2006年,大學生的貶值和就業的困難已經被社會熱議,卻並不影響一個西部縣城對高等教育的過度期望,進入大學在那裡仍然是一個神話式的前程。在熱浪般的羨慕與祝賀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樣,掛科越來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於網路遊戲、足球。學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雙證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讓他自動禁止了內心深處的不安。“從當時掛科的比例來說,不乏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沒到4年就退學了。”林宇試圖為自己當時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說,你看,還有比我差的,應該是有一種比較普遍的潛在的東西在影響著我們這些人。”

等他發現大潰敗到了不可收拾的時候,馬上要畢業了。“知道雙證已經拿不到的時候,我就開始破罐子破摔了。覺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勞。”他放棄了任何可以補救的機會,帶著一張結業證離開了學校。“分別那天,所有人都說這沒什麼,但所有人都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林宇不是沒想過另謀出路,他稱之為喜劇式的創業計畫。他不斷重溫足球中的經典逆轉。2004至2005賽季歐冠決賽利物浦對AC米蘭,上半場連進3球的AC米蘭幾乎已經穩坐勝局,孰料下半場利物浦連扳3球,最終靠點球逆轉登頂,拿下了冠軍。這場賽事,林宇每看一次都會熱血沸騰,像信仰一樣為之膜拜、癲狂。他開始執拗地認為,自己的一生將只與足球有關。

他注意到很多人工作之後仍然願意回學校踢球,但是沒有一個很好的場地、賽事和信息平台。這或許是一個商機,可以做類似於足球聯盟的網站。這個想法燃起了他久違的熱情,他開始在紙上草創網站的頁面和模版。專注了一個月之後,發現所謂的創意不過就是一紙空談,他無法對別人清晰解釋客戶群體、盈利模式。足球帶給他的快樂與能夠轉化的價值之間,差之千里。“興趣是一回事,現實是另一回事。”林宇說。

“其實我只是把足球的逆轉投射到了現實生活,變異成了一種病態的自大和賭博式的心理。”林宇這樣解剖自己。他覺得憤青情緒也因此而產生,學業的失敗、無業的恐慌,都能在一邊上網瀏覽新聞,一邊痛罵社會和體制不公的快感中得到釋放。這是他的同齡人共同的成長體驗,網路信息的海量衝擊讓他們與社會提前相遇,電腦螢幕上呈現出的喧鬧和紛亂,遠比真實的生活更有戲劇性和吸引力,關注他者無異於暫時忘記自我困境的止痛劑。

足球中的逆轉並不是真實的人生,林宇開始清醒。

同學答應把林宇介紹到自己所在的小公司,要求不高,月薪2000元。然而,等了一個多月後,還是不了了之。林宇決定回家鄉跟親戚學做小生意,他想著自己總還是有“力氣”這點價值的。不過,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親戚的彩票店賣出一張彩票才賺1毛錢;周圍開飯館的人天不亮就要起床,人人都必須有手腳並用、精明油滑的本事。這是他第一次接觸真實的底層社會。“原來苦力活也不是誰都幹得來的。”林宇開始覺得,他並不屬於這個群體,“並沒有像小說里寫的那樣,什麼下定決心、發憤圖強,雖然沒有明確的想法,但是覺得該做點什麼了。”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拿到結業證的大學生可以在兩年內重新申請補考換取畢業證。只剩下半年的時間了,林宇決定重拾書本。他開始重新審視學歷在這個社會中的分量。腦中的路線圖也漸漸明晰起來,雖然拿不到學位證,但有了畢業證,便可以考研,新的學歷將沖刷掉結業生的污點。他太渴望擺脫低人一等的不堪境地,回歸用社會眼光看來正常的年輕人的行列。

然而,運氣好像自高考之後就再也不會降臨。在家裡埋頭苦讀,考試時坐火車來北京,掛掉的課程一門一門補過了,最終卻輸在了最後一科上。55分,宣判了徹底的失敗。

林宇說:“那段時間和家裡的衝突特別多,有時候會坐著發獃,也不知道在想什麼。”此時,他才真正撕開傷口,檢視自己犯下的錯。他想不通,要用什麼樣的代價才能挽回4年的荒廢。

林宇回到了北京,開始做簡歷,找工作。他希望能夠在自己栽倒的地方重新站起來。儘管單薄的一頁紙上,幾乎沒有可寫的履歷,但他終於要學著擺脫寄生的窘迫。一個月後,一家小公司接收了林宇,月薪3000元。他告訴父母這個訊息的時候,很平靜。

“無論如何,重拾了久違的那種規律狀態,儘管同學的研究生都快讀完了,你以為人家是白上啊。”林宇不再堅持他的“學歷無用論”.儘管仍然租著一張床位,每天要用兩個小時趕去上班,但他知道,24歲的這一年,他終於不再是個“另類”.偶爾,他也會想,社會壓力、親人的期望、自己的前途,這是不是青春應該承受的。

這不再是一個年輕即資本的時代,工業流水線上的經驗主義要求每個人必須在短時間內實現成人化,在一個競爭白熱化的社會環境中,犯錯的青春會被迅速、無情地拋棄,“做自己”顯得既無用又荒唐。當中國的權力和財富固化為當下的“二代”們所繼承和享受的物質的時候,他們這代人的橫向差距遠勝於任何時代。具備特定的血統和遺產,才能有閒庭信步的從容和放逐自己的資本。而對一個普通的年輕人來說,一步趕不上,步步趕不上,才是他們最真實的前路。所謂的“逆襲”,不過是自我安慰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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